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煜 马 骄

(广东理工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广东肇庆 526100）

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是针对生活满意度的人口学变量，如婚姻状况、收入、环境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等。自20世纪90年代由Seligman倡导发起积极心理学运动以来，积极心理学在心理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它旨在帮助人们更健康、有尊严的生活。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大热点之一，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内容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一、生活满意度

（一）概念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总体评价，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池丽萍，辛自强，2002）。Shin和Johnson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1978）。樊富珉（2000）等将生活满意度定义为能够反映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苗元江（2003）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当个体认为已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会根据自己之前设定的各种期望值的整合来评价这一需要的满足程度”。孟万金（2008）认为生活满意度是“通过测量某一群体对其生活总体的满意程度，来反映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以及身体、心理、社会等各方面的适应水平”。

生活满意度是一种主观感受，与个体的期望和评估有关。它是人们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生活进行评价的结果，受当事人此时此刻的认知和情绪影响较大，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生活满意度不仅可以评价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发展水平。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主观幸福感”还包括情感成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也包含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

（二）结构

生活满意度被分为两类：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一般生活满意度是指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特殊生活满意度是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如学校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

也有学者把生活满意度分为单维结构或多维结构。单维结构认为个体是基于自己对生活境况的一般感觉来判断自身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与其处于特殊条件下的生活满意评价无关。多维结构观点则认为，生活是由很多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生活满意度也应该具有多层次、多维度，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生活领域共同决定了其一般生活满意度水平。

我国学者大多持多维结构的观点，但对维度的划分存在不同观点。如王长海等将生活满意度划分为社会适应、身心状况、物质生活和社会支持几个维度；张兴贵、郑雪等将其分为两层次、六维度，自我满意和环境满意构成了生活满意度的两个层次，分别包括友谊、学业、家庭、自由四个维度满意度和学校、环境两个维度满意度，共六个维度。

（三）测量

由于对生活满意度划分的不同结构，导致开发出的测量工具存在差异。

单维量表一般是用来测试被试者对整体生活水平的认知和感受，根据对整体生活的体验做出自己的判断，不涉及某个特殊的生活领域。这类量表主要有Neugarten等（1961）发表的生活满意度量表（LSI）；Neugarten，HaVighurst，Tobin（1981）编制的“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LSR），之后经过范肖修订，得到“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A量表”“生活满意度B量表”三个分量表；Diener（1985）开发的“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包括5个项目，7级标准，适用人群广泛，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Adelmand（1989）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PLSS），包括19个项目，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多维量表，其理论假设是个体根据不同的特殊生活满意度来确定总体生活的满意度，可以测量某一特殊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还可以测量总体生活满意度，比单维模型更加完善。每个具体生活领域的测量项目的平均得分是该领域的特殊生活满意度，这些分数的简单相加或加权相加到生活满意度得分。Huebner（1994）编制的“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包括影响中小学生家庭、学校、朋友、自我、生活和环境六个维度，共40个项目；张兴桂、何立国等（2004）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将生活满意度分为自我、环境两个层次，共包含六个维度。王昌海等（2005）修订的“特殊领域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共有32项，分为物质、精神、身体和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学习，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形式等方面的满意度，根据实践效果来看，无论是信度还是效度，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二、控制感

（一）概念

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指个体对自己能够控制外界事物和环境的认知与感受。个体总是希望能够预知和改变环境，因此控制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它与个体的实际控制能力有所区别。

（二）结构

自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界对控制感的研究逐渐升温，众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控制感的理论。

Rotter于1966年提出“控制源”理论。Rotter认为：个体会依照经验形成不同情景下特定行为导致特定结果的泛化预期——即结果或称强化是由自己控制还是外部因素控制的预期——称为控制源。个体倾向于认为结果是由于自身的行为或特质造成的，称为内控；个体倾向于认为结果是运气、机遇、命运或有势力的他人等外部因素控制的，称为外控。

Bandura提出了自我效能感概念，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他认为，在对自我的调控中，个体对自己能力的判断起主要作用，并将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三个维度：水平维度指个体效能感水平的高低；强度维度指自我效能感的稳定程度，即是否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降低自我效能感；广度维度指自我效能感应用领域的广泛程度，是特定领域还是普遍领域。

Paulhus和Christie于1981年提出控制圈理论，对多维度控制感进行阐述。认为个体会在其参与活动的三个领域寻求控制感：一是个人效能，主要表现为学业、智力游戏及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二是人际控制，主要指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三是社会政治控制，体现为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

Rothaum、Weisz和Snyder提出控制策略的概念，将控制策略分成初级控制和次级控制。初级控制指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环境进而获得控制感；当无法通过努力改变环境时，个体就转而调节自身，接受现状，适应环境，此称为次级控制。

（三）测量

Rotter于1966年编制了“内—外控”量表（I-E），共29个项目，每个项目包含内外控两种描述，得分范围0分（完全内控）—23分（完全外控）。国内王登峰对其进行了修订，简化为19个项目。Levenson（1973）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内控性、有权势他人及机遇量表（IPC），共包含24个项目，分为内控性、有权势他人和机遇三个分量表，用以测量人们评估结果时是认为由自我行为、有权势的他人还是机遇导致的倾向。

对于自我效能感，学者们的取向有两种：一种是一般领域自我效能感，Schwarzer等编制的《一般领域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即为其代表；另一种是具体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学者们根据特定的研究领域及对象，编制出了适用于各领域的效能感量表，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Paulhus和Christie依据“控制圈”理论编制出《控制圈量表》（SOC），内含三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个人成就、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三个方面的控制感，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行了两次修订。

Heckhausen和Schul在1995年编制了《初级与次级控制最优化量表》（OPS量表），用以评价个体发展不同年龄段使用控制策略的情况。崔淼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文化背景编制了中国版的《控制策略量表》（CSS）。

三、不同控制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控制感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心理感受之一，对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积极心理认知与体验必然有影响。回顾以往的研究，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的控制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从控制源的角度，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内控型与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显著，外控型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显著。杨洪智等[1]、高传霞[2]、洪程晋[3]、王鲁惠[4]等人的研究均发现内控型与生活满意度成正相关关系，相关程度在0.203-0.44之间。研究者们认为内控型的人更相信事件结果主要受自身行为、努力或能力的影响，可以由自我掌控，因此会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评价；而外控型的人觉得是外在因素，如机遇、有权势的他人等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努力和能力等内在因素很大程度是不起作用的，故生活满意度偏低。同时也有结论不一致的研究——如曹科岩等[5]、王凤等[6]、卓云莹[7]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外控型成正相关关系。研究者们解释为：人们生活中出现了不可控的事件（如亲人离世）会导致无力感、无助感、低自我效能感，以致最终抑郁；或内控型个体在失败时对自我更为自责，有更大的挫败感；或同时研究的其他变量如人际关系、社会支持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产生了作用。由此可见，还有其他因素与控制感共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除以内外控划分的控制感，其他结构划分的控制感（如控制圈和控制策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沈烈荣等[8]、陈锡友等[9]、张燕平等[10]使用《控制圈量表》（SOC）进行调查，结果多显示个人效能和人际控制两个因素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显著，且人际控制因素似乎更能预测生活满意度；而社会政治控制因素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并不显著。“人际交往”是社会功能的主要方面，其结果直接反映了社会支持水平、人际关系质量等社交类的内容，这也是人们评估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涉及使用的控制策略对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有何种影响时，个体占有的“资源”因素也加入到影响行列。崔伟[11]对硕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单玲玲[12]对小学至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使用初级控制策略能较好地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尤其在个体已占有或可能获取更多资源的情况下；而在资源不足或目标较难实现时，个体倾向于使用次级控制以提升主观幸福感。崔淼[13]和牛玉柏等[14]对老年人的研究中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个体如果拥有更多资源，则更倾向于使用初级控制策略，这能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由控制策略对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可以看到，人们在与环境抗争时，并不是被动接受或顺应，而是体现了主观能动的趋势：首先“争取、努力”以实现目标获得满足或幸福；如果目标难以实现，则调整认知以保护自尊，进而提升满意度或幸福感。

当然，关于控制圈或控制策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还十分有限，并不能确定他们的具体关系及作用机制。

四、影响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因素

控制感的结构——控制源、控制领域、控制策略表明研究者在对控制感进行划分时，考虑的是“由什么”控制、控制“什么”和“如何”控制；生活满意度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满足”程度的评估，即是否在生活中“获利或止损”。这提示对控制感和生活满意度有影响的其他变量，可能都会影响到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一）社会环境因素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最常被用来探讨的文化差异变量之一。研究表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对控制源及控制策略有一定影响。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对环境、人际交往的掌控，更愿意选择初级控制策略；集体主义文化更提倡个体放弃一部分控制感以服从于环境和组织、接纳改变，更倾向于从机遇及有权势他人处寻求控制感。生活满意度受个人—集体主义差异的影响可能表现为：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的情感体验更能预测生活满意度，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更高，但究竟哪种文化下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却存在研究结果的差异，原因可能是调查对象群体的不同、出生年代的不同或使用调查工具的不同等。

经济水平反映个体的能力、社会地位等可进行社会比较的方面，高经济水平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控制感，也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有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之后很难再对生活满意度起作用，由此可见，经济水平对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如控制感、社会比较、可利用资源、人格等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仍有待探讨。

父母的教育方式将会影响子女的控制感，研究显示，父母提供帮助的教养方式更能帮助子女形成内控性倾向，而过分保护、苛刻要求和疏离可能会助长子女外控的形成[15]。同时，民主与开放的教养方式，可以预测子女的高生活满意度；专制与放纵的教养方式，则预测子女的低生活满意度。

人际相关因素是一类包含了主客观多变量的综合因素，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与他人互动的一类模式。内控性倾向的个体与对他人的信任度正相关，更容易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更可能获得支持或向他人寻求支持；外控性的人在这方面的优势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另一方面，人际交往类型中主动性、支配性、开放性因素除了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中的友谊满意度维度有正向预测作用，还会影响生活满意度中的“家庭”和“学业”维度以及总体满意度[16]。许多研究都显示，内控倾向与较好的人际关系、信任和社会支持以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限于方法学、样本偏差等原因，我们尚不能确定人际相关因素究竟是作为与生活满意度类似的结果出现的，还是在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间起到了调节或中介作用。

（二）主观心理因素

人格因素对控制感的影响是深刻、紧密且多元化的，毕竟控制感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特质。报告的文献大都以某种人格特质与控制感的关系和作用方式为研究内容。文献显示外控性或低自我效能感的人更可能遭受抑郁心境、情绪不稳定及精神障碍；内控性或高自我效能感不但具有保护作用，同时能使人体验到更高的自尊。人格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大五人格中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如果能将控制感与其他某一或多个人格因素置于“人格图谱”中，进一步确定它们与生活满意度的联系及预测作用，无疑能使积极心理学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实践指导意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学者们更愿意将应付方式看作一种人格特质，同时也承认应付方式具有情景性和过程性。在经历应激源时所使用的应付方式如果能帮助个体解决问题或减少生理症状，则不失为“有效的”应付方式，并能提升个体对自我效能感的评估，提升生活满意度。而使用哪种应付方式则与个体的过往经验、预期、控制感等相关联。研究显示，内控的人比外控的人更多地使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应付方式（采取直接行动以减少或消除应激源），更少使用“以情感处理为中心”的应付方式（调节情绪感受的不适）。大多研究者对应付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也有比较一致的结论：问题解决、求助和合理化的应付方式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发泄、回避和不良情绪的应付方式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

五、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关于控制感和生活满意度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大学生和老年人群体，其研究结论对其他更广泛的群体是否有生态效应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兼顾社会各阶层、职业等不同样本加以验证。

由于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的特性，查阅的文献绝大多数为相关研究，实验性的研究还非常有限，研究方法和工具难以统一也是造成结论不一致的一个因素。研究者对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划分存在多元化的分歧，对于学术界来说的百花齐放，使研究结果处于不断被“证实—推翻—丰富—发展”的循环。要明晰控制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在前人研究理论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更为标准化、结构化、多维度的研究体系，并将更具说服力的元分析、前瞻性研究等纳入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