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光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图书馆 浙江绍兴 312030）

1 引言

早在西方列强对外殖民和推广文化的过程中，图书馆作为一个保存知识和传播文化的机构就已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图书成为改变人们思想的一种武器，成为参战国争夺的对象，被洗劫的图书馆不计其数。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极其重视海外图书馆的建立和运作，图书馆成为冷战的利器。在近几十年里，推广本国语言、吸引外国留学生和在海外建立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信息中心（或文化中心）已成大国文化外交活动的“标配”，图书馆在国际关系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2 图书馆与文化外交

2.1 文化外交中图书馆角色的诞生

西方国家的对外文化传播始于早期的传教活动，然后才到有意识地进行文化传播和建立国际话语权。传教士在海外的传教活动离不开《圣经》等宗教图书的使用，教堂和修道院常常附设小型图书室。进入20世纪以后，在海外兴办教育成为教会进行传教的重要手段。以在华教会大学为例，西方传教机构先后建立了16所大学，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各差会及基督教人士创立的大学有13所。各教会大学都设立了采用西式管理的图书馆，从国外购入图书以传播宗教思想和西方文化。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宗教类图书占比很高，据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回忆，当时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五千册藏书中有三分之一与宗教有关[1]33。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占比也较高，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3年）的有关数据，9所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占藏书总数的27.9%，而13所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则占总藏书的33.7%，即馆藏的三分之一为外文书[2]。大部分中国教会大学在国外注册立案，其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外国挂钩合作的大学，进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教会大学对中国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富裕家庭学生的首选。教会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很高，成为许多领域的中坚力量，如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占据民国政府外交界的半壁江山，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社”派驻世界各地的代表。1940年，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曾说过：“打开现代《中国名人录》，我们知道中国名人有百分之五十一是受过基督教大学教育的。”[1]223可见，经过短短的几十年，外国教会通过举办高等教育培养社会精英的方式，为其在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史中，作为教会重要组成的图书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美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双边中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业，双边中心是一种独立机构，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大多设有面向学员的图书馆。截至1945年，美国与拉美国家共建了38所双边中心[3]538。“二战”期间，图书馆的文化外交功能被发掘，成为一种外交工具。1942年4月，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协助下，美国政府在墨西哥城建立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馆，这是美国在拉美的第一个海外图书馆，之后又在巴西和阿根廷两国首都建立了托马斯·杰斐逊图书馆和林肯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配合美国政府外交的需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而绝不只是一个储藏资料、提供阅览的图书馆。1942年12月，美国战时新闻局在伦敦建立第一个战时新闻局信息中心，这是一种小型的参考图书馆，此后，在英联邦国家主要城市也开始设立此类图书馆。1945年美国海外驻军又设立了海外的第四种类型图书馆，也叫信息中心，但在德国叫美国屋（Amerika Haus）。

2.2 冷战时期图书馆的文化外交角色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务院接手了海外名称不同的4类图书馆，后转由美国新闻署下属的信息服务中心（ICS）统一监管所有海外图书馆。截至1953年1月，美国在64个国家拥有196个海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在美洲地区设有30个双边中心，在近东和远东地区设有4个双边中心，共计75个国家的230个海外图书馆[3]539。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之后，美国加强了在近东、远东、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活动，海外图书馆数量增幅明显，双边中心数量也迅速增加。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美国新闻署已建立了一个覆盖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网络体系。1960年，美国在海外70个国家建立了161个信息中心、92个阅览室，并在31个国家设立了110个双边中心。海外信息中心年接待读者达2 600万人，流通着近800万册图书。双边中心的英语学习班接待超过155 000名学生，公众参与人数达到110万[4]。美国海外图书馆的馆藏图书都是经过层层审查、精挑细选出来的，既包含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等基本读物，也有大量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攻击共产主义的书刊。馆藏图书中，英语出版物约占三分之二，并拥有数量可观的美国原版英文期刊——小型图书馆有10—50种，而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则有100—150种之多[3]540-547。图书馆也为电影、音乐、讲座、展览等其他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备，成为美国文化在当地的展示窗口。图书馆读者主要为教师、学生、记者、研究人员、作家等，这是一个比重很小却能影响民意和舆论、甚至决定国家未来发展走向的群体，符合图书馆长远的文化目标。

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德国和日本设立了大量图书馆，以配合改造这两个国家国民的思想。自1945年11月至1951年，美国在日本共建立了23个图书馆（情报中心），全国的情报中心共有约25万册图书、10万本小册子、7万多份刊物[5]。情报中心还举办电影放映会、展示会、演讲会、论坛、演奏会、英语教学等活动，成为日本民众经常光顾的文化场所。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军政府开办了26个新闻中心和137个阅览室，每个中心平均有16 000册书，其中四分之一是用德语书写的。读者从1948年的370万上升到1951年的1 300万[6]。在这些中心里，读者可以阅读图书报刊、聆听讲座、观摩电影、欣赏艺术展览等。日本和联邦德国逐渐被改造成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成为西方冷战阵营中的重要成员。在美国对日德等战败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改造中，图书馆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在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国家发动文化攻势的主要对象，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行图书和设立图书馆是美国一直追求的目标。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邀请率团访问美国，在赫鲁晓夫访美期间，美国政府提出在莫斯科建立一个阅览室或信息中心的提议，遭到苏联的拒绝。冷战时期，美苏围绕世界霸权展开了全方位的争夺，两国都试图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出各自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及价值观，亚非拉等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在经互会成员国和非结盟国家采取两种更为经济的方式来构建以苏联为中心的文化网络：一是在苏联召开图书馆专业会议，向与会的各国代表传递苏联的图书馆政策；二是资助海外国家学生来苏联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留苏学生主要来自越南、苏丹、古巴、几内亚、叙利亚、阿富汗、柬埔寨、老挝、肯尼亚、伊拉克、中国等，先后约有2 000名外国学生毕业后返回各国工作，他们大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图书馆事业的中坚力量[7]。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主要通过设立海外信息中心（图书馆）和向海外大量赠书相结合的方式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西部非洲为例，1960年美国新闻署在非洲建立的图书馆有27个，1964年图书馆数量翻了一番[8]。在非洲，英国文化协会和法国的法语联盟也是活跃的文化传播机构，它们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起到了文化外交的作用。1959年至1969年，英国文化协会与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塞拉利昂、马拉维、博茨瓦纳、斯威士兰政府合作建立各国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共计援助达50万英镑。另外，英国文化协会还对尼日利亚公共图书馆的扩展提供资助。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协会继续在非洲进行图书馆建设[8]58。1959年，第一所法国文化中心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成立，10年以后，非洲的法国文化中心已达18所，其中14所坐落在各国首都，4所在其他重要的城市[8]59。1973年，法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增加到25所[8]60-86。从冷战时期美英法三个国家在西非开展的文化外交可以发现：美国新闻署图书馆的宣传性最明显，图书馆成为文化外交的工具；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与冷战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主要为其英语教学服务；法国法语联盟图书馆的意识形态相较而言最不明显，法国希望通过图书馆与非洲法语国家保持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进而巩固非洲的法语文化。

向海外国家图书馆输送图书，是另一种隐蔽性地建立海外图书馆的常用方式。美国国际发展署是美国对外进行经济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对外援助项目也涉及了图书与图书馆，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际发展署与美国图书交换公司（United States Book Exchange，Inc.）合作，把近600万册出版物送到海外，其中约60万册到达南亚地区[9]。美国主要利用基金会等非政府机构来开展对外图书的捐赠活动，著名的“亚洲基金会”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亚洲国家运送书刊资料，其中包括台湾“中研院”的现代史研究所、韩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巴基斯坦的人文关系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据研究统计，从1954年到1995年，亚洲基金会平均每年的赠书量超过100万册。从1987年至1995年底，我国670多所高校接受了亚洲基金会的赠书867 000册，期刊196 000册[10]。美国众多的文化和教育组织通过向海外国家援助图书的办法，使美国书刊进入各国图书馆，成为各国图书馆的馆藏，被各国的读者借阅和利用，这些图书发挥着难以估计的深远影响。

3 中国文化外交中图书馆的角色担当

3.1 新中国前30年图书馆的文化外交角色

新中国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周恩来总理曾把对外文化交流称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图书馆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项设施，在新中国前30年里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院士来华访问时，带来了捷方拟定的在布拉格建立中文图书馆的意向草案，中国政府决定给予大力支持。在中方的鼎力相助下，代表团在华筹集近了5万册中文图书资料，全部运回布拉格。1952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鲁迅图书馆正式落成。此后，我国政府和学术单位通过交换或馈赠方式不断向该馆提供书籍，该馆的藏书每年大约以5 000册的入藏速度得以充实和发展。鲁迅图书馆对于捷克的汉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普实克院士领导下的东方研究所成为捷克最重要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一批有造诣的年轻汉学家脱颖而出，形成了世界闻名的“布拉格汉学学派”，布拉格一时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11]。

书刊交换是新中国图书馆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与我国建立书刊交换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书刊交换，中国图书走出国门，为宣传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发挥了积极作用。1954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建立了国际交换关系。1957年北京图书馆向罗马尼亚赠送图书952册[12]91。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诗圣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捐赠6万卢布和万余册图书，包括珍本古籍[12]154-155。1965年，中国驻巴基斯坦达卡领事王泽把一批中国文学和艺术书籍赠送给班格拉学院[12]156。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涉及图书馆的文化交流还相对有限。

3.2 改革开放40年来图书馆的文化外交角色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图书馆在对外文化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向朝鲜平壤人民大学堂赠送图书15万册[12]253。1985年中国向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赠送3 000册中文图书[12]360。自2006年起，国家图书馆配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海外60多个国家的120个图书馆赠书，设立“中国之窗”，累计赠书达18万多册[13]。图书赠送还多次被列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重要活动之一，如2009年胡锦涛主席出访土库曼斯坦期间向该国国家图书馆赠送了包括《大中华文库》在内的图书1 000多册；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比利时期间向欧洲学院赠送1万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图书和影视片[14]。

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是我国文化外交的一项新举措。1988年7月，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启用，这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到2018年底已有37个中国文化中心开放运营，初步覆盖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地区。根据《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到2020年我国要在海外建成50个文化中心。海外文化中心是一个多功能的中国文化展示机构，一些文化中心设有图书馆，如欧洲15个中国文化中心中有8个内设了图书馆。

孔子学院是目前我国在世界各国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孔子学院设有专门的赠书项目。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规定，新建孔子学院首次赠书金额不超过15万元，新建课堂首次赠书金额不超过5万元（2017年3月8日以后批准设立的课堂因启动经费包含图书经费，取消首次5万元赠书）。对于运行5年以内（含5年）的孔子学院，每年赠书额度为4万元人民币；运行5年以内（含5年）的课堂，每年赠书额度为2万元人民币。孔子学院图书馆推动了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的传播。2013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启动建设“孔子学院数字图书馆”项目，目前，该图书馆已有电子图书、报刊、视频资料等数字资源近20万种。

4 发挥我国图书馆文化外交职能的几点思考

回顾20世纪以来图书馆的文化外交史，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大国文化外交中图书馆的角色担当，需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图书馆在我国文化外交中的角色担当。海外中国图书馆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是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重要推力，担负着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的使命。为此，需要对我国海外图书馆作长远的战略定位和布局。

4.1 认识图书馆的文化外交功能

图书馆是文献信息资源的承载体，包括各种纸质文献和数字信息资源。在海外设立图书馆的目的是让对象国民众通过阅读文献的方式了解输出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图书是思想的武器，这在西方早就成为一种共识，一位美国新闻官曾经说过：“图书会对那些塑造大众思想的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对思想的领导者以及大众的构想者产生影响。一本图书的影响可以持续六个月或者几十年。图书是所有宣传手段中最持久的。”[15]图书不但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海外图书馆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展示平台。海外图书馆向各国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的文献信息资源，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也有助于塑造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

4.2 加强海外图书馆的统一布局

在海外建立图书馆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前者在对象国建立可独立运营的图书馆实体，后者通过向对象国赠送图书资料。西方大国主要采用语言培训机构附设图书馆的方式在海外设立图书馆，如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文化协会、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意大利的但丁学院等都在海外开展语言教学的同时，还附设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图书馆。日本则采用图书赠送的方式，1988年外务省设立“国际文化交流信息中心”，援助国外日本研究项目，包括图书的赠送。日本科学协会也向国外捐赠图书，1999—2018年累计向中国的75所高校捐赠图书374万册[16]。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独立运作的信息中心和与对象国合作设立双边中心，以及通过各类基金会向国外赠送图书的间接方式参与各国图书馆的建设。当前，我国在海外图书馆建设上应加强战略布局研究，分批次建设一些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图书馆。现有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附设的图书馆规模不大，且与孔子学院附设的图书馆在功能上存在着重复、交叉的现象，需要提升为馆藏更为丰富的研究图书馆，为对象国的学者和华人华侨提供服务。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向那些开设了中文（汉学）系的海外大学提供对方需要的图书，打造一批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参考图书馆，推动海外中国学（汉学）的发展。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带有意见领袖作用的知华派汉学家，他们的言论将有力地影响普通民众和政策决策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4.3 重视海外图书馆馆藏文献的构建

海外图书馆面向海外国家读者开放，其馆藏文献要根据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选择和构建。馆藏文献构建是一项专业性强且事关图书馆能否良好运营的关键性工作。美国海外信息中心文献采购主要依据美国新闻署信息服务中心提供的书目清单；英国文化协会也规定了其海外图书馆的选书政策——主要收集英国戏剧、美术、文学、音乐和英语5个文化主题方面的图书，优先选择英国出版的图书，与英国生活和文化有关的外国出版图书也可以适当选购。目前，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是文化和旅游部的下属机构，是中国政府派驻国外的官方文化机构，但在具体的运营层面，每个中国文化中心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从中国海外文化中心的运营情况看，它们主要承办汉语和武术教学、展览、音乐会、电影放映以及各类演出活动，图书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馆藏构建是否科学合理也无法判断，这是我国海外图书馆建设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5 结语

20世纪以来，图书馆的文化外交功能得到充分的展示，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和强国的一种文化外交工具。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不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多持负面态度，不利于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树立。由于中国书刊难以在西方进行有效销售，海外图书馆是海外读者直接接触中国出版物的重要途径，对于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提高国家软实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