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结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王思豪博士为当下赋学研究界青年才俊之一，曾就职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任教于澳门大学。记得十年前，思豪入南雍求学，拟以“汉赋用《诗》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不久以此申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又经十年之精进，增益而成规模宏大、内容丰赡、远非旧文所囿的《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书稿。为了请益学界，跟进发展，思豪已联系商务印书馆准备正式付梓，向我索序。于是翻读该书稿，伴随着其逻辑严明的论证与精彩纷呈的演绎，我的思绪又回到当年与思豪拟定“汉赋用《诗》”为研究课题时的“初心”，也许是兴趣所在，我们的探讨是互动的，因而在他读书时我们就有了合作成果，分别是《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汉赋用经考》（《文史》2011年第2期）。当时我就觉得思豪“善为文”（包括文献与文词），这些年他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了系列赋学研究论文，特别是看到这部体大思精的书稿，使我更坚定了当初的想法。我们不妨浏览一下该书稿的目录，计四编十四章：甲编“赋之诗源说系谱论”，计三章，为其构设理论；乙编“汉赋用《诗》考释”，又三章，为其文献实证；丙编“汉赋用《诗》的经义内涵”，计四章，为其学术拓展；丁编“汉赋用《诗》的诗性品格”，复四章，为其文本体义。由源及流，如顺江东下，畅行快适；又如曲径通幽，渐入佳境。倘逆向品读，由流溯源，即从丁编反观甲编，又仿佛如逆水行舟，从观赏赋文本体的光景，经过学术路径的延伸以及文本实证的丛林，方始得见书稿构建的“诗赋”理论之山岳。如果从这部书稿中拈出一字禅，我想就是互证的“互”，作者由源及流对“诗”（《诗》）与“赋”的互证，亦可谓考据、义理、词章兼备，无以置喙，而作为读者的我，观流探源，又想从中抽出常见的“经义”“尊体”与“词章”三个关键词，与思豪再作一次“互动”。

一、经义：论赋误区还是奥区

辞赋与经义的交互在汉代，《诗》三百篇作为被“经义”化的一种，抑或如章学诚所载“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1]，其纠结却远不限于汉世，而是通贯整个赋史的。古人以《诗》之经义论赋，最突出在两端：第一是本源探寻，以为赋体写作的本质。例如清人程恩泽《六义赋居一赋》云：

周有太师，《六经》是序。篇之异体贵乎纲，文之异辞主乎绪。宣圣合之，延陵莫能分；张逸敂之，通德莫能举。纪其篇什，得诗人之制度；导其性情，悟诗人之机杼。[2]

题为“六义”，实论本源，由此也引出第二点，即“六义”取向，这从汉晋用《诗》到晋唐以及宋元如刘勰、孔颖达、朱熹、祝尧等论诗与赋关系，已成价值评议标准。例如钱溥为祝尧《古赋辩体》作序传承孔颖达、朱熹等论《诗》之“六义”的经纬说论“赋”云：

按《周礼》太师“以六诗教国子，曰风、赋、比、兴、雅、颂”。而《诗序》谓之“六艺”，以风、雅、颂为三经，赋、比、兴为三纬。经则以其篇章声节之或异，纬则体于经而有命意之不同。诵诗者必辩乎此，而后《三百篇》之旨可得。[3]

由此延伸其义，就是“赋虽六义之一，其体裁既兼比、兴，其音节又兼风、雅、颂”的推衍与发展[4]凡例。其实，“依经立义”评赋，发端汉人，初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述淮南王《离骚传》谓屈赋兼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及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等“好辞而以赋见称……终莫敢直谏”。而司马迁、扬雄等赞美赋同《诗》之讽谏以及“诗人赋”之标榜，贬抑其失去讽谏意义的“侈丽闳衍之词”，属同一批评思路。由此再看赋论传统，类似言论充斥其间，几乎是雷同和重复，但观其发声的时代背景与针对问题，或亦有所建树。比如宋人刘挚议贡举谓：

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人之贤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5]

这里说的诗赋，是闱场考试内容，所谓经义，也是指与诗赋对应的经义科文，具有宋代科考的特殊背景，但其批评内涵，却与“依经立义”是一脉相承的。又如清人纳兰性德《赋论》标举“《三百篇》”为赋之源谓：

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为诗者，苏、李而下，至于晋、魏、六朝、三唐以及于今之作者皆是也。[6]

这是就诗体与赋体而论，归赋于诗，而其赋学的针对性，显然是对元明以来赋论的“祖骚宗汉说”对《诗》教及经义之淡褪的思想反拨。然其对经义的重视，却是一种批评的拟效。

以《诗》为代表的经义对赋体创作的影响，尤具普遍之意义。汉赋用《诗》内容丰富，涉及也广，试观一例：

敦众神使（当为“使神”）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扬雄《河东赋》）[7]

其中“隃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语出自《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及《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是取《诗》之“颂”而成文。又如范仲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曰：

圣人生禀正命，动由至诚。发圣德而非习，本天性以为（当为“惟”）明。生而神灵，实隆（当为“降”）五行之秀；发于事业，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圣之莫越。性以诚著，德由明发。其诚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8]

赋文开解《礼记·中庸》“自诚而明谓之性”，可谓经义的演绎。而合观汉、宋人这两篇赋，其取资经义，显然也是一种创作的拟效。从赋体对经义之创作与批评的双重拟效，确实使我们看到了赋家建立起的“依经立义”的“微言”话语模式，其传统早在《汉书·艺文志》的“微言相感”中已存在，明人吴宗达为施重光《赋珍》作序谓“原夫《诗》兼六义，赋其一也。后之称赋者，率本于《诗》，则非全经不举焉。《三百篇》郊于歌，庙于诵，途巷于讴呻，本忠孝之极思，发幽贞之至性。山川舆服，卉木虫鱼，绘写自然，忧愉殊致，《三都》《两京》，实苞孕之”[9]卷首，诗赋互证，可窥一斑。然则赋之创作与批评皆拟效经义，落实到赋用《诗》的诗性品格，包括语体结构、拟效与改造中的尚雅传承，确实是极好的选择，但这一选择如何穿过历史的遮蔽窥探其根源，则牵涉到经义为何、赋体为何的本质。“经”是汉代学者对先秦儒典“六艺”的称谓，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语），特别是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成就一代学术而衣被后人。同样，“赋”是来自战国楚地的文本，到汉代大其堂庑，特别是武、宣之世，成一代文学之“胜”，所以赋与经没有根本的渊系，只有共时的风华。也正因此，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诠赋》的校注中有所质疑：“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蒍所作，有狐裘尨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10]由此再看汉赋用《诗》，如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像君之车音”之与《诗·召南·殷其雷》之“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是取辞；扬雄《甘泉赋》“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肃乎临渊”之与《诗·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取义。无论取辞或取义，都是心摹前构的文本引述，究其本原是《诗》与“赋”共有的致用精神与政教理想。由此“引述”而构建起的“经与赋”批评，是误读？还是探寻奥秘？最终还是繁华褪尽见真淳，那就是经“做什么”？赋“做什么”？

二、尊体：诗赋关系史之商榷

尊体是就文体而言，所以赋的尊体也是尊“赋”之体，但古人的批评纠缠不清的正在于：一方面以尊赋体而区分于他体，尤其是“诗”体，构成诗与赋功能与风格的不同，一方面偏偏又将其分体归于“经义”，并将赋作拟效《诗》作视为“以经尊赋”的批评高标。

自汉人评赋重“赋用”之后，魏晋以降，“赋体”论随之而崛兴，其中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缘情”与“体物”区分诗赋最典型。对此，明人谢榛《诗家直说》认为“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11]；胡应麟《诗薮》指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赋体物而浏亮’，六朝之赋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12]，可知六朝是赋学明体的时期。继后，刘勰《诠赋》又从两个视点切入，一则因承“体物”说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偏于赋之体类，一则论赋文“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而偏于赋之体性。随着赋创作的延展，赋之尊体亦呈多元，如清人吴晓岚《论赋》云：

赋体有四：曰古赋，曰排赋，曰文赋，曰律赋是也。古赋源于《离骚》，盛于魏汉，六朝、三唐亦有之。排赋始于六朝，盛于子山，唐宋以后亦有之。文赋始于唐，盛于宋，前明亦有仿之者……律赋始于唐，沿于今，凡试场、馆课所谓时赋者皆是。[13]

此就语言特征划分赋之体类。但由于尊体，赋与诗之不同仍为关注要点。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14]

诗与赋的创作差异，也形成了批评的不同，这些都是由尊体而来的。

然而，也正是区分诗、赋创作不同的尊体批评，却又常与《诗》之经义联结，成为“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的重新解读。例如王敬禧《复小斋赋话跋》云：

赋缘六义，而实兼之。昔人分为四体，然骚体矫厉而为古，古体整炼而为律，律体流转而为文，势有所趋，理实一贯。其中抽秘骋妍，侔色揣称，使人有程序可稽、工拙立见者，自在律赋。[15]

王之绩在《铁立文起》中以正变论赋，他认为“昔人以赋为古诗之流，然其体不一……大抵辞赋穷工，皆以诗之风雅颂赋比兴之义为宗。此如山之祖昆仑，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故论赋者，亦必首律之以六义，如得风雅颂赋比兴之意则为正，反是则为变”[16]，也将尊体与尊经凝合为一。推究其批评源头，抑或当归汉赋之用“经”，如其用《诗》之“风”，则取“讽谏”之志以尊赋，用“雅”“颂”则以雅言与颂德之美以尊赋。因此，汉赋用《诗》固然有着“以赋传经”“以赋解经”“以赋丰经”的诸多面向，但究其本仍在“以经尊赋”。如用《诗》之“风”，汉人自道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又《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用《诗》之“雅”“颂”，汉人自道则如班固《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后世如白居易《赋赋》“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17]，正以赋体“铺张盛美”“润色鸿业”之用并隶属“雅颂”以尊体。这一思路也成为赋学批评的一条重要线索，比如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或论一体谓“夫子删诗，楚独无风，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骚者，诗之变，赋之祖也”；或整合前人之说而立论：

“诗有六义，二曰赋。”见于《周南·关雎·诗序》。“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见于《诗疏》。故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彦和曰：“赋者，铺采摛文也。”故工于赋者，学贵乎博，才贵乎通，笔贵乎灵，词贵乎粹，而又必畅然之气动荡于始终；秩然之法调御于表里，贯之以人事，合之以时宜，渊宏恺恻，一以风、雅、颂为宗，宇宙间一大文也。[18]

既承认赋为“一大文”，又归之“以风、雅、颂为宗”，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这就陷入了赋因“尊体”脱离“诗域”独自成文，而又因用《诗》（以之为宗）乃尊“赋体”的矛盾。

这又引起赋“是什么”的思考。赋无疑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并由语言变为文本（文字）渐成为案头文学，但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定位，其一是中国古代有名有姓之作者的文学书写，或可谓第一代文人的创造；其二是汉语语言特有的文体，其与诗歌、散文不同，在西方找不到这样的对应文本。而就文学史来看，赋既是“一体”，与诗、词、曲、铭、碑、赞并列，以彰显特色，又是“母体”，即第一代文学之士的书写，且以“博物知类”“体国经野”见长，于是它又向两方面延展：一是自身的变化，其与骈文的凝合而为“骈赋”，与散文的凝合而为“文赋”，甚至清代馆阁赋凝合于八股文，铃木虎雄称之“股赋”[19]；二是向他体的旁衍，或谓他体向赋的取资（取法），其中如诗的赋化（如古风、排律）、词的赋化（如慢词）等，胡小石说杜甫《北征》是“变赋入诗者”[20]，即一典型案例。如此观“赋”，何须引《诗》而“尊”，然用《诗》尊赋又是一常见的批评现象，其“尊体”徘徊于义理与词章之间，实耐人寻味且值得反思。

三、词章：赋学批评的一种思考

赋是修辞的艺术，前人言说已多，比如饶宗颐《辞赋大辞典序》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 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e），溯原诗骚，而变本加厉。”[21]由此再看赋体用《诗》，或取义（义理），或取辞（词章），词章与义理在此视域的共呈，显而易见，只是如何厘清与辨别，又需“考据”以道问学。而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汉赋用《诗》取用其章句，却为后世之《诗经》经解取用汉赋章句提供了语体文献。且《诗》解取用汉赋章句，又呈现义理、词章、考据兼而有之的面貌。如清洪亮吉《毛诗天文考》“秦谱”指出：

《堪舆经》：“鹑首秦也。”张衡《西京赋》曰：“昔者，天帝悦秦穆公而觐之，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22]

此引赋句以考述《毛诗》中的天文现象。又如陈启源在《蟋蟀》诗序“稽古”中云：

汉傅毅《舞赋》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诗云：“蟋蟀伤局促。”“局促”之义，正与叙“俭不中礼”同。哀之伤之，即叙所谓“闵之”也。傅毅，明帝时人，古诗亦名杂诗，《玉台新咏》以为枚乘作，乘，景帝时人。《文选》十九首，昭明列于苏李前，则亦以为西京人作也。此时毛学未行而诗说已如此，叙义有本矣。朱《传》以为民俗勤俭，夫勤俭，美德也，何云局促哉？[23]

通过傅毅赋与枚乘诗的考述，以其章句印证诗序中的义理。再如段玉裁《诗经小学》辨析“螓首蛾眉”之“蛾”云：

宋玉赋“眉联娟以蛾扬”，扬雄赋“何必扬累之蛾眉”“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娥之假借字。娥者，美好轻扬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好而轻者谓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发》“皓齿娥眉”，张衡《思元赋》“嫮眼娥眉”。[24]

广引赋作章句，考辨《诗·卫风·硕人》“蛾”字义，兼有骋词章而张文势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考据、义理、词章三端来观察汉赋用《诗》，又反转观察《诗》学用“赋”，因为我们已视此“三者”为学理之共识。纵观学术史迹，到北宋时有了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儒者之学的分野，诚如程颐所言：“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5]继后，此说法为常见，如清人戴震《与方希原书》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26]，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也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27]。由于“三者”间考据与义理又以其偏胜而形成汉、宋之学的争议，于是姚永朴《答方伦叔书》指出：“古今之学，义理外惟训诂、词章。词章之学，其托业未必胜乎二者。然而二者之学，每相訾謷，惟词章实足通二家之邮而息其诟。”[28]所以鸟瞰学术大势，训诂兴于汉代，是辨析经文而来，如“四家”《诗》、“公羊”“穀梁”“左氏”《春秋》等，因文本、传述与解释之异而产生考据之学。自东汉到魏晋，道家复兴而入“三玄”之义，佛教传入其义学亦盛，故而至隋唐一统，“三教会同”（前提是“辨异”）成学术主潮，于是儒、释、道之义孰胜，辨而生义理之学，韩愈《原道》乃至程颐倡导“儒者之学”，是内涵辟佛崇儒思想的。因此，在汉代赋家用《诗》，或名物，或字句，或讽谏，或颂德，是没有“考据”与“义理”之学的，用后人之学论前人之文，宜乎慎重。既如此，《诗》与“赋”的互证，“词章”或为其本分，这同样包括后世《诗》学之用“赋”，要紧处在章句学的意义。

倘若遵循《诗》义，以考据或义理明体以“尊”，则汉赋中反用《诗》义的例子也甚多，如班彪《北征赋》“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语出《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文选》李善注：“故时会者，言此乃时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倾覆，非天命无常也。时，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时会之变化，岂天之命无常乎？”[29]赋反用诗义，讽刺当世，亦如《老子》中“以反彰正”之法，只是一种语言策略。而前人为了彰显学理，追附经义，又以赋的词章，追奉《诗》之义理，作逐句之考述，如祝尧《古赋辩体》卷三《两汉体上·长门赋》题注云：

以赋体而杂出于风、比、兴之义：其情思缠绵，敢言而不敢怨者，风之义；篇中如“天飘飘而疾风”及“孤雌峙于枯杨”之类者，比之义；“上下兰台”“遥望周步”“援琴变调”“视月精光”等语，兴之义。[30]

祝氏效仿朱熹《诗集传》论《诗》法评“赋”，衡以“六义”，但却立足章句，亦依违于义理与词章之间。如果说“颠覆”内涵“创新”，那么扬雄“诗人赋”的“丽则”观以及悔“博丽”赋的“雕篆”说被传述千年，到清人黄承吉颠覆其说或许真有那么一点儿新的意义：

文辞者，通于礼，而非外于礼。《诗》之“巧笑倩”“美目盼”，辞也，而通于礼矣。以其辞之艳丽，而言岂不适。如雄所云“雕篆”，然彼乃正以雕篆重，而不以雕篆轻……是故人世间凡遇一名一物，但使登高能赋，追琢皆工，迩之则可使物无遁情，正借文章为资助；远之则可使言归实用，而为事业之赞襄。[31]

赋创作，难以分辨孰为“文”？孰为“礼”？赋批评，好为此为“礼”，彼为“文”。黄氏论诗赋传统的“实用”与“追琢”的见解，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