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力群

一、日本近代以来社会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支持作用

技术创新是创新的核心，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市场需求。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的相互支持、相互影响成为推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自日本进入近代以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创新的作用，这在日本政府制定的政策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这一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的《6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就反映出日本政府在利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对社会创新的重视。《6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首先明确了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宽泛而复杂的问题，进而指出进行系统的把控与各政策的明确定位对于解决产业结构高度化这一宽泛的、复杂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此，为了制定产业结构政策，仅仅考察产业结构是不充分的，必须对影响产业结构的其他相关制度进行充分讨论。这些相关制度包括构成产业的企业内部结构、各产业中从巨型企业到小企业的产业内结构、金融结构、劳动市场、流通结构、贸易环境等。[1]所以，为制定出能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所需要的政策，应以各产业发展的阶段及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在讨论今后的课题及发展方向的同时，要注重详细讨论产业体制、中小企业、劳动、金融、技术、贸易等方面的内容。[2]换言之，只有确立了理想的机制，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其暗含着寻求市场机制之外的另一条道路的思想，即通过社会创新，构筑非市场治理机制，重塑产业体制，支持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路径。[3]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2016年发表的《新产业结构构想》依然反映了政府对社会创新的重视。2015年8月在产业结构审议会中成立了新产业结构部会。新产业结构部会与各相关省厅对“新产业结构构想”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在讨论的基础于2016年4月完成了中间报告《新产业结构构想——领导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日本战略》。[4]该报告强调，为了获得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红利，必须对经济社会体系进行总体再设计，这是日本向新成长局面转变的关键。[5]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Freeman）在《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中明确指出，“是制度和社会框架上的发展支持了日本在科技方面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领先。”[6]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社会创新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德鲁克指出，“日本被公认为模仿者而非创新者（不仅西方人这样认为，日本人自身也这样认为）。因为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技术或科学创新，他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比起以科技为基础的创新，日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7]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了避免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极不情愿地向世界打开大门。日本的基本目标是，以纯粹柔道的方式，运用西方的武器将西方人抵御在国门之外，以此来保持日本的传统。日本在学习、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对学校教育、政府部门、银行及劳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创新。使日本的社会体制必须是纯粹‘日本式’的，而且必须非常‘现代化’。它们必须由日本人经营，同时必须适应高度技术性的西方经济体系。日本通过对社会创新与对技术的引进、模仿与改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8]

第一次产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中期延续至19世纪初。由蒸汽机等机械的发明和铁路建设触发了用机械替代家畜劳力的革命，引领人类进入机械生产。迟于英国工业革命百年开始的日本工业革命不仅是日本工业化的起点，也为日本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日本1885年至1910年的工业增长率被推定为9.0%。其中1890年至1900年制造业的增长率达到了11.7%。这一高速的增长速度表明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可以认为，以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为起点，日本进入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快速工业化时期。[9]日本之所以能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是与明治政府以学习、移植西方经济制度为基础，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弥补、替代后发国家发展工业化所短缺的因素分不开的。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制定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的基本政策目标，开启了依照欧美诸国的工业化模式，学习引进欧美的工业技术，构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进程。如日本政府努力建设有形的与无形的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制度。[10]有形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对国内市场形成所不可缺少的金融、铁路、海运、电信、邮政等基础设施。无形基础设施包括从西方积极引入股票交易所、商法等市场经济规则，从而使市场机制、股份公司制度在日本得以确立。[11]正是由于明治政府对欧美的学习，并没有局限于仅仅停留在引进西方的技术与购买西方的设备层面，而是包括有形的与无形的基础设施及经济制度的学习与模仿，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创新，从而使日本社会快速地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但这一现代化进程被日本的对外侵略所打断。

战前的日本，虽然以轻工业、部分军需产业为中心的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欧美的水平，但战争隔断了与国外技术的联系后，技术水平就开始停滞；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先进国家。日本在二战惨败后留下的废墟面前，再一次面临着如明治开国时期的“时间紧迫，资源匮乏”。[12]可以说，战后日本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完成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对构建“非市场治理机制”的“社会创新”的支持，在此条件下“有选择性地引进西方技术，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展应用创新”的技术创新。日本依赖从西方获取、积累的技术从后发展国家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民用技术水平与欧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仅用了20多年时间①1968年日本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企业通过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大幅度地增强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现了国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产业政策的政治孕育了非市场治理机制。政府常常试图通过行政管制来限制市场力量，私营部门则费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非市场治理机制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不仅帮助私营部门抵制行政的直接管理，而且也帮助政府限制市场力量以实现政策目标。[13]非市场治理机制是“在共同社会预期下被概念化的具有自我维持性的制度”具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产业政策实践影响了政府与银行、企业与银行、企业与股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等关系的重构。[14][15]在上述关系重构过程中，形成了“护送舰队式”管理模式下的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间接金融体制、集团化、系列制的产业组织结构、形式化公司治理所形成的“内部人控制”及终生雇佣制等非市场治理机制。非市场治理机制确立后，作为一种制度力量发挥着连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银行、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股东及企业与员工的作用，通过与市场机制及其他非市场机制（包括政府行政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福利保障机制）的高度组合，使这些体系与制度成为了连接国家创新体系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微观组织间的知识、信息交流与传播，资源分配，新技术获取、生产、应用与扩散的网络渠道。由于非市场治理机制所具有的影响学习、知识生产与传播、资源配置与知识转化及能力建设的作用，保障了开展R&D活动企业的投资回报，使企业把获取、积累技术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可见，日本政府通过支持社会创新，构建非市场治理机制，实现对知识生产、传播、资源配置与知识转化为产品与服务的影响，支持了日本企业创新行为的自组织性，引导并推动了日本经济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发展。

二、日本构筑“社会5.0”的政策目标：推动社会创新

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率落入历史最低点，之后开始震荡回升，2017年日经平均指数恢复到了2010年水平，失业率开始下降（参见图1）。平成日本经济经历了减速、低迷后从2012年12月开始进入了持续景气，在平成的最后几年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推动日本经济的复苏的诸多重要因素中，日本政府推行的重大综合社会经济政策——构建“社会5.0”（“Society 5.0 ”，也称“超智能社会”，在本文中称为“社会5.0”）发挥的作用，值得关注。根据2016年日本总务省的数据，ICT新服务创出的新需求达到1.8万亿日元，依据信息通信产业关联表计算，包括收入效果的2次波及效果，新增生产总额为4.1万亿日元，附加价值超过2万亿日元。[16]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不断加速，并不断被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在经济层面，通过构筑“社会5.0”，创造出汽车的自动驾驶等新产品、新服务而扩大需求，IoT、AI、机器人等应用到生产现场、办公室则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推动了电子商务与共享经济的发展。据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测算，共享经济的规模可以达到4700亿日元～5250亿日元。[17]

图1 日本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

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推动社会创新，增加社会对产业革命产生的新技术的需求，推动产业成长，拉动经济发展。可以说，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构建“社会5.0”构想其目标是使日本为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者，为推动社会创新做出的顶层设计。因此，日本政府通过构建“社会5.0”，支持与形塑“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政策实践值得关注。

“社会5.0”是日本政府试图利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构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融合的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以人为本的社会。[18]“社会5.0”涵盖从“问题解决”到“未来创造”等广泛的领域，即包括开发创新性技术与灵活利用数据，推进政府、产业与社会数字化，也包含德国“工业4.0”的概念。[19]

人们通常将本轮新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可以理解为“技术创新”。18世纪末以后发生了利用水力、蒸汽机实现工厂机械化的第一次产业革命，20世纪初以分工为基础利用电力实现了大量生产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利用电子科学与信息技术进步实现的自动化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近来以ICT（信息通信网络）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组成的技术创新，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些技术创新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生产、销售、消费等经济领域，扩展到健康、医疗、教育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对人们劳动方式及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纵观产业革命的历史，可以观察到，产业革命会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从而引起国家的兴衰。接受历史教训，各主要国家都在围绕第四次产业革命制定国家战略。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为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先者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战略，其中就包括构建“社会5.0”。

在2016年1月，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要利用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在全球率先实现构筑“社会5.0”的目标。在同年5月由内阁审议通过的《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6》，诠释了“社会5.0”的概念。在同年6月由内阁审议通过的《日本再兴战略》《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基本方针》及《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中，将“第四次产业革命”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在2017年6月由内阁审议通过的《未来投资战略2017》及《经济财政运营的基本方针2017》进一步明确指出：实现中长期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社会5.0”，为此，应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IoT、大数据、人工智能（AI）、机器人、共享经济等）应用到产业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日本“社会5.0”是在德国提出的“工业4.0”所强调的为强化产业竞争力进行产业层面变革的基础上，增加了为解决经济、社会层面问题进行变革的概念。[20]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经历了与自然共存的狩猎阶段“社会1.0”、组织化演进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农耕阶段“社会2.0”、掌握动力后实现大量生产的工业阶段“社会3.0”和无形资产与网络相结合产生附加值的信息阶段“社会4.0”，因此，可以把现在人类迈向的“超智能社会”称为“社会5.0”。《综合战略2016》进一步对“社会5.0”的概念进行了诠释。所谓“社会5.0”，就是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实现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的高度融合，通过消除地区、年龄、性别、语言的差别，通过充分提供产品与服务，满足多样的需求与潜在的需要，在解决社会课题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使人们过上舒适且充满活力的高质量生活,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在2018年6月内阁通过的《未来投资战略2018》中，将“社会5.0”定义为综合社会体系，具体是这样描述“社会5.0”的：“通过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成果应用到社会，彻底推进现场的数字化与提升生产效率，最大程度地利用日本的优势与资源，实现不论是谁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解决人口减少、老龄化、能源、环境制约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可持续性的综合社会经济体系的‘社会5.0’，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筑“社会5.0”可以理解为社会创新，即社会本身能够通过创新不断完善。[21]社会创新可能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它既能够使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企业盈利，又能进一步扩大这些解决方案的社会效应，实现双赢。[22]

日本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经过长期积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众多核心技术领域（IoT、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占有优势。日本政府期望把雪藏于日本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这些创设知识，通过有效整合，应用到产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少子老龄化、环境资源制约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并打破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通过构筑“社会5.0”(超智能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23]建设社会5.0目标的提出，不仅明确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方向，还为日本社会描绘了创新蓝图。为了切实地抓住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这一轮创新大潮带来的机遇，在提升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构筑领先于世界的解决各种社会课题的“社会5.0”，就需要强化包括知识、人力资本与技术能力的“创新的基础能力”与提升包括组织的灵活性、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的综合能力”。[24]

构建“社会5.0”正是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对分散于各个领域与不同组织内的新知识与新技术的高度组合，将代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最新技术成果应用到产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解决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把“创新”与“解决社会问题”放在共同的制度框架中，有利于实现经济活动的最优化、创造高附加值与提升社会活力。上述构想为日本描绘了理想的未来：“劳动人口虽然减少，但GDP仍然能继续增加”，“虽然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但所有人都能健康地生活”。[25]

三、构筑“社会5.0”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影响

“第四次产业革命”被认为是不管是从规模、范围还是复杂性都是人类没有经历过的大变革。[26]构筑“超智能社会”即“社会5.0”对于“第四次产业革命”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是通过构筑“社会5.0”引发对“第四次产业革命”成果的需求，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提供技术的转化渠道，实现价值转化；其二是通过构筑“社会5.0”开展社会改革与创新，为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清除制度障碍、提供制度支持。

（一）产生需求，提供技术的转化渠道，实现价值转化

为打破日本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需要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IoT、大数据、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应用到产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社会5.0”就是通过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成果持续应用到社会生活中，以实现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生活的富足。[27]需求是创新之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提出的构筑“社会5.0”的社会创新构想，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应用空间。推进“社会5.0”实现的过程，也会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一体化进程，支持产业形成与发展的进程。

为支持“社会5.0”的实现，日本政府发布的《未来投资战略2017》，明确了集中投资领域，包括健康长寿、移动革命、新一代工业链、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以及金融科技等。[28]在投资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利用“第四产业革命”的技术，从而产生需求，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深化。

（二）清除制度障碍，提供制度支撑

创新与政府的规制具有密切的关联。适当的法律法规的制度设计对创新有引导与支持的作用，反之，则会束缚、阻碍创新的发展。在利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成果建设“社会5.0”的过程中，会发现现行法制、法规对成果应用的影响，从而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清除对创新成果应用的制度性障碍，形成新的法律、法规，以解决利用创新成果的治理鸿沟。围绕小型无人机的法律完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制定小型无人机法律的过程中，政府与产业界在共同制定技术创新路线图的过程中，达成了共识，完善了法律，最终在2015年7月内阁通过了《航空法部分法律的修改法》。[29]

人们倾向于关注技术本身，但真正重要的是提供福祉的系统。有了政治意愿、投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新技术便能促成更加有效的系统，否则只会使现有系统更加糟糕。[30]设计能够利用新技术的系统，让民众在生活中拥有更多选择、机会、自由和控制权。[31]

另外，基于以人为本构筑“超智能社会”的设计理念与系统思维方式，能够发挥塑造“第四次产业革命”系统的作用，防止减少新技术的排除、负外部性和去权（disempowerment）（管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外部性效应，控制风险和伤害），发挥正外部性，让人类更健康、更长寿，提升经济与人身安全及幸福感，在可持续的环境中从事有益的活动。[32]

四、结语

日本政府认为，以产生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AI）等技术创新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引领，进行大胆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是摆脱长期停滞实现新增长的关键。从供给侧来讲，通过全面的创新实现生产率革命提升潜在的增长率；从需求侧来说，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成果可以挖掘出潜在的需求。[33]虽然民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许多制度创新单靠民间企业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为构建“社会5.0”就要对阻碍创新、妨碍构建“社会5.0”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在构筑“社会5.0”目标下重新系统地设计未来经济社会体制，并对特定领域进行集中投资，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提供制度支持及市场需求，从而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在日本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