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胜 等

赵全胜：达成RCEP的战略意义

2019年11月4日，在曼谷进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15个成员国（东盟10国加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正式宣布结束谈判，并取得突破性新进展。如果不出意外，根据“联合声明”将于2020年正式签署实施。虽然印度在最后一刻退出有些不尽如人意，但这次突破无疑是东亚经济整合的一件大事，具有几个战略层次上的意义。

第一，从全球视角看，最近几年来在特朗普主政的美国政府大力鼓吹下，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有压倒多边主义的势头。而RCEP作为涵盖面最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今已经吹响了多边贸易整合的新号角。RCEP覆盖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40%，GDP约27万亿美元，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约30%，协定一旦达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区域角度看，自二战以来在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经济区域的整合过程中，欧洲有欧盟（EU），北美有美墨加（从NAFTA到USMCA），而东亚一直是滞后的。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干扰了东亚的区域经济整合。主要表现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最大经济体之间经常是争斗大于合作，而东盟又无法真正起到领导作用。就像欧盟中的德国和法国，只有德法和解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欧盟。所以中日两国的携手合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协调和东盟的关系，才会在今后RCEP发展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由此，我们就可以预期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新曙光。

第三，对中国来讲，推动RCEP也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战略格局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激化并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中国有必要在与美国不脱勾的情况下，从外交、经济各个领域中另辟蹊径。中国这几年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和现在的RCEP，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美国也在今年11月启动了其在亚太地区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用以推动美国的标准和规范，但它并无法阻挡RCEP的进程。

第四，和TPP相比，RCEP在规则标准上可能还没有达到相应高的水平，但也不失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锻炼磨合的阶段。这样，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就更具有灵活性，也增加了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可行性。

曾卡：RCEP新进展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影响

RCEP由于印度暂时退出谈判，向协议的达成又迈出了一步。RCEP协议一旦达成，对全球贸易治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会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认为RECP的谈判成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制度向区域化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削弱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贸易领域的领导作用。而中国在RCEP协议中，比如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业等方面目前所发起的倡议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难产的TPP中所提出的所谓高标准还相距甚远。因此中国在世界贸易制度的改革中恐怕还难以起到领导者的作用，而是会坚持更大可能地维护旧贸易制度的基本规则。这有可能加剧全球贸易制度的分裂，增加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难度。

全球贸易制度目前由于中美两国都不愿意或不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作用，而将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从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TPP谈判以后，美国改变了战后以来对多边主义的支持，经常性地通过单边主义手段来解决贸易问题。与此同时，虽然中国能够从一个更为有力的贸易制度里获利，但其贸易政策在诸多问题上（例如补贴、技术转让等）仍然与WTO规则的要求存在差距，并且在WTO的多哈回合谈判中没能起到领导作用，依然坚持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其在2001年加入WTO时所做的改革的承诺。[1]

在RCEP有关投资领域方面，由于所谓巨型区域贸易协议的独特性，中国可能会为了尽快地达成协议，不在RCEP协议中对投资自由化做出很严格的要求。另外由于RCEP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RCEP可能更多地注重投资保护而不是投资自由化。此外中国还可能采取“早期收获”的策略，在投资问题上采取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议有关投资的规定，在日后再做升级。目前中国在投资协议方面的做法与东盟国家大体一致，这有利于“早期收获”策略的实施。当然大型多边贸易协定的升级会比双边协议更为困难，但是这也给了中国和其它国家更多的灵活性来实现其谈判目标。[2]

此外RCEP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政策执行标准的制定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东盟各国应该有动力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设置过高，又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以及对关键技术及信息的获得产生负面影响。[3]在美国宣布退出TPP谈判以后，日本和韩国在2017年5月关于RCEP的谈判中提出了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包括延长对专利的保护以及数据的独自拥有等，而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标准。CPTPP谈判暂时排除知识产权条款也增加了RCEP不包括类似条款的可能性。[4]此外在RCEP的谈判中，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立场相悖，而中国的立场处于两者之间。当然印度的退出会使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仍然存在。中国将如何对待在RCEP谈判中所提出的高标准，也仍将拭目以待。

此外，RCEP在关于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监管要求方面也比CPTPP的标准更低一点。[5]总体来看，CPTPP和RCEP等大型区域性协议的进展增加了各国回到WTO谈判桌上的可能性。各协议之间不同的规则，比如关于争端解决的不同规则也增加了整合这些规则的难度。[6]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区域贸易协议的谈判中仍将起到维持现有规则的比较保守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中国有可能会基于保护对外投资，提高外国投资者在国内的投资以及保护国内创新的考虑，逐步地对规则进行有选择地修改和更新，从而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方面占据领导地位，但是在短期来看恐怕还难以起到这种作用。

吴萱萱：RCEP大戏中的中美博弈

随着东盟峰会的闭幕，RCEP主要谈判回合已经正式结束，尽管印度目前决定退出协定，但该协定的新进展依然举世瞩目。RCEP的新进展被认为是中国引领的制度替代美国引领的制度的样板，而事实上过去数十年来，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美国政府倡导并实践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大战略直到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才戛然而止。由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退出TPP，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在内的美国亚太盟友受到重创，它们对RCEP顺利通过的需求也更为迫切。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究竟更代表其个人偏好，还是美国未来大战略的根本转向，目前还不好说。因此，与其说RCEP是中国引领的制度，莫如说是亚太各国用行动对特朗普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投下了反对票。由于自身庞大的经济总量，中国在RCEP谈判过程中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中国恰恰是以合作的姿态融入亚太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发展之中，有意淡化或抵消近年来因南海局势形成的强权形象。

笔者认为，美国短期内应该很难进行有效干预。一方面，特朗普的当务之急是争取明年胜选连任。目前他的民调数据落后于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和沃伦，弹劾程序的启动又使“电话门”丑闻持续发酵，因此，特朗普急需令选民有感的“政绩”来提升支持度，干预RCEP既很难在短期内收到成效，也无法对他的铁杆选民产生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特朗普真要靠打“中国牌”来提振选情，那么在贸易战上做文章则更为有效。

图1 支持沃伦反对特朗普的一般民主党人调查数据比较

另一方面，即便决定干预，华府或也很难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来争取亚太盟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现阶段，由于特朗普全面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且在具体政策上缺乏连贯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多采取双边战略，国防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上则需要与中国进行区域伙伴合作。最好的例证就是近期美日关系暧昧，而中日关系急剧升温：安倍与特朗普貌合神离，美日安保同盟有所松动，而另一边，安倍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从反对转向合作，力促习近平明年访问日本，希望通过一系列外交成绩提升国内支持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界将持续无视RCEP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总统大选过后无论谁获胜，下一任总统都会采取相应对策。如果民主党获胜，美国很有可能重返TPP，形成与RCEP或竞争或互补的关系。如果特朗普连任，即使他本人对多边经贸合作没有兴趣，随着中美竞争的全面升级，华府也会出台新的政策，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事实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在东盟峰会上提出“蓝点网络”计划，这是一项由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牵头的倡议，意在提出一套原则和标准，评估和认证指定的基础设施项目，避免一些国家因上马“质量不高”的基建项目而陷入债务危机，此举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满和抗衡。

金君达：TPP和RCEP并非中美模式之争

TPP和RCEP的区别，不能简单解释为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区别。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没有加入TPP，难道奥巴马时代的动议是美国模式，特朗普时代反对TPP就不是美国模式？TPP和TTIP、其他美国主导的自贸协定、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其实是里根政府以来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模式，其本质在于成立前所未有的“超级自贸区”，赋予跨国公司超出所在国司法管辖权的权力。而RCEP首先是区域内国家（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自发形成的贸易组织，其次是比较传统的、功能有限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便已经出现的自贸协定，即使在印度退出的当前，所谓“中国模式”说法的准确性也值得推敲。

关于TPP的作用，笔者201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SAIS）读书期间有老师曾经这样解释：我们（美国）在太平洋区域拉一批盟友组成TPP，在大西洋拉一批盟友组成TTIP，把中国孤立在外，然后我们再回到世贸和IMF与中国谈判。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展开多次博弈，新兴市场国家改革IMF的提议几次都遭到阻碍，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不同意让出份额和放弃否决权。在WTO方面，奥巴马在2016年9月明确提出“落实既有规则是不够的，随着全球经济演变，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在制定全球贸易高标准时的领导地位，这是TPP的目的所在”；而特朗普更是站在“美国优先”立场上多次抨击WTO规则，其执政班子内也有部分政客主张联合欧日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奥巴马的TPP和特朗普的反TPP都旨在维护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主地位，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经济金融制度，这种强调规则主导权的议价方式才是一脉相承的“美国模式”。

与此同时，RCEP是东盟及其合作伙伴提出的亚洲经济合作框架，是以区域合作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亚洲国家间合作设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被以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政治家提出，但因为区域外国家作梗而未能实现。以世界银行、IMF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开发性金融上附加推动经济自由化的条件，这种行为一方面侵犯了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也使得开发性金融迟迟不能到位，区域经济发展得不到制度支持。在此背景下，东亚、东南亚各国当然有动机推动更加公平的区域内合作。贸易框架与开发性金融有一定区别，但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推进所谓“高标准”自贸区，美国主导的贸易协议也开始体现出对世界银行、IMF的干涉主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许多国家选择两头下注，成立一个包容性更强、允许部分成员保留关税、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组织也就理所应当了。无论RCEP是否成行，这些同时参与两个协议谈判的国家都能从两者竞争中获得谈判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印度退出RCEP的当今，RCEP仍然不应被称作“中国模式”。提出这个框架的是东盟，其目的包括深化东盟与中日韩的经济一体化，应对东北亚自贸区以及提升东盟的凝聚力和区域影响力。人口大国印度退出谈判当然使得RCEP损失了一定影响力，但该框架的根本还是10+3经济合作，无论是东盟整体、被TPP排除在外的东盟国家、中国，还是因特朗普“退群”而对TPP前景持怀疑态度的CPTPP成员国都有动机继续推进RCEP谈判。中国因为近期贸易战压力加快推进RCEP谈判，但该框架很难说存在一个主导者，因为各国参加RCEP的目的便是在贸易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防止出现贸易协定凌驾主权之上的干涉主义。因此RCEP谈判进展缓慢，任何共识都需要长时间的协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低标准”合作和促进市场化改革的“高标准”合作很可能同时存在，前者符合一些项目的实际需要，后者则因为严格的评估审查更加保险。因此无论印度是否退出，RCEP都将继续推进；随着美国在2020大选后可能重提TPP，而中国不太可能加入美国主导、已经完成谈判的区域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经济框架双轨制的局面。

金坚敏：日本是否有意愿推动RCEP15

2019年11月4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RCEP第3次首脑会议上，安倍首相明确表示作为自由贸易旗手支持“首脑联合声明”（即除印度以外的15国完成全部文本条文谈判及基本完成全部市场准入谈判、准备2020年签署协议等），16个成员国共同努力完成遗留问题，达成一致发挥主导作用。安倍的表态可以解读为不反对除印度以外的RCEP15进入签署协议的准备工作；同时也努力促成印度加入RCEP，完成原本由日本提出的ASEAN(10)+6国（与RCEP16重叠）亚洲经济一体化构想。但是，日本最终是否参与签署RCEP15协议好像还是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尽管在RCEP谈判过程中，由于印度对开放市场一致性比较谨慎，部分成员国此前就提出除印度外的其他成员先行完成谈判，进入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日本一方面忧虑中国在RCEP中的影响力过大；也有对印度潜在市场的期待，因此对无印度参加的RCEP持否定态度。从此次曼谷会议后，日本政府官员的表态及媒体的评论来看，对印度参加RCEP的期待仍没有退潮。

表1 有关国家贸易加权平准关税税率（2017年）（单位：%）

但是，从目前印度的经济困境及政治生态来看，在短期内满足成员国的市场开放要求参加RCEP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一直要求签署21世纪“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日本还会迎合印度的“低水平”承诺吗?笔者发表在“海外看世界专栏”上《如何看待日本欧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EEPA）的效果及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已提到，在美国退出TPP以后，日本采取四面出击政策来应对挑战：一是推动TPP11谈判处理美国退出后的新TPP进程；二是低成本满足美国要求的双边贸易谈判；三是尽快尽速完成JEEPA谈判；四是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程。目前来看，日本已完成一至三项贸易谈判，其中TPP11及JEEPA已生效执行。而且，TPP11与JEEPA是在“冒犯”美国意愿的情况下，主导完成的贸易谈判进程。国际社会对日本自主推动“高标准”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给予了积极评价，日本以“贸易自由化旗手”自居，增强主导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信心。

图2 日本主要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比例

再则，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导致出口萎缩、经济下行的RCEP其他成员国，特别是东盟各国对尽快启动RCEP保有强烈的愿望，许多成员在曼谷首脑会议上发出RCEP15先行的声音。日本恐怕也不得不照顾综合考虑这些建议声音。从经济的角度看，尽管印度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日印贸易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1.1%，而日本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比例分别是：中国21.4%、东盟15.3%、韩国5.7%，达成RCEP更应该是近期、中期贸易政策的优先考虑选项。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日本拘泥于完成RCEP16，但也不至于拖RCEP15先行的后腿或反对RCEP15的签署。

赵宏伟：RCEP的演变历程与日本的反复

笔者在新著《中国外交论》（明石书店，2019年）第二章中，就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东盟+3（中日韩）到+6（中日韩+澳新印）”做了考证。

日本为反对“东盟+3”而主张“东盟+6”阶段（1990-2005年）。1990年12月印度尼西亚首相马哈蒂尔首倡“东盟+3”（东盟+中日韩）合作，名曰“东亚经济组织”。美国贝克国务卿震怒：“此挙是在太平洋划线，排挤美国！”日本即开始反对“东盟+3”。在国际事务中提出不同意见一贯的外交做法是找个理由，1994年日本提出其反对理由：“应该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才叫开放。”东盟提出了针对性的反对意见：“那还是东亚吗？”1990年，中国国内还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对国外共同市场也还没做出反应。到了199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突然表明：“个别国家不参加，东亚经济部长会议也可以开嘛。”这是要甩掉日本吗？马哈蒂尔趁势逼迫日本参加，遂有1997年第一届“东盟+3峰会”的召开。日本为反对“东盟+6”而提倡将美国包括在内阶段（2005-2011年）。2005年东盟认为：反正“东盟+3”自贸区因日本拖后腿而八年未成，既然依旧是个“清谈会”（马哈蒂尔语），那加上澳新印也好。可日本又提出了加上美国的建议，不想真搞没有美国的“东盟+6”峰会。东盟对此再度反对：美国并未说要参加！日本对此无言以对，于是“东盟+6”的东亚首脑会议得以成立。后话是2011年美国和俄国也入了东亚。此后又经历了“日本为反东盟+6的RCEP而去了TPP”阶段(2013-2017年）和向“日本为搅局RCEP而倡导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过渡阶段（2013-2019年）。

东盟原以为已经和各国签了FTA，整合一下2015年就可以达成RCEP。可是日本要搞高标准，印度则无法适应，RCEP只好搁置。拖到2019年末印度被迫退出，但RCEP谈判却得以完成。对于印度的退出，日本国内有些惊慌失措，各大媒体异口同声：印度不能走！印度一走，又没有美国，RCEP就是中国的天下啦！

表2 RCEP各协商国的立场

从上述东亚区域合作的演变历程中可以看出：日本一直奉行“牵制中国”方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不知为何，经济实力超印度数倍的日本如此缺乏自信。

孙太一：从印度的发展看弱国无自贸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把“弱国”理解为一个体制上有很大缺陷无法保护本国公民、也无实力向民众征兵、征税的国家。但在政治经济学上，“弱国”的概念稍有不同。国家实力由国家政策制定者（包括民选和任命的官员）免受国内利益集团压力的程度来衡量。强国是决策者与此类压力高度隔离的国家；而弱国则是决策者完全受制于此类压力的国家。在一个弱国，决策者必须对利益集团特殊而短期的需求给予回应。当“幼稚产业”成熟后，强国也比弱国更有可能解除相关的贸易保护措施。[7]退出RCEP，让我们看到了印度“弱国”的本质。

图3 国际竞争力排名

面对近年增速放缓（六年来最低）及失业率上升（三年来最高）的状况，莫迪政府受到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陡增。[8][9]可以理解，加入RCEP对印度来讲确实可能短期会雪上加霜，经济上的痛感会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印度农民在抗议，更别提极右翼人士本身坚定的反对，这使得莫迪不得不放弃绝好地融入RCEP这个重要也将是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10]长期的好处无法估量，而短期的疼痛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却左右了决定。

看清印度的同时，也能让我们看清了美国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像日本、法国这样的国家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典型的强国，而美国则在这个层面往往被视为弱国。[11][12]美国为数众多的让不同利益集团影响产业政策的渠道，使得美国官员发现很难有针对性地去采取连贯而一致的行动，很难在面对强烈反对声音时实现国家的偏好，同时政府也难以操纵或调整其国内的政策环境。[13]由此，已经产生的关税，由于美国“弱国”的本质，很难一下子彻底还原。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区域”。报告中的大部分RCEP成员国（除老挝、柬埔寨外），竞争力都超过印度。若印度最终错过这班车，只能怪弱国无自贸。

蒋一骁：关于印度退出RCEP决策的合理性分析

在2019年11月4日举行的RCEP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以“在贸易协定与印度人民的利益权衡中，我并没有得到积极的答案。因此，甘地的护符与我个人的意识告诉我退出才是最佳的决定”①英文原文：“ When I measure the RCEP agre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ests of Indians,I do not get a positive answer.Therefore,neither the talisman of Gandhiji nor my own conscience permits me to join RCEP,”Modi had said on Nov.4 at the RCEP summit in Bangkok.为由单方退出贸易协定。本文从贸易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加入RCEP对于印度的利与弊。通过对印度进出口行业的分析，认为两个因素为印度退出贸易协定的决策提供了一些合理解释：（1）印度进出口行业之间的连动性；（2）领导者对国内社会不平等的关切。

公平与效率

经济学最基本的定律之一是“决定意味着取舍”。在分析任何决策的经济学合理性前，首先要了解推动决策的重大考量因素，即决策人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从政府的角度，宏观政策的制定通常要面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efficiency vs equity）。“效率”可以被理解为通过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使得社会总福利或财富的最大化，而“公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这里的取舍，指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往往导致财富分配的更加不均等。

笔者认为，莫迪总理给出退出贸易协定理由时对“甘地的护符”的引用，暗喻了其对印度社会中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看重。“甘地的护符”一词，传达了圣雄甘地在1948对贫困印度人民利益的关切。在由S.R.Tikerkar编撰的《甘地警句》一书中有如下陈述：“我会给你我的护符。当你犹豫不决时，被自我利益充斥时，想想你曾见过的那些最贫苦与弱小的男人和女人，你的决定是否可以对他们有任何的帮助？他们是否可以从中获益？你的决定是否可以让他们重新主导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换言之，你的决定可否让无数在肉体和灵魂上饥饿的印度人民获得自由？”[14]

不难发现，在效率与公平的取舍中甘地会偏向后者。如果将决策者的效用函数简化为一个效率与公平的加权平均数，“甘地的护符”显然赋予了公平一个更大的权重。加入RCEP意味着印度会对其他东亚同盟国降低甚至免除关税。诸如此类的自贸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从平等到效率的转移，绝非社会总效率的无代价提升。以进口为例，降低关税意味着印度国内的消费者可以凭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国外商品，消费者的总福利（Consumer surplus）因此而提升。然而，印度国内的生产者则因此而被迫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意味着生产者的总福利（Producer surplus）下降。两者相加，更低的贸易壁垒使印度社会总福利（Total surplus）增加，意味着国内生产力和资源的更优化配置。然而，这种决策带来的“更优化配置”并非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②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意为“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因为生产者的利益会因为降低的关税而受到损害。换言之，尽管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超过了生产者福利的减少，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更深化的不平等，又成为无壁垒自贸的代价。

单从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上，加深贸易壁垒的确是次优的决策。然而，以印度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中，生产者往往代表了相对底层的社会群体。相比于效率，“甘地的护符”引导着印度领导者更加关注平等，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领导者会毅然选择放弃一个对他者看来更有效率的决定。

进口与出口

根据国际贸易中的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贸易模式取决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国家在贸易合作中应出口其国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并同时进口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品。RCECP协定，意味着同盟国将在双边或多边贸易中互相降低关税。以中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为例，两国的互降关税推动中国产品在印度的流通以及印度产品在中国的流通。由于降低关税改变市场的均值价格（进口产品价格降低，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产业的生产者以及进口产业的消费者将会受益；反之，出口产业的消费者及进口产业的生产者将会受损。介于进出口产业各有盈亏，我们需进行分别分析。

在2017年，占据印度进口份额的前五大产业为：矿产（30%）、机械（20%）、贵金属（17%）、化学产品（8.7%）以及金属（6.2%）。①数据出处：https://oec.world/en/profile/country/ind/.更低的贸易壁垒意味着五大产业的生产者，将受到更大的来自进口产品冲击。具体而言，更便宜的进口产品压低了印度国内市场的价格。走低的物价意味着流水的下降，企业将更难收回成本，导致个别低产能的企业裁员关门，增加此五大行业内部的失业率。那么更强势的出口是否可以弥补印度在进口产业的损失呢？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二：首先，在2004到2017的13年间，印度对于其他RECP成员国的贸易逆差从70亿美金上升至1260亿美金，占2017年印度总出口的43%。不对等的进出口规模意味着出口产业的利益增幅很难填补进口产业的利益损失。其次，印度的进出口产业具有极大的相关性，意味着进口产业的损失将会波及出口产业。在2017年，占据印度出口份额的前五大产业为：化学产品（14%）、贵金属（13%）、纺织（13%）、矿产（12%）以及金属（10%）。除纺织业，其余四大出口产业均同时受到来自进口产品的冲击。

在李嘉图模型的理想状态中，一个国家应该专注于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言之，在劳动力完全按其生产率而分工的理想状态下，一个国家的进出口产业应该呈现显著的差异。显然，印度的进出口产业的高度相关性暗示了其国内的劳工分配可能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在化学产品等产业中，印度是否对于东亚的其余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尚不清晰。因此，一旦低廉的进口价格导致部分企业关门，使得五大行业内部失去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残存的比较优势将极有可能消失殆尽。这种由进口至出口的蝴蝶效应不仅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更会伤害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根据印度现今的劳动力生产分配，放弃自贸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领导人对印度进出口产业内生产者利益的保护。这种保护并非长远之计，却可以给印度国内的生产赢来喘息之机。印度政府仍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生产效率，以使印度产品在东亚以及全球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

何思慎：RCEP箭在弦上 台湾恐成“化外之地”

11月4日，在曼谷举行的第三届RCEP峰会上宣布除印度之外的15个成员国完成RCEP谈判，目标在2020年签署协定。此协定涵盖半数的全球人口及近40%的全球贸易总量，占全球生产总额（GDP）的35%，为至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印度总理莫迪考虑到其制造业之竞争力不足因应市场开放的冲击，致使贸易逆差激增，决定暂不加入。印度的保留态度虽为RCEP投下变数，但RCEP谈判进程迈步向前已为不争事实，此对亚太区域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形成极具意义，中国台湾地区亦无法等闲视之。

诚然，日本仍坚持失去印度的RCEP将不具意义，因这将改变谈判前提并造成其他成员撤销之前同意的关税自由化，从而形成RCEP的混乱，甚至可能土崩瓦解。其实，日本担忧若印度未参与RCEP，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可能会过于突出，为在2020年达成协定签署，日本的谈判能力亦将备受考验。在峰会上，安倍强调指出将与2020年主席国越南携手，为协定签署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印度暂时退出后，日本将争取东盟支持，在RCEP中与中国竞争话语权，避免在规则的形成上收到中国牵制。

然而，部份成员国认为15个国家可以先行完成谈判，以免RCEP因印度而再三延宕。“RCEP峰会联合声明“”指出，15个国家已完成文本谈判，实质性完成原产地规则、市场准入等谈判，将继续进行“法律梳理”（legal scrubbing），在东盟下任轮值主席国越南签署协定。此外，15个成员国将持续与印度对话解决歧见，而印度亦未反对其他15个国家自行启动RCEP。

在特朗普退群TPP、舍多边自由贸易路径，执着“美国第一”、以双边的形式在贸易谈判中遂行保护主义下，印太地区国家仍以“东盟+6”的架构持续建构多边自由体系，避免“全球化”逆退，贸易重回保护主义。RCEP的成败攸关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孰胜孰败。

图4 亚洲区域合作的三个主要架构

目前，不论是CPTPP或RCEP，台湾地区皆未参与其中，恐沦为亚太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化外之地。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夑坦言，RCEP对我并不友善，未来参与机会不高，而CPTPP的参与亦仅止于“非正式互动”，不得其门而入。若RCEP顺利启动，对台湾地区经贸将构成严峻挑战，迫使受害最深的传统产业为求生存出走，直接影响广大的基层劳动力就业，进一步扩大台湾地区渐趋恶化的贫富差距。

蔡英文执政近4年，台湾地区出口产品的FTA覆盖率不仅未见增长，来年《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早收清单”大限将届，若无法再续，对外贸易势必雪上加霜。因此，台湾地区应尽速与大陆展开ECFA后续谈判，以维系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的竞争力。惟两岸关系不睦，双方对话重开困难，若蔡英文连任，ECFA或将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