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治强

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馆 淮南 232001

淮河明珠寿州窑，沉寂地下千载。1954年一场洪水过后神秘面纱浮出水面。1960年地面调查，1988年科学发掘，寿州瓷以更加清晰的面貌，鲜明的造型特点面世。巨量的瓷器标本实证了唐代茶圣陆羽《茶经》“寿州瓷黄，茶色紫”[1]、清朱琰《陶说》载“寿州：今安徽淮南市有窑址，坯上施白粉，用氧化焰烧成，黄釉可喜。后期造瓷，初用匣钵”[2]和《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载：“江南寿州，唐时烧造，其瓷黄”文献史料的真实性。[3]

寿州窑始烧于南北朝，兴盛于唐，衰退于晚唐五代，停烧于宋，历时400余年。寿州窑不是指单个窑口，而是指以上窑为中心，呈东西走向分布，东起凤阳武店，西至淮南田家庵区泉山绵延约40公里，南至高塘湖沿岸，向北延伸至淮河岸边宽约4公里狭长范围内，文化属性一致，工艺技术与装饰方法相似，古窑之间联系密切，时代上前后相继，产品风格较为一致的众多窑囗遗址的总称。它以凤阳武店、临泉寺、上刘庄，上窑的管嘴孜、住院部、松树林、高窑、东小湾，三座窑、泉山窑址和96处窑址为代表，时间跨度长，空间分布广，地域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瓷窑体系。

寿州窑是安徽古窑的杰出代表，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安徽江南的宣州窑（唐代至宋，以白瓷出名）、休宁岩前窑（唐代，以青釉瓷为主）、歙县竦（song）口窑（唐至宋，早期以青釉为主）、泾县窑（唐至五代，以烧青釉瓷为主）、芜湖东门渡（唐至宋，以青釉为主）、绩溪霞涧窑（五代至北宋，以青釉为主）、繁昌窑（五代至宋，以烧青白瓷为主），江北的霍山窑（宋，以烧黑釉瓷器为主），淮河以北的宿州窑（宋，以烧白瓷为主）、萧窑（隋唐至宋，隋以烧青釉为主）协同传承中国千年陶瓷文化的血脉，弘扬古代陶瓷科学技术的智慧。

寿州窑烧造的瓷器品类丰富，姿态万干，敦厚浑圆，质朴沉稳，简约而不失华丽，通俗而不失高雅，功能与审美共生，适用与艺术并存。它是寿州窑工匠用汗水炼泥，智慧火花焙烧的吉光凤羽，成为中华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最灿烂的星，最美的陶瓷符号。

造型，是指塑造物体特有的形象，也指创造物体形象。寿州窑瓷器造型是艺人使用当地次生高岭土，按着工艺流程创造出不同形态的器物。其造型不仅是物质产品，也是精神产品。寿州瓷把外在形式与背后意蕴完美交融，既继承传统造型的程式化，又以灵活生动、与时俱进的创意造型，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它呈现的是“实用为先，大简为美，素雅至上”的审美思想和艺术追求。《周易﹒系辞上下传﹒第十一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4]从瓷器造型维度讲，强调应遵循“科学、实用、价值、精美”的基本原则。《周易﹒系辞上下﹒第十二章》：“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5]形而上为抽象、精神层面，形而下为具体、物质方面，瓷器造型是物质的，其也承载着审美素养、价值追求、思维想象和逻辑、技艺水平，也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风貌、人文地理的集中反映和物化形态。“陶瓷艺术形式主要是通过造型和装饰表现出来，并运用材料和技术加以实现的，其中造型是首要的，决定着陶瓷产品或作品的形态，是陶瓷艺术存在的基本形式，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瓷器具，还是生活环境中陈设观赏的陶瓷作品。”[6]

1988年10月~11月安徽省博物馆和淮南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仅在上窑住院部窑址、管嘴孜窑址进行小面积发掘。[7]没有发现南北朝、五代和宋代的文化层，没有相应时期的瓷片标本出土。笔者期待将来考古发掘能够有所收获。传世的南北朝、五代及宋的器物数量较少，文中不再一一展开赘述。

隋代代表性窑口与器物群

窑口：有凤阳临泉寺、上刘庄，上窑管嘴孜。

器物种类如下 ：

壶，有三系盘口壶、四系盘口壶、龙柄双泥条系鸡首壶、四泥条系龙柄壶、双龙柄堆塑动物盘口壶、六横置系盘口壶、六竖条系盘口壶、青釉无系盘口壶、束颈折沿壶；

高足盘 敞口浅盘，喇叭足有长短；

罐，有四系直口球腹罐、四系侈口罐、四桥形系四竖条系堆塑贴花罐、堆塑压印绳纹四系罐、三泥条系敛口罐；

盂，有敛口平底；

杯，有平底杯、喇叭形高足杯；

盏，有敞口浅腹、大口圆唇微鼓腹灯盏；

碗，有敞口深腹、敞口浅腹、深直腹；

烛台，有须弥座烛台、三层扉棱长颈烛台、倒喇叭形烛台；

唐代代表性窑口与器物群

窑口：有医院住院部、高窑、松树林、东小湾、泉山窑址、九十六处、三座窑。

器物种类如下：

执壶，有泥条系、绳索系，直腹、弧腹、鼓腹，单鋬无系、单鋬双系、兽面鋬双系，三系球腹、盘口带盖执壶；

罐，有单系敞口方唇、单系双唇直口束颈、直口双系、敞口四系球腹、敞口双喜、四系唇口、侈口双系鼓腹、两桥形系四泥条系直口；

壶，有横置泥条系龟形、八横泥条系直口穿带、四系盘口、小喇叭口溜肩、无系盘口壶；

瓮，有唇口鼓腹、方唇侈口球腹；

枕，有长方形，圆角方形枕、委角形枕、银锭形、象座、牛座、兔座、瑞兽座、箱形、荷叶形、腰圆形、束腰形；

碗，有玉璧底、平底，折沿侈口、敞口浅腹、敞口深腹、敛口深腹；

盘，敞口浅腹平底盘；

渣斗，喇叭口球腹平底；

钵，有敞口深腹平底、敞口浅腹平底；

瓶，有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弧腹盂口瓶、球腹盂口瓶、细长颈四系假圈足；

豆，有乳钉纹瓷豆（周口市博物馆藏）、平盘心瓷豆、；

水盂，有敛口球腹、凹沉敛口球腹；

砚台，有八蹄形足辟雍砚、带圆形底座暖砚、十三水滴形足辟雍砚（圆形浅腹）

筷笼，有梯形直口；

瓷拍，有珠点状，五钱四涡云纹；

瓷塑，有伏虎、伏狮、蹲狮、张口狮、合口狮、同座双狮、卧兽、男骑马佣、仕女骑马佣、胡人骑马佣、站羊、立马、蹲猴、狗；

纺轮，有饼状、半圆形、扁圆形；

埙，有三眼，分男女面埙、胡人面埙、象埙；

器盖，有凤首器盖、三孔狮形捉手香薰盖；

建筑构件，有佛像雕塑构件、模印龙纹砖、兽面纹瓦当、筒瓦。

烛台，有塔幢式、方形；

另外，还生产碾轮、小执壶形水滴、省油灯、琉璃瓦、缸、笔插、釉陶等。

隋唐寿州瓷琳琅满目、形态多样、古朴浑厚、沉稳刚俊，既继承传统式样、学习借鉴国内其他名窑的工艺，又别开生面、一空依傍和独具审美风格。器型线条柔和圆润、富于变化。点、线、面节凑性运动，以线塑面，以线塑形，以线塑神，曲直线条有机结合、和谐统一。水平线的平静、安稳；垂直线的挺拔、刚毅、力量；弧线的旋转、流畅、圆润；自由曲线的节凑明快、错落有致。各式的几何造型带来无穷的审美趣味，长方体、方体、梯形体、圆体、柱状体、扁圆体、半圆体以及造型的大小、胖瘦、变异，小中见大，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有变化，常给观者带来极强的视觉张力和审美享受。

寿州瓷造型之所以千差万别、精彩纷呈，根基于良工的苦心探索、艺术才华和炉火纯青的制作技术。《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8]从制作技艺看，设计理念必先成竹于胸，比如器物稳定性、造型的变化和统一、实用性、科学性，然后借助陶车等制瓷工具，一次性拉坯成型，如简约的圆器，盘、碗、盏、杯、水盂、钵等；有以轮制主体，再安装系、鋬、柄、流、足、堆塑装饰复合成型，如龙柄鸡首壶、高足盘、四系盘口壶、高足杯、执壶、多足砚和暖砚等。还有模制成型，如瓷枕的牛形座、象形座、瓷塑卧兽、龙纹砖、兽面纹瓦当。捏塑成型有瓷塑马、羊、牛、鸭、狗和猴子等。围镶法成型有筷笼、长方体瓷枕、委角瓷枕、元宝性瓷枕、腰圆形瓷枕和元宝形瓷枕等。雕塑成型，是通过雕塑而烧制成立体陶瓷的艺术品，需经模印、锒嵌和镂、堆、塑、雕刻等多道手工工艺才能完成，如蹲狮席镇颈部卷毛与背部阴刻长毛、伏虎镇头部与背部虎皮条纹的阴刻、凤首头部、颈部与眼部阴刻、人面埙及胡须等。从造型形态构成方法看，主要有这几个方面：1.线段运动与确定2.面的轨迹与围合3.切削形成与排比4.造型分割与重组5.方位改变与变通6.块体堆积与穿插。[9]

寿州窑隋唐器物时代特点鲜明，受制于不同时期不同目标受众的审美风格和对瓷器功能的需求，在造型上对瓷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留传统经典式样，如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盘口壶、杯、碗、盏等，在唐代仍然继续烧造。寿州窑唐时兴盛，新生窑口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器物种类增加，涵盖饮食器、盛储器、酒具、文具、寝具、玩具、建筑用瓷等，各式各样的创新造型涌现，这些器型在隋代及以前寿州窑造型中未发现。从隋至唐，寿州瓷造型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器物类别层出叠现。隋代常见的四系盘口壶、鸡首壶、高足盘在唐时很少烧造，几乎消失，而以各式执壶、碗、瓷枕、罐、水盂为代表的新器物多见。同类器物在隋唐两朝不同阶段也在羽化蝶变，变化的手法主要有改变形体的比例、局部的体量、最大直径的定位、轮廓线的曲直轨迹、器型构件配置的增减和器型局部直径的变化。如唐代的执壶，其祖型可能来自隋朝龙柄鸡首壶和四系罐，早期执壶矮胖如罐，短流、短束颈、鼓腹、短鋬和平底，有的鋬手大小、形状如系，晚期执壶形体变得修长，流、颈、鋬手加长，足底内凹，逐渐向五代宋的长流长鋬修长形态演变。唐代寿州窑出现一种折沿四系罐，它与隋至唐代早期四系盘口壶仅是口部的不同，这类器物很可能由四系盘口壶衍生而来。唐代寿州窑烧制了早期梅瓶，折沿、短颈、溜肩或广肩、平底，有的高大，有的瘦小，这类器物可能是由隋朝青釉长颈壶[10]蜕化而来。瓷枕从唐早期的长方体为主，晚唐以腰圆形、倭角形为主。隋至唐早期四系盘口壶到了晚唐改制为盂口瓶。

瓷器造型是工匠运用瓷土、图形语言规律塑造平面或立体的形象，它是静态的可视的艺术作品。千姿百态的寿州瓷观照真实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表达了工匠的感情与审美意识。造型设计不是生硬的模仿、自然形象的写实，也不是单纯地照搬一个符号、形态，而是凝聚了创作者的智慧、学识、技术、阅历、灵感，以及艺人对自然形体的概括、提炼、联想和想象。寿州瓷造型形象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仿生设计，艺人通过对自然界动物、植物以及人本身的观察与模拟，以此为灵感，艺术化创作而成。动物仿生，如瓷塑中的狮、虎、羊、马、牛、鸭、大象、狗、龙柄、鸡首、凤首等；植物仿生，如葫芦瓶、贴塑的菊花瓣、雕塑的莲花和菩提树等；人物仿生有骑马俑、人面埙等。2．立体几何，如长方体瓷枕、圆角方形瓷枕、圆形瓦当、圆形砚台、长方体龙纹砖、扁圆体纺轮等。3．金银器，如隋代高足杯来自隋代金银高足杯[11]，其渊源是四、五世纪罗马流行的器物[12]，凤首壶盖、渣斗和海棠式碗均是吸收唐代金银器造型元素而来，宋代元宝形枕仿照宋银元宝造型。4．宗教题材，有须弥座烛台、须弥座高足碗、雕塑佛像构件、莲花座烛台、莲花盘口壶、僧帽枕和钱纹陶拍等。

隋代寿州窑瓷器承前启后，继承南北朝瓷器造型，器物变化多体现在局部构件上的差异，琢器体态细长、结构新奇，圆器小巧玲珑、精巧美观。龙柄鸡首壶、高足盘、盘口壶、青瓷碗比较常见，时代共性较强，别开生面的造型不多。鸡首壶在我国出现的时代约在西晋，南北朝时期龙柄鸡首壶较多地出现，浙江越窑生产有莲瓣纹龙柄鸡首壶，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藏有北朝龙柄鸡首壶，“河北省河间县沙窝村墓葬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山西祁县北齐韩裔墓、太原北齐娄睿墓、太原市北北齐徐显秀墓和陕西长安区北魏韦乾墓都出土了龙柄鸡首壶。”[13]陕西省西安市隋朝李静训墓陪葬邢窑白瓷龙柄鸡首壶[14]，山西隋开皇十五年梅渊墓出土的青釉龙柄鸡首壶[15]，寿州窑隋代龙柄鸡首壶与李静训墓、梅渊墓出土的同类器颇为相似，而南方越窑鸡首壶造型矮胖、颈部多光素的特点与寿州窑鸡首壶高挑修长的形态不同。隋代的安阳窑烧制的四系罐、龙柄壶、双龙柄壶、龙柄鸡首壶、印花钵和高足盘等器物，在寿州窑同期产品中也较常见。河南巩县窑，隋唐时期名窑，烧制的双龙柄尊、双龙柄盘口壶、执壶、三彩钵、小葫芦瓶、兔形枕、辟雍砚和渣斗等器型与同期寿州窑产品类似。邢窑隋代的青釉四系罐、青釉龙柄壶、青釉、白釉高足盘、青釉方形莲花座、黑釉钵和白釉辟雍砚，唐代白釉海棠碗、白釉渣斗、白釉穿带壶、白釉无系执壶、黄釉盘口瓶、黑釉罐、执壶、玉璧底碗、瓷马、三彩钵和斜直壁深腹白釉碗与寿州窑同类产品相仿，在寿州窑唐代器物中也有邢窑隋代器物的影子，如辟雍砚、四系罐、方形莲花座和直壁深腹杯等。南方的洪州窑、岳州窑、长沙窑、越窑、婺州窑、邛崃窑中也有与寿州窑同类的器物，洪州窑隋代烧制的青釉盘口壶、青釉莲瓣纹碗、高足杯、青釉十足砚，唐代烧制的碗、多足辟雍砚；越窑烧制的执壶、唾盂；婺州窑唐代烧制的执壶、斜削足及底足不施釉；岳州窑隋代盘口壶、青釉莲瓣纹高足盘、圆饼底杯、湘阴窑城管窑出土龙柄鸡首壶[16]，唐代玉璧底碗；长沙窑烧制的执壶、水盂、穿带背壶、葫芦形器、唾盂；四川邛崃窑烧制的隋代青釉戳印联珠纹盘口壶，唐代敛口钵、唾壶；安徽北部的隋唐窑口萧窑，隋时烧造青釉四系盘口壶、高足盘、盏，罐、唐代雕塑佛像等特点与寿州窑十分相似。

从以上各窑口存在或多或少同时期相仿造型看，瓷器形态与审美的时代共性在隋唐有所增强。隋唐旺盛的瓷器贸易给各地窑口之间相互借鉴模仿提供了标本。寿州窑处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冲地段，发挥着交流联系的纽带作用，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其产品造型既具有南方瓷器文化特点，又富含北方瓷器的时代风貌。客观来说，寿州窑产品造型与洪州窑、安阳窑、邢窑、萧窑同期产品相似性较多，尤其是北方的安阳窑、邢窑、萧窑产品。不难看出，北方瓷窑的工艺技术在隋唐时期途径安徽向南传播更为显著。寿州窑以馒头窑为主的窑炉结构属于北方馒头窑体系的文化圈。唐代寿州窑里的瓷塑独具匠心，虎、狮、马、猴、骑马俑、牛、羊、人面埙、象形埙、凤鸟壶盖造型写意、简炼粗犷、师法自然、夸张概括。执壶、瓷枕、罐、碗、水盂、玩具和砚台成为寿州窑瓷器造型的大宗，也最能概括寿州窑瓷器的艺术特点和审美内涵。

寿州窑瓷器是先人辛劳与智慧的结晶，不朽的艺术瑰宝，充分揭示寿州窑瓷器的文化面貌，激起人们对寿州窑的关注和研究，实现了寿州窑“古为今用”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