文 王晓戈

“民间工艺是指我国各民族人民为适应生活需要和自娱、审美要求，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的一种工艺美术制品。”①吴祚来、陈宏仁主编《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江西美术出版社，1994，第127页。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以陶瓷、金属、玉器、髹漆、印染、织绣、木工为代表的民间工艺无所不在，它不仅是一个地区传统民间物质生产能力的标志，也是一个地区地域文化与审美习惯的具体表现。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自唐代以来，因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带动了传统民间工艺的发展。福建的各类手工艺品，以工艺精巧、雕刻精细著称，深得世人赞誉，这在中国工艺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福建传统民间工艺具有鲜明的商业文化特征，其艺术风格的形成经历了“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又与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商业文化的发育、消费趋向的变化同步。福建传统民间工艺中注重贵重材料的使用、纹饰繁缛、工艺精细、装饰华美的做法，深受福建古代商品经济需求与商业文化的影响，是福建自唐代以来传统物质生产技艺与工艺审美趋向发展与积淀的必然结果，对当代福建工艺美术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唐五代时期：生产技术的整体提升与海外贸易的初步发展

至秦汉以前，福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西汉时期曾建闽越国，后被灭。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大量入闽。建安郡、晋安郡、南安郡的先后设置，标志着中原文化在福建地区统治地位的初步确立。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始设“福建经略使”一职，福建也由此得名。

唐初的福建，“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此后，随着中原汉族大量迁入，福建的人口数量开始持续增长。唐末“陈元光开漳”及五代“王审知入闽”，都为福建带来大量的北方移民，加快了福建经济开发的步伐。隋朝，福建仅设4县，人口仅有1.2万户。至唐开元年间，福建已经有9万多户，其中漳泉二州7县共5万多户，占全闽总户数的一半以上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由于人口的增加，福建开始有足够的人力兴修农业水利设施，并通过围海造田增加了土地面积。唐代，福建兴修水利共计29次。水利设施的兴建，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粮食增产，反过来又带动了人口增长。

唐代，福建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在山区，宁化的伐木业始于隋末唐初，建茶和武夷茶都萌兴于唐代。在沿海地区，漳州出产荔枝、龙眼、芭蕉、柑、桔等水果，并得到大规模种植，福州所产的橄榄、姜都被列为贡品。福州的蕉布，泉州的绵、丝、蕉、葛等，质量上乘并被作为贡品。经济作物收入较高，又能促进相关手工业的发展，这为当时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福建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在唐代开始显现出来，制造业的发展更趋完备。福建的制盐与造船业极具规模，金属冶炼业开始发展起来。唐代福建有9县出产金、银、铜、铁金属矿产①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唐代福建有九县出产金属矿产，其中福唐产铁，尤溪产银、铜、铁，建安产银、铜，邵武产铜、铁，南安产铁，将乐产金、银、铁，长汀产铜、铁，宁化产银、铁，沙县产铜、铁。。随着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唐会昌五年（845年），福建开始铸造货币。铁器生产有利于生产效率、生活水平的提高，贵重金属的开采和货币铸造，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

福建的陶瓷产业在唐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唐代福建瓷窑遗址共有16 处，主要集中在泉州和建州地区，采用叠烧法和斜坡式龙窑烧制等较先进的工艺，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成品率。唐代最长的龙窑——建阳将口窑，长度达到52米，这表明唐代时福建陶瓷产业的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为宋元时期福建的陶瓷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福建位于东海与南海的交通要冲，海运便利。自唐代起，福州、泉州成为中国重要的港口，海外贸易逐渐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唐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Talas）战争失利及之后的“安史之乱”爆发，导致唐朝与西亚各国的陆上贸易线路被切断，对外贸易的重心不得不从陆路转向海路。而此时福建因高山阻隔，相对较为安定。同时，随着陶瓷业、纺织业、金属冶炼业、造船业的迅速崛起，各类物质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福州港的重要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唐代，福州商品经济发展已初具规模，“廛闬阗阗，货贸实繁”②裴次元：《球场山亭记》。，吸引了许多海外“夷人”来此寄寓。五代王审知治闽时“尽去繁苛”，发展商贸；同时开辟甘棠港，“蛮夷商贾，纵其交易”③孙尔准：《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五代封爵》。。一时间“工商之饶，利尽山海”④苏辙：《栾城集》卷三十《林积知福州》。。海上贸易的发展，也为福建各类民间工艺品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带动了民间工艺在生产能力与技艺上的提升。在这一时期，福建各地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福建地区文化与艺术及石雕、木雕、彩绘等民间工艺的整体提升。

唐五代时期是福建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期与传统民间工艺的积累期。在这一阶段，福建商品经济的趋向已经初步形成。福建人口得到快速增长，中原地区的各类先进技术随着移民的迁入引入福建，各类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山区的伐木业、茶业逐步兴起；沿海地区的农业从唐初的注重粮食生产开始转向注重经济作物的生产，水果、桑、麻等经济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再通过手工业及商贸活动而获得比传统粮食生产更丰厚的经济收益。制造业发展愈加完备，制盐、冶金、造船、陶瓷、建筑等行业都较为繁荣。福建生产的纺织品、金属制品、陶瓷产品，质量已经不亚于北方，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也开始有足够的产品用于外销。城市发展带动了文化与艺术发展，佛教艺术的传播带动了建筑、木雕、石雕、彩绘等民间工艺发展。由此，福建靠山临海、资源丰富、海上交通便利等有利于商贸活动发展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作为物资与信息的汇聚地，福州港、泉州港的兴起，为福建商品经济和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带动民间工艺的整体繁荣

宋元时期是福建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期。宋代时，泉州迅速成为中国南部最繁荣的商业港口，直接带动了整个地区民间工艺的发展。元代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促进了泉州的持续繁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其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达到历史高峰。

人口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宋代时，福建人口进一步大幅增长。宋初福建人口户数只有46万户；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160万户，人口增长了3倍以上。 同时，宋代福建的水利建设达402次，项目数量在全国名列第一。《宋史·地理志》称，福建“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⑤林汀水：《唐以来福建水利建设概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在山区，梯田与水车（筒车）灌溉技术都得到广泛应用，福建开始成为南方著名的粮食产区。与此同时，因福建山地居多，耕地面积有限，人口的迅速繁衍加剧了地少人稠的状况。当时“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者有之，而惟闽为多。”⑥曾丰：《缘督集》卷十七《送缪帐·解任诣诠改秩序》。其中一部分福建人口背井离乡，迁入其他省份或移居海外谋求发展；另有一部分人口逐渐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手工艺等其他行业，并为福建各类高端工艺品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海外贸易成为宋代福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泉州迅速成为福建经济中心与中国南部最大的贸易港口。据《诸蕃志》记载，宋代泉州已与58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往来，是与广州齐名的国际化大港口。当时的海外贸易多为“金银、纸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满、苏木等物”①脱脱等：《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福建自唐代以来金属冶炼、造纸、纺织、茶叶与瓷器等行业的稳定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经由福建输入的这些贵重材料，通过陆运或海运销往内地，不但能获取高额的利润，也解决了福建民间工艺中高端工艺品生产的原料问题。

福建港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引发了福建地区商品生产的热潮，并带动了商品生产技艺的提高、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港口周边交通运输的整体发展。

宋代是福建窑业的鼎盛时期，为便于瓷器外销，福州港、泉州港周边兴建了大量瓷窑，所产的青瓷、青白瓷、白瓷和黑瓷等品种，产量高、质量好，除了一部分用于满足本地和国内生产生活需要外，还大量烧制军持、龙纹大罐等具有异域特色、器型独特的外销瓷器。宋代福建窑址遍布全省各地，数量高，规模大，形成了黑釉瓷、青瓷、青白瓷三大瓷系。此外还有绿釉、褐釉、黄釉、釉下褐彩、剔刻花等瓷器品类。宋代建阳建窑所产“建盏”，成为宋代茶人珍爱的茶器，并带动了全国范围内黑釉瓷器的发展，其影响远播日本、朝鲜。宋代福建的青瓷、青白瓷也成为外销的热门商品。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止货币外流，朝廷规定市舶司与蕃商交易时“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物博易”②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使瓷器能具有部分“货币”的功能，进一步激发民间陶瓷行业的发展热情。元代福建制瓷业规模较南宋时期略显收缩，所生产的陶瓷依然以外销为主。

纺织业也是福建民间工艺中的优势项目。宋代木棉在福建得到广泛种植，福建所产“吉贝布”，“南北走百价”③朱松：《韦斋集》卷三《吉贝》。。唐代泉州已可生产高质量的贡绫，到了宋代，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不仅规模大、产量高，且质地优良。南宋初年，宋皇室中的一支迁入福建，同时南宋政府在福州设立了“文绣局”，负责福建丝绸纺织生产，供皇宫御用之需。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福建丝织水平的提升。宋朝的福建丝绸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开始从泉州大量出口，运销国外。当时从泉州港出口的丝绸商品中，有建阳锦、饰锦、锦绞、白绢、五色绢、锦帛、绢伞、绢扇等十多个主要品种，这些丝绸产品大部分是福建各地制造的。福州南宋黄昇墓与“端平二年”（1235年）南宋墓所出土的数百件精美绝伦的丝织品，是宋代福建丝绸织造技艺的重要见证。

宋代是福建桥梁建设的一个高峰期，福建桥梁修建与泉州港兴起的历程几乎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宋桥现有量中福州18座、兴化46座、漳州50座、泉州115座，数量最多，其中晋江有宋桥43座，仅宋绍兴年间修建的桥梁就多达15座。这些桥梁从宏观来看，均对南关港、石井港、泉州湾三大口岸呈辐射格局，充分保障了各类物资集散，满足了泉州港的商业需求。

造船技艺历来是福建的优势项目。福建出产的“福船”是我国帆船航海时期的三大船型之一。“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④吕颐浩：《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宋代开始，福建所造之船为性能最优良之船舶便成为定论。福船作为宋元时期重要的商贸船舶，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

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古田、上杭、归化都有矿开采与冶炼，银矿则多达70余处。宋代，福建是全国产银最多的地方。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福建银矿占全国银矿总额的30%；南宋乾道年间福建供银16万余两，约占全国供银总数的60%。宋代时福建铜矿有44处，铜的产量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铁矿至少也有83处，还出产铅、水银、锡和矾。因金属冶炼业的发达，福建成为南宋货币铸造的重要地区。金银等贵重金属及货币的生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铜器、铁器也是海外出口的重要商品。

宋代泉州晋江县乡间，在急剧膨胀起来的海外贸易业的刺激下，形成了以手工业为主体，以自然聚落为基础的经济分工群体，“陈坑之民织竹以为器，龟湖之民细布而善酿，下浯之民织席榨油，沟头之民陶瓦砖，拱塘之民线猪”①何乔远：《闽书》卷八《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引陈凯《陂洋塘记》。。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主导下，通过区域性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与规模优势降低成本，显然是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这种在商品经济推动下，物质生产的地域性分工与合作，为追求商业效率而进化出的全新生产模式，对后世民间工艺及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两宋时期，福建科举入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出现了一大批以蔡襄、朱熹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文化的发展带动了福建刻书业的兴起。当时的书坊遍布八闽，形成官刻、私刻及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南宋以后，建阳迅速超越福州，成为福建乃至全国的刻书中心，雕版技艺的发展、“建本”图书的广泛传播又对福建“闽学”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助力。

宋元时期，福建民间宗教信仰之风更为炽盛。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几乎都曾传入闽中，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泉州，留下了佛教、道教、景教、尼教、印度教等宗教的遗迹，因而被视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福建出现许多著名的高僧，或开宗立派，或持一家之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北宋庆历三年（1044年），福州就有寺院“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②梁克家：《三山志》卷三三《寺观一·僧寺》。。除佛教以外，福建还有不少宋元时期修建的古代寺庙保存至今。众所周知，古代寺庙、道观、宗祠等大型建筑的营造，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建筑主体的修造以外，在建筑装饰上，还会运用到石雕、木雕、砖雕、泥塑、壁画、彩绘、陶瓷、剪瓷雕、灰塑等多种工艺，堪称民间工艺大展台。这些宗教建筑对于研究我国建筑史、宗教史以及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福州开元寺的宋代铁佛、漳州南山寺的弥陀大石佛、福清海口弥勒佛石像、泉州清源山老君像、晋江西资岩的“五佛像”、南安九日山石佛等，这些造像既是重要的宗教文物遗存，又展现出福建古代工匠极高的艺术造诣。

从总体上看，北宋时期，福建的海外贸易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南宋政府偏安一隅，对海外贸易产生的财政收入更为依赖；元朝政府历来重视商贸，也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因此，整个宋元时期，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福建民间围绕海外贸易而开展的外销商品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带动福建民间工艺进入一个发展高峰。

福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商品经济和民间工艺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各类从海外进口的“奇珍异宝”又为福建高端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随着泉州的迅速崛起，福建成为中国海洋商贸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以海外贸易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下，陶瓷、丝绸为代表的传统手工产品技艺迅速提升，产量巨大，蜚声海外；船舶制作、交通运输等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宋元时期城市文化的发展、民间信仰的炽盛，在客观上形成了福建本地对陶瓷、漆器、丝织品等高端工艺品，及建筑、雕塑、彩绘、家具等民间工艺的巨大需求，推动了福建民俗文化、民间工艺的持续繁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福建传统民间工艺“生产区域分工”“艺人职业化”“工艺精细化”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以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大量外销商品生产，促进了中外文化与民间工艺的交流，拓展了民间艺人的视野，也极大地丰富了福建民间文化与民间工艺的图形元素与造型手法。

三、明清时期：商业文化、奢侈之风与民间工艺奢华风格的形成

明清两朝政府总体上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海外贸易的发展，但为谋生计，沿海地区民间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却从未停止。而一旦海禁解除，沿海地区的商业活力又会被迅速激发出来，并带动整个地区的商品经济与民间工艺的繁荣。这一时期福建的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虽然远不如宋元时期的泉州那样具有国际性声望，但得益于山区经济得到充分开发、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海上陆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与邻省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等因素的影响，在海外输入的大量白银的刺激下，福建的商业极度繁盛，商品经济规模大大超过前代，并带动民间工艺达到了新的高度。

明初的福建人口有384万，明末时约有640万人，清代福建人口又较明代增长1倍，到道光九年（1829年）时达到1240万人，人稠地狭的问题较宋元时期更加严峻。因本省土地大部分用来种植烟草、蔗糖、茶叶等高收入的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要依靠海运从浙、粤等地输入，而海上运粮一旦不及时，往往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发饥荒。到明代中叶，番薯、玉米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供应问题才有所缓和。清代，台湾大米开始大量输入福建，这为福建经济作物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明代，福建的物产可谓“衣被天下”。银矿开采、制盐、造船、制茶、丝织作为明代福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保持了较高的工艺品质；民间制茶、制糖、烟草、伐木、纺织、酿酒、造纸、陶瓷、冶铁业也极为发达，在国内均享有盛誉。明清两代，陶瓷、茶叶、丝、砂糖都是福建销往外省及海外的热门商品，木材、纸张、靛青、水果、烟草等在其他省份极为畅销。福建出产的福绢、改机锦、莆绢、建宁锦、漳绒、漳绢等丝织品，广受国内外好评；福建工匠技艺出众，仿制“北土缇缣，西夷之毳罽，莫不能成”①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志·泉州》。。明代德化白瓷品质上乘，名匠何朝宗所作瓷塑造像，堪称明代陶瓷雕塑的代表。德化成为南方重要的陶瓷产地，德化出产的“送子观音”像，在日本销量惊人。故《闽部疏》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

明清两代，福建是国内对外贸易最发达的省份。明代福建的市舶司主要开展官方认可的与琉球的朝贡贸易，而在民间，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商人通过走私贸易，成为海上贸易的巨商，并控制了马尼拉、澳门、巴达维亚、平户等海外的主要贸易港口的商业活动。作为清代中叶后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口岸的广州，广州商行多为福建籍商人。经由海上贸易的推动，福建的农业、林业与手工业的产品日益商品化、产业化、规模化，全省各府县都形成了可观的商品生产。福宁州的渔业与种苎业；建宁府、邵武府的茶叶、造纸、木材、香菇、竹笋等产业；延平府的冶铁、苎布、木材等行业；汀州府的种菁、种苎业；泉州、漳州的制糖、制烟业；福州、兴化的果树种植，都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 明末，福建市镇的商品经济都有极大发展，泉州地区在明代末年约有泉州城的6个市，晋江的11市，同安的12市，惠安的7个市，南安的15市，共为51个市，平均每个县约有13个市。其中永宁卫、安海市的城市规模可比县城。

明代中期以后，受到商品经济繁荣的冲击，福建的社会风气产生巨大转变，“奢侈”之风日盛。当时清代的月港“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盻逢辰，容致巨万”②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五《风土·风俗考》。。明末的漳州府，“人无贵贱，多衣绮绣”③张燮：《清漳风俗考》。；当时泉州府的普通民众，“家无担石，非色丝盛服不出”，“少年轻俏，窄袖秃巾，衣冠多不循制度，以自为容悦，晋（江）、同（安）二邑尤多”④《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到清代，“福、兴、泉、漳四郡，用物侈糜，无论其他，即冠带衣履间，动与吴阊杭越竞胜”⑤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当时的厦门“衣服华侈，迥于他处。最靡者役隶优伶，被服胜于士大夫。妇人服饰尤务为工巧新奇”⑥道光《厦门志》卷十五《俗尚》。。福建民间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也极尽排场铺张。当时晋江民间“岁时行乐，如元夕闹灯，端午竞渡，犹曰古傩遗意，若乃迎神赛会，装饰抬阁，穷极珍贝，夸耀街衢，普度拈香，结搭幛棚，连宵达旦，弹吹歌唱”⑦乾隆《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福州“每岁迎神设醮，举国若狂”⑧《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五《风俗·福州府》。。婚嫁活动中，晋江民间“婚嫁颇尚侈观，而巧匠导其流，割裂缯帛，彰施采绣，雕金镂玉，以相夸竞”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漳州“民间婚姻，男家务为观美，女家极力以求，称之侈靡无节”⑩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清代厦门婚嫁以礼为重，以致“在富者为所欲为，中户嫁一女费过半矣，甚有鬻产嫁女者，何其愚也”⑪道光《厦门志》卷十五《俗尚》。。

奢侈之风是商品经济与商业文化的产物。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奢侈性消费风尚，是在与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社会俗尚等诸因素互动中生成的。事实上，由民间信仰为支撑的节庆狂欢活动的排场豪华、挥金如土，以及市镇生活的富庶与侈靡，所反映的奢侈风尚，都与经济的转型和高度发展密不可分。奢侈风尚既是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产物，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虽然奢侈之风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但在商业社会中也有积极的作用。富豪的消费方式，激发更多的人去追求财富。“海禁开放以后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①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城市文化的发展、奢侈风气的盛行，客观上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对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益的。万历《漳州府志》云：“一家之繁废，十家取给焉。贫人得糊口其间，损有余补不足，安知非天道乎？”②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六《风土志》。高端奢侈品的生产，为漆艺、纺织、服装、木雕、家具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平台；民间追求“工巧新奇”的时尚热潮，又带动了消费的不断升级与技艺的不断提升。福建的民间工艺中，以木雕、石雕为代表的一些高端工艺品类，其雍容华贵、繁复精巧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明清时期福建奢侈性的消费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看，这类价格高昂、费时费工的高端工艺品的生产，以及奢侈风气引发的消费热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并沉淀过量的社会财富，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福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奢侈品的生产直接带动了民间工艺水平的提升，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民间艺人。明代的漳州“城门之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心手俱应”③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六《风土志上·风俗考》。，甚至民间还能仿制各类西洋器具，“自鸣钟，贾舶来者……后漳人学制，渐近自然，不须夷中物矣”④崇祯《海澄县志·物产》。。漳州所制作的轿子，“编竹丝作鸟兽花草之纹，在阿堵中镂骨作花饰之，精巧轻便，宇内无双。”价格越来越高，“比来一乘有价至二十金者”⑤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六《风土志上·风俗考》。，当时山西“洪洞嫁女，以漳州牙轿为华观，无则多方借之”⑥姚旅《露书》卷八《风篇上》。。

清代福建的石雕、木雕、彩绘、漆器、竹木牙角、花灯等民间工艺都以装饰华美、工艺精湛著称，并成为福建传统优势项目。清康熙年间，仅漳浦一地，就有许多绝艺与名匠，漳浦出产的“桃珠”，“用桃核雕刻人物，其上掩映玲珑，望之若数层”；陈信甫“能作自鸣钟及诸玩器”；杨玉璇“善雕寿山石，凡人物、鸟兽、器皿、俱极精巧，当事争延致之，又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见者惊奇”；赵彦衡“有巧思，能为指南针、自鸣钟、及以水晶玻瓈作眼镜，远烛千里”；洪三观“能以水晶琢成酒瓶，瓶有盖，就中刻成连环系之，工夫天然精致”；王矞生“能以桃核刻小舟，为东坡赤壁游，樯帆舵棹毕具”。⑦（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物产》、卷十六《方技》。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想见清代富庶的闽南地区民间工艺的兴盛与繁荣。

事实上，明清两朝由官方主持的“朝贡贸易”并未让民间获得太多实际的经济利益，而在民间，有“海禁”时期民间走私贸易，以及海禁令解除后的民间对外贸易才真正为福建带来巨大的经济活力。这一时期，福建山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福建与浙江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福建的各类物产通过浙江进入长江流域，并行销全国换取粮食等必需的生活物资。福建高端工艺品在国内国外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通过商贸活动，大量的海外廉价白银经由福建输入中国，带动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整个地区奢侈风气的形成，最终促成福建民间工艺奢华风格的形成。

四、结语

我国的传统民间工艺既是一种物质生产方式，又是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作为物质生产方式的传统民间工艺，在满足商品功能需求的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所处时代民众的审美偏好与时尚要求。

福建民间工艺特色是随福建商品经济的阶段性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福建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了极大提升，能满足本省需求。福州、泉州港因海外贸易而兴起，带动了周边地区商业与手工业的同步发展，为福建民间工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港的崛起，福建泉州进入全盛时期，在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外销型的商业模式促进了商品生产繁荣与“分工区域化、工匠的职业化、工艺的精细化”。这一趋势伴随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得愈加明显。明清时期，海、陆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福建与邻近省份及海外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商品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生产工艺与艺术水准的整体提升。与此同时，福建民间“奢侈之风”带动了各类高端手工艺奢侈品的生产，为石雕、木雕、漆艺、纺织、服装、家具等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将福建民间工艺“精雕细刻、富丽堂皇”的奢华风格推向极致；而此类高端工艺品的生产反过来对于沉淀过剩的社会财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福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中心，但由于商业与手工艺的发达，对市场需求高度敏感，充分利用自身加工优势来满足国内外市场对奢侈品消费的偏好。福建传统民间工艺“材料贵重、雕工精湛、纹饰繁复、装饰华美”的风格特色，是福建自古以来在商业经济带动下的商业文化的具体体现，也与福建自唐宋以来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丰富、擅长手工技艺的文化传统相关，是福建在不同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方式等因素的互动过程中累积而成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独特性与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