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 韩建民

[摘 要] 在我国主题出版物“走出去”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把握国际阅读趋势、具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等具有国际编辑能力的国际编辑是重要因素。文章描摹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现实境遇，包括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三个层次和四个转变，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出版理论、出版经纪人制度、政府支持方式和力度、融媒体驾驭能力、国际化选题策划与营销能力五个维度，分析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国际编辑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给出建议。

[关键词] 主題出版 “走出去” 国际编辑 国际编辑能力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6-0102-07

A Study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Editors of Chinese Books

Li Ting Han Jianmin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me Publishing Institute，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Publishing“Going out”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mo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heme publishing“Going out”， it is important for international editors to grasp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ading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Chinese Theme publishing “Going out”， puts forward three levels and four shift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ublishing agent system，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trengt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edia control ability， selected topic planning and marketing capabilities analyzed in five dimensions， China theme books“Going out”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 in edit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suggestions are given.

[Key words] Theme publishing “Going out” International editor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editors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延伸到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上来。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第一次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出版物承担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做好主题出版物“走出去”工作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1 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现实境遇

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实践一方面得益于中央关于“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政策推动和整体谋划，另一方面根源于各类主题出版主体的积极实践与探索。近年来，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呈现三个层次和四个转变。

1.1 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三个层次

1.1.1 彰显中国实力，与时俱进之需

“十三五”期间，在文化强国总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在加强主题图书内容针对性创设、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拓展外向型平台和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版产业可以创造大量出版物产品和服务，利用文化智能资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文化附加值，还能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合作[1]。正因为如此，彰显中国实力、追求与发达国家平等地位成为我国主题出版物“走出去”的第一层次。

1.1.2 讲好中国故事，固本强基之举

如何通过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主题图书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排头兵，特别强调用中国概念（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包括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梦”、“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等叙事。进一步实现从“讲好中国故事”到“讲好全球故事”的路径，选择有代表性的好故事进行出版和传播，更加接近世界不同地区受众心理、文化需求，用对方能够听得懂、愿意听的故事来开展交流、施加影响[2]。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拥有国际话语权和界面影响力成为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第二层次。

1.1.3 落地生根，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现实意义之迫

随着2003年1月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据统计，我国版权输出数量从2003年的1427种增加到2018年的12778种，成绩斐然。但是，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实际效果未必乐观，来自中国的主题出版物仍未很好地进入海外当地市场，未真正地进入海外读者的阅读视野里，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文化影响力仍需进一步提升。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传播活动既要不断强化力度与广度，还需在深度、精度、温度、气度方面全面推进。落地生根，实质性培育国际读者群，形成长远盈利模式和若干国际化出版巨头，成为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第三层次。

1.2 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四个转变

1.2.1 主体理念转变

在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早期实践中，存在主体不明、参与人员动力不足之惑。究其原因，一则对于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对版权收入和政府“走出去”支持不甚看重;二则在政策设计、激励措施、社会效益考核等方面，国际化部分占比尚不足;三则“走出去”是长期经营的过程，有些单位和编辑较为注重短期收益，无动力奋力突破。由是观之，我国主題出版“走出去”的主体亟待由过去政府主导、出版单位被动参与逐渐转向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格局。真正“走出去”要靠主题出版主体、主题图书作者主体和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机制的配备和改造[3]。需构建以创新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评价体系为主体，出版产业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为两翼的“目标导向+动力激发”制度保障机制;在发展过程中需整合政府主导力、市场配置力、出版机构主体力，“三力合一”的协同监管机制。

1.2.2 组织方式转变

21世纪初，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推动出版物版权“走出去”，投入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一系列出版“走出去”项目和计划启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伴随出版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成熟和出版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完善，以及各类服务角色构建的整体生态提升，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出现从“项目制”到“平台建设”的转变，平台将两种甚至更多个相互独立的环节联通起来，从品牌培育到渠道掌控到读者聚集等，资源整合的质变效应初显。

1.2.3 内容转变

主题出版作为新的主流文化传播形式，凭借文化认同和体制优势，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部分主题出版物在内容形式上居高临下，传播效果不容乐观[4]。过去主题出版在大众出版板块和教育出版板块表现突出，近年来在学术出版板块有了新的进展，如优秀传统文化类学术图书、治国理政学术图书，甚至对接国家战略的科技类主题图书也越来越多。普通的技术类图书与国家重大现实结合在一起，便也有了主题出版属性[5]。2020年4月初，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团队编写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已敲定13个外语语种出版。随着一系列应时应景的主题图书走向海外，“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正在全球“战疫”中发挥作用。

1.2.4 地理路径转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中，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得到不断完善与创新。一系列相关出版工程项目的设立和实施，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主题出版“走出去”起到了支撑作用，也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来自国家版权局的最新统计表明（见表1），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外出版业的交流合作也迎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中国主题出版物获得了丰富的选题资源和市场空间，众多出版社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踏上了新的征程，伊朗、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区域成为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曾经未被重视的版权出版新路径，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印度设立的中国-南亚科技出版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带一路”国家网络课程、“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服务中心网站、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等。

2 提升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国际编辑能力的五个维度

主题出版“走出去”是传播中华文化，更是为“世界做书”。在主题出版“走出去”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把握国际阅读趋势，具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等具有国际编辑能力的国际编辑是中国主题出版物能否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因素。结合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现实境遇，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出版理论、出版经纪人制度、政府支持方式和力度、融媒体驾驭能力、国际化选题策划与营销能力五个维度分析我国主题图书“走出去”中国际编辑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建议。

2.1 国际出版理论研究维度

虽然国内有关出版“走出去”的探讨极为热烈，截至2020年3月，中国知网搜索显示有524篇出版“走出去”和1300篇国际出版相关论文，但绝大多数论文将出版“走出去”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学理研究较为薄弱。随着出版“走出去”走向纵深，面对增强我国国际出版话语权的趋势以及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系统研究国际出版理论有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一方面可以帮助业界更好地推动出版“走出去”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建构立足中国现实境遇、影响世界的国际出版原创理论。

因为出版具有复杂的向度，出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紧密的交叉、融合，跨学科的视野能够使出版学获得更加多角度的洞察与观照，获得理论与方法内在逻辑上的支持[6]。且出版“走出去”是一种较为通俗的说法，出版“走出去”实为国际传播的一种，因此需要从国际出版、产业经济、文化研究等向度夯实我国实施国际出版的理论基础。

2.2 出版经纪人制度维度

2016年曾上映一部美国电影《天才捕手》，这个颇具噱头的名号其实是赋予一位精于与各种书稿打交道的编辑。这位名叫马克斯维尔的人是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作家编辑”之人，潜力作家的挖掘只是第一步，将未经打磨的文字编辑成阅读性极高的作品，将一部部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送上畅销榜才是他担得起这个头衔的真正原因。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均受益于这位编辑的金手指。作为西方出版经纪人的翘楚，马克斯维尔之于托马斯沃尔夫，正如文学经纪人里特之于罗琳，作为一个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70多个出版社有联系的经纪人，以出版经纪人超凡的眼光与努力，成为《哈利·波特》的第一知音。优秀的文学经纪人不仅能帮作者联系相应的出版社，协助进行稿费与版权谈判，还能评估与发掘作家的商业潜能。他们深谙美国式包装、策划、宣传、营销之道，以惊人的预判能力助《哈利·波特》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持续数周，热度不减。

国外出版经纪人制度告诉我们：出版经纪人和出版社之间的张力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它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和震荡效应，在书稿诞生之初的上游就蓄势放大书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帮助出版社扩大销量以降低成本并增加利润。

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这一大工程从图书策划、运营到输出，都需要整体和全局的国际化考量。而在我国传统的出版实践中，组稿过程是线性的，我们不乏具有发行权的“书商”，却没有沟通作者并与出版社合作的“稿商”。随着我国出版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出版者被动地从来稿中发现作品的局面已经改变[7]。在我国，出版经纪人制度虽然尚未正式建立，出版经纪人资质的培训、考核、执业也尚未出台相关成熟的规范。不过中国出版经纪人正在成长，正在奋力追赶国外同行。其中，许多体制内外的资深编辑和出版家们，由于多年经验的积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策划能力、市场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在项目开发、作品改编、市场营销、挖掘作者、品牌培育、版权贸易、资本运营等多层面日益专业化，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出版经纪人的开拓者，为中国出版市场带来生机和活力。

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在制度上需要接轨国际，我国出版经纪人制度的建立才能赋能正当性和复合型的走出去模式。而培养合格的出版经纪人绝非易事，规范的市场机制、完备的法律法规、积极的政策支持，都是推动出版经纪行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我们要从影响其发展的基础建设入手，为出版经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其健康成长[8]。

2.3 政府支持维度

21世纪初，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主题出版也步入“走出去”提速阶段，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推动主题图书版权“走出去”，投入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一系列主题出版“走出去”项目和计划的启动。 政府支持是“走出去”初始动力，真正“走出去”还是靠市场主体。新时代政府支持“走出去”亟待两重转变。

2.3.1 资助对象有待转变

近年来，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从2014年的“丝路书香”工程，到2017年我国出版物面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输出数量近4500种。截至2016年底，“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共资助3000多种外向型图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涉及2792种图书[9]。

然而，要实现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良性且长远的发展，政府部门不仅需要支持诸如“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优秀项目，更要支持母体和平台的国际化，应重点支持10家到15家出版社转变成国际化出版社，实现出版母体长久持续的造血功能。加大对出版企业“走出去”的经济和政策支持，通过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打造吸纳国际人才的优质平台，健全“走出去”的投融资机制，倡导树立跨國资本运营的机制，形成“走出去”合力。加大对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渠道和平台支持，加强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机构或平台的合作，拓宽发行渠道。落地生根，实质性培育国际读者群，形成长远盈利模式和若干国际化出版巨头。

2.3.2 资助方式需要转变

除了由资助图书向资助平台和母体的转变，政府资助方式也亟需如下两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由资金支持转变为技术支持。在融媒体时代，加大对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技术支持势在必行，加速媒介融合平台的搭建，如主题出版“国家队”阵营的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凭借资源整合和内容开发能力，搭建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化融媒体基座，通过平台化、工具化的应用，覆盖数据查询、知识服务、内容数据资产化、线上线下互动等多种功能。探索平台经济框架下的融合变现。实现运营效率的全面提升，不断提升产业边界的拓展能力[10]。

第二，由资助项目和成果转变为资助人力资源涵养。广泛开展国际编辑实训计划，建立面向国际的开放型编辑与出版人才选拔、引进与培养机制。应建立编辑专业人才激励机制，如设立主题图书“走出去”国际编辑专项奖励计划，为“走出去”提供源动力。

2.4融媒体驾驭能力维度

出版企业一方面普遍认为与融媒体深度融合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在融合发展如何落地、建设路径和未来向哪些方向推进、从相加到相融等关键问题上认识较为模糊。“出版融媒体”是一个复合概念，特指传统出版系统内一种新型的媒介运作理念。是“融化”式的嵌入，是打通技术、内容、终端各个环节，再造生产、消费、营销、服务流程的创新[11]。

2.4.1 数字化嫁接内容产品能力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文化中国》编辑部用“大象无形”来阐述编辑理念，即出版的真谛在于不拘形式、不限题材，只要是中国文化都是表现内容，关键是用何种形式向外呈现中华文明之“内秀”。《文化中国》中的大型画册《清明上河图》属个中翘楚。外观为国际市场熟悉的装帧设计，内芯则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折页形式——既可单页阅读，拉开亦是一幅完整的宏伟长卷[12]。一幅中国北宋风情画卷徐徐展开，令外国读者大开眼界。

中国出版集团以“文化出海”，打造向全球讲述“中国好故事”的出版物品牌矩阵。利用全媒体内容打造产品。以电子书、融媒书、音视频、动画影视、H5、VR、AR等全品种全渠道触达读者，并借助融媒体传播形成全网营销体系的整体统筹，推动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如党建读物出版社《新中国七十个瞬间》、人民出版社《图解政府工作报告2016》、上海人民出版社《马克思的 20 个瞬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红船精神问答》、大连出版社“中国海洋梦”系列、吉林科技出版社《嗨！我是地球》、广东科技出版社《解码深圳·华强北》、四川人民出版社《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路线考察纪实》的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等。

2.4.2 利用大数据技术捕捉全球阅读趋势

应积极、合规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全球出版市场与用户分析、需求分析、市场竞争情况现状分析。基于国内外各个图书销售平台如亚马逊（Amazon）、当当的海量数据抓取;通过网络爬虫工具从国内外各大数字化社交平台（SNS）抓取用户数据;在数字资源中植入追踪程序（tracking program），从而获得海量的用户对图书内容的全方位反馈信息，进而捕捉全球阅读趋势和受众需求，创新主体间性对外传播模式。

2.4.3 知识付费产品的国际化

数据显示，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1269家机构购买了知网数据库[13]。掌阅iReader在全球60多个国家销售量都位居前列[14]。在国际出版界，世界超过1/4被引用科技论文来自爱思唯尔平台;平台收录超过14万篇同行评议文章，400篇诺贝尔获奖者科技论文;71种期刊在世界235个科学门类中排名第一;在平台发表文章的作者FWCI达到1.51 [15]。作为全球数字化实践的翘楚爱思唯尔，正是借由数字化的东风铺就其全球化之路。

在全球知识付费的浪潮下，对比每日付费阅读数量可观的巨头爱思唯尔，力量尚且薄弱的初涉付费阅读的出版社，应学会“借力”实现出版产业化运作，将相关专业图书打包置于爱思唯尔平台上，一边培养国内读者和用户形成付费习惯，一边打磨产品和渠道链条，实现产业化运作。

我国主题出版正搭建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化融媒体基座，通过平台化、工具化的应用，覆盖数据查询、知识服务、内容数据资产化、线上线下互动等多种功能。探索平台经济框架下的融合变现。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数字传播中心”，学习出版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体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三大数据库，四川人民出版社矩阵式品牌“盐道街3号书院”“金牌解说”都是主题出版利用融媒体打造优质内容、引流积累用户的积极实践。

2.5 国际化选题策划与营销能力维度

2.5.1 选题策划国际化和内容国际化

由我国策划、选题、编辑和发行，邀请世界名作家组稿写作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佳作频出。2019年9月，《中国廊桥：水上的建筑（英文版）》（Chinas Covered Bridges： Architecture Over Water）在上海首发，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教授米泰瑞（Terry E. Miller）以及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刘杰合作撰写，全景式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古廊桥文化之美。为了将丝路书香工程“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这个项目深入和持久地开发下去，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世界汉学专家库数据平台，评估世界中文数字内容影响力指数，有的放矢地推出主题图书。

2.5.2 管理运营模式国际化和市场推广方式国际化

类似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的精品力作《文化中国》这些既符合国际审美又以中国文化为蓝本的外文书籍，之所以能进入美国最大、拥有717家门店的巴诺连锁书店，以及具有2000余家规模的独立书店，可归结于“牵起国外经销商的手，按西方的规则运作图书”[16]。

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传统路径是走向欧美国家，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中华文化語境形成的天然“壁垒”，欧美市场对中文出版物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经过多年的出版“走出去”实践，在接受层面于许多这些地区的受众而言，中国文化及中国出版物依然犹如镜像中的“他者”。近年来，我国主题出版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积极开辟新的行之有效的新路径，如“一带一路”国家、亚太国家和地区，以及未被重视的版权出版新路径，如伊朗、印度、东南亚，中国出版物进入这些地域的障碍要少很多。

3 结语：对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国际编辑能力建设的若干设想

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是彰显中国实力、追求与发达国家平等地位的重大战略，是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的积极举措。

第一，在政府资助的主体上，国际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应加大力度培育和支持10家国际型出版社，启动100名骨干国际编辑培养计划，对版权经理和国际编辑的劳动和荣誉予以高度肯定。

第二，在政府资助品种上，经典的力量更易于穿越时空，除了社科类图书，还应积极培育中国文化、科技经典图书。

第三，在资助手段上，需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进行国际编辑能力建设，利用大数据对国外读者群和渠道进行深入研究，培育国际读者群，形成长远盈利模式。

第四，在资助时效上，应长远布局，坚持专项资金持续投入，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保证“盆景”长成“大树”。

注 释

[1]党东耀.论文化产业在北部湾经济区中的地位与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7）：33-36

[2]陈先红.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回顾与前瞻[J].对外传播，2017（1）：16-18

[3][5]韩建民，李婷.主题出版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0（5）：20-23

[4]韩建民，杜恩龙，李婷.关于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关系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9（6）：43-50

[6]方卿.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思考[J].出版科学，2020（3）：5-12

[7]周玉波，焦健.出版经纪人的价值与发展[J].出版发行研究，2013（1）：31-33

[8]李锋，陈竹.“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战略构建[J].求索，2019（6）：154-161

[9]龙思薇.重塑融媒基因：海外媒体融合运营的特点分析[J].媒介，2020（2）：26

[10]黄升民.海外大佬融媒体检[J].媒介，2020（2）：1

[11][12]王彦.外语版《文化中国》打开西方主流市场[N].文汇报，2015-02-23

[13]搜狐网.中国知网全球机构用户分布[OL].[2019-12-01].https：//www.sohu.com/a/367893366_734862

[14]中国网.掌阅创海外首个中国阅读品牌 登60国地区APP销售榜首[OL].[2019-12-01].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10/29/content_39596203

[15] https：//www.elsevier.com

[16]王彦.外语版《文化中国》打开西方主流市场[N].文汇报，2015-02-23

（收稿日期：2019-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