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恒

[摘 要]科技类社会组织是科技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类社会组织结合自身组织优势积极参与到伟大的脱贫事业中，为我国的脱贫攻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该文通过对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积极的政策动员、业务主管单位支持推动、政府购买扶贫服务机制的建立、扶贫模式的创新、扶贫需求与帮扶无缝对接等是促进科技类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精准扶贫的关键。与此同时，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依然面临政策激励效果不佳、帮扶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帮扶能力偏弱、利益联结机制有待完善、组织间合作参与不够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政府、科技类社会组织、受帮扶地区等多方面进行协调治理，形成一种既关照当下脱贫攻坚也面向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参与式治理机制。

[关键词]科技类社会组织 科技扶贫 参与式治理 精准扶贫 减贫机制

[中图分类号]G32225;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596（2020）10-0005-09

科技类社会组织是指拥有合法地位，通过开展与科技相关的公益性活动，促进创新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1]，主要包括科技社团、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科技类社會组织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志愿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等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事实，科技类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2]、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3]、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4]等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及困境也受到关注[5]。但总体而言，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相关研究未能跟上精准扶贫实践。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研究倾向于从总体上关注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将特定类型社会组织（如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纳入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总体框架和范畴中进行考察[6]。科技类社会组织作为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固然有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共性特点，但亦有其独特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及其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基于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总结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经验，并分析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从现实层面透视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逻辑及其未来走向。之所以选择贵州省作为案例，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考虑：一是贵州省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具有贫困规模大、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等基本特点，这为考察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能力、效果等提供背景性条件;二是贵州省于2016年启动了“社会组织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深入分析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此次行动情况，并考察贵州省科协所属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实践，有助于总结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经验，并发现问题;三是通过对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过程进行分析，有助于在参与式治理实践中认识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而为推进科技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一、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

（一）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发展

截至2018年年底，贵州全省共有社会组织13000余个，其中社会团体8000余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940个，基金会60个;省级社会组织1004个，其中社会团体846个①。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贵州省级科技社团（学会、协会、研究会）由1965年的20个增加至1992年的128个，2003年省级学会共142个，2007年底全省有科技社团136个，由贵州省科协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科技社团125个，会员近10万人[7]。截至2019年6月，贵州省级科技类社团200余个，贵州省科协所属科技类社团129个，贵州省科技厅所属科技社团和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共20余个，其他50余个科技社团（包括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分属于卫生、农业、工信等不同部门①。随着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其参与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基础更加坚实，组织化服务能力日趋增强，成为科技扶贫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组织化帮扶力量。

（二）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

1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作为全国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建设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贵州省委省政府于2015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文件明确规定支持社会组织从事扶贫开发事业，指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扶贫资金募集、项目实施、教育培训、调查研究、政策宣传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大力支持和引导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加强对社会组织开展扶贫活动的信息服务、业务指导和规划管理，鼓励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扶贫开发项目，创新扶贫方式，打造优秀扶贫公益品牌和平台”②。该政策还就组织动员、激励管理、宣传发动、落实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为充分动员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创新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

为积极响应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号召，贵州省慈善总会、贵州省社会组织促进会等45家社会组织于2015年12月向全省10000多家社会组织发出参与脱贫攻坚“暖流行动”倡议，呼吁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和贵州省委省政府号召，全力投入贵州脱贫攻坚战。在45家社会组织中，科技类社会组织有贵州省工程咨询协会、贵州省医学会。省级社会组织通过响应式动员，营造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强化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责任意识，并促进形成了一批社会组织扶贫项目。

2016年，为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贵州省民政厅联合贵州省扶贫办制定了《“社会组织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实施方案》。该政策方案的出台，为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搭建了平台，开启了贵州省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整体推进新阶段③。其中，有88家省级社会组织参与该项行动，这些社会组织按照自愿参与、精准扶贫、综合帮扶、形式多样的原则，结合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因地制宜、因户而异、精准施策，结对帮扶320个贫困村。在参与“社会组织帮百村”行动的88家社会组织中，共有18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占205%。这些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分别涉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帮扶对象为来自不同县（市/区）的29个村。从结对帮扶的数量来看，贵州省微生物学会、贵州省茶叶学会、贵州省畜牧兽医学会、贵州省民族医药学会采取“一会多村”的形式开展结对帮扶;贵州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贵州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贵州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协会采取“多会一村”的形式开展结对帮扶。根据政策设想，社会组织通过产业帮扶、智力帮扶、商贸帮扶、捐赠帮扶、志愿帮扶等形式，与政府和企业的脱贫攻坚形成合力，在国家贫困治理框架下有效发挥补充作用，探索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2贵州省科协所属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科协积极组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用科学技术向贫困发起挑战，在贵州省财政的支持下设立了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从1988年到2000年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在全省建立了扶贫型、开发型、示范型、服务型科技扶贫示范基地153个[8];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6年以来，在中国科协大力支持下，贵州省各级科协组织认真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共争取资金16亿元，支持乡村发展优势产业[9]。为促进科协系统力量深度融入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国科协、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10月联合出台了《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实施方案》，该政策的出台为科协系统各级组织和部门参与科技扶贫提供了新的方向性指引。2016年初，贵州省科协继续开展“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共计投入420万元用于科技助力精准扶贫试点示范工程，3年来投入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的经费提高至4475万元，带动了10万群众发展产业脱贫[9]。在贵州省科协的大力组织动员下，其所属的科技类社会组织积极响应，纷纷参与到贵州省的精准扶贫项目中。2018年，贵州省科协所属科技类社会组织为贵州省80余个贫困村开展各类服务，组织开展科技培训98次，累计培训人数9938人次;开展技术推广37项，提供健康服务42次，共服务5608人次;送温暖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318万元①。

二、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基本经验与共性问题

（一）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基本经验

1开展政策动员，通过政策设计以推动形成结对帮扶关系，构建起结对帮扶关系网络。动员是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组织社会力量，发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过程[10]。政策动员就是指，为了推动既定政策的落实，促进政策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行政组织的主导下，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运用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从思想观念和心理意识层面对相关的政策对象进行说服、告诫以及鼓励等活动，以促使其自觉、自愿地服从相关政策的安排，遵从、配合政策的规范性要求[11]。为了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贵州省委省政府在国家出台“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后，亦围绕如何有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制订了实施方案。为了有效执行国家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扶贫政策，激发包括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融入脱贫攻坚事业，贵州省多家社会组织联合发出倡议“贵州省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暖流行动”。同时，贵州省民政厅联合贵州省扶贫办制定了《“社会组织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实施方案》。为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贵州省民政厅在长顺县石板村启动“社会组织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通过政策执行动员，在贵州省范围内调动了社会组织的积极性，88家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动员启动活动，其中18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分别与多个区（县）的贫困村形成了结对帮扶关系，在全省范围内初步构建起了结对帮扶的关系网络。

2业务主管单位将扶贫作为中心工作抓，以此带动所属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科技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会员分散性特征，首先需要形成一种全员参与的扶贫氛围，除了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扶贫部门要积极引导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外，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有义务将促进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纳入工作内容。从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以及科技类社会组织主管单位支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实践来看，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业务主管单位将扶贫作为中心工作抓，以此带动所属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从贵州省科协的经验来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经验性判断。貴州省科协始终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不仅将科协的力量投入到扶贫事业，更积极组织动员、创造条件，助推所属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科技类社会组织能否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对待，极大程度受到业务主管单位和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协同支持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基本经验是由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引导，最大限度地整合科技类社会组织的资源，发挥其优势，积极动员科技类社会组织和科技服务工作者参与脱贫攻坚，通过打造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助力精准扶贫。

3科技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购买扶贫服务，探索项目化扶贫，提升组织扶贫能力。《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出台以来，各地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新机制，扶贫服务也逐渐被纳入各地方政府的服务购买范围。政府购买扶贫服务是指政府为解决潜在的帮扶需求和贫困治理目标，通过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的顶层政策设计，开展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吸引社会组织多层面、多形式地参与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事业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服务工作。就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地方经验而言，目前形成了两种扶贫服务购买机制。一是业务主管单位向其所属的科技类社会组织购买扶贫服务。此种扶贫服务购买实践以贵州省科协为典型，主要经验是通过申报“五送五促进”扶贫示范项目来推进，即通过开展送点子、送科学、送技术、送健康、送温暖等扶贫服务购买活动，推动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二是科技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业务主管单位开展的扶贫服务购买活动。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的支持下，科技类社会组织获得了参与购买扶贫服务的机会和空间。贵州省智诚健康管理研究所多渠道参与政府扶贫服务购买项目的案例即为一种积极探索。贵州省智诚健康管理研究所是贵州省科技厅主管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先后承接了贵阳市南明区、都匀市扶贫开发局、贵阳市白云区、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和部门的政府购买扶贫服务项目，围绕提升贫困户就业能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4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扶贫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参与精准扶贫的行动路径和基本模式。尽管不同领域、层级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行动策略和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但依然可发现许多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扶贫运行过程和帮扶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结合科技类社会组织现阶段参与扶贫的经验，其表现出来的行动逻辑多遵循“政府引导+政策动员+社会组织响应参与”的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引导，更依赖于政策支持。在此行动路径的指引下，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扶贫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帮扶模式。从帮扶的内容来看，形成了“物资+慰问”帮扶、“资金+捐赠”帮扶、“技术+培训”帮扶、“知识+科普”帮扶、“决策+咨询”、“项目+援建”帮扶等多样化模式。当然，亦有许多帮扶案例和活动表现得更为复杂，呈现出类似“物资捐赠+知识科普+技术培训”的帮扶模式。就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组织化过程来看，构建起了“会企协作”“会会协作”“会地协作”等多种扶贫运作方式，并据此探索出了诸如“学会+会员+地方”、“学会+会员单位+地方”、组团式“科普扶贫双下乡”、“科协+学会+贫困村”、“科技特派员+高校+公司+基地+农户”等组织化扶贫运作模式。依托这些运作模式，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技术咨询、培训、慰问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帮扶。

5贫困地区主动对接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汇聚扶贫需求的基础上寻求自下而上的帮扶。如果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审视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帮扶需求是如何汇聚成有效的扶贫信息的，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科技类社会组织是如何被吸纳进科技扶贫中。许多贫困地区更习惯于外部“自上而下”接受帮扶，而忽视了“自下而上”地主动寻求帮扶。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一些案例经验表明，“需求响应式扶贫”在实践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机制。贵州省公路学会帮扶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批林村脱贫实践中，经过贫困村“自下而上”地积极申报和争取，获得了“自上而下”的基础设施帮扶项目，实现了扶贫需求与资源供给的精准对接。

（二）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存在的共性问题

1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政策，但政策的针对性和激励效果仍显不足。纵观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政策发展，逐步构建起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政策支持体系。从政策设计层面看，这些政策的出台和逐渐完善，同样有力促进了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进程。不过也应当看到，这些政策依然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一是降低注册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年检年报等对包括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激励效果不明显;二是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依然存在手续不够简化问题，不少科技类社会组织因为手续繁琐和怕麻烦而放弃申报资格;三是现有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设计的针对性有待加强，服务内容的覆盖面有待拓展，购买扶贫服务资金存在过度分散和碎片化的问题，扶贫服务购买多集中在技能培训方面，向产业扶贫等方向延伸不够;四是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滞后，扶贫需求和资源供给之间存在鸿沟。这些问题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制约着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究其原因，关键是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不够。

2科技类社会组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扶贫行动，但从结对帮扶执行效果看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自2016年贵州省民政厅联合贵州省扶贫办开展“社会组织帮百村”脱贫攻坚行动以来，包括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在内的诸多社会组织积极响应，结合组织自身实际和优势开展了结对帮扶，构建起了组织化、规模化的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治理网络。在调研中发现，按照“社会组织帮百村”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由贵州省民政厅指导，在志愿结对帮扶的基础上签订帮扶协议，要求社会组织围绕产业帮扶、医疗帮扶、商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开展入村入户调查，每月上报汇总到各地民政部门，但最终提交帮扶协议和推动帮扶项目落地的结果离帮扶行动预期目标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这其中，一方面是尽管形成了结对帮扶的关系，但缺乏有效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和跟进机制，未能将社会组织的响应性意向行为转化为责任性帮扶行动;另一方面是基于组织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和能力限度等因素考虑，社会组织与结对帮扶的贫困村之间要寻找到合适的扶贫项目以实现共赢，通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动力不足，扶贫中对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参与贫困治理的能力有限。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内动力上，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内部原动力激发有限。具体表现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科技类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完善。许多科技类社会组织定位模糊，缺乏会员和会员单位管理和资源整合的制度机制，组织运行风格行政化色彩较浓。二是科技类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不足。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个人会员通常来自于不同行业，多为各个领域的高层次人员、技术专家，但专门负责科技类社会组织管理、运行、服务的人员大多是兼职人员、外聘人员，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较为普遍。三是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参与帮扶过程中，短期化帮扶行为比较明显，“一次性帮扶”“碎片化帮扶”倾向比较突出。四是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手段和方式比较单一，存在趋同化倾向。慰问送温暖是比较多见的扶贫方式，但此种扶贫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五是一些科技类社会组织对组织自身参与脱贫攻坚的经验宣传不够，参与动力不足、参与贫困治理的能力有限等现实困境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科技类社会组织未能有效参与国家脱贫攻坚事业。

4虽然科技类社会组织构建起了与贫困村的结对帮扶机制，但其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仍然有待完善。在各级政府部门政策引领和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下，科技类社会组织结合组织自身优势与不同的贫困村形成了结对帮扶关系，与贫困村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对所帮扶贫困村的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帮扶。不过，由于科技类社会组织会员兼职人员较多，管理和资源整合难度较大，因此，科技普及、学术交流、技术培训、工作经验交流、专家培训、走访慰问等成为主要的扶贫方式，产业帮扶实施难度较大。产业帮扶是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有效机制，通过产业发展帮扶可以形成特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比如通过入股分红、就地培训就业、土地流转等形式构建起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现有经验看，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带贫减贫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要按照精准帮扶、精准脱贫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参与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

5科技类社会组织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合作参与扶贫的机制缺失，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对接经验不足。从贵州省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实践来看，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与科技类社会组织之间、科技类社会组织与会员单位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初步构建起了科技类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不过，从横向看，科技类社会组织与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不够;贫困地区科技类社会组织主动对接发达地区科技类社会组织，使其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项目，探索扶贫协作的经验缺失。从资源禀赋和资源依赖性角度看，科技类社会组织对来自政府部门或者会员单位扶贫资金的依赖要远远高于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从实践角度考察，科技类社会组织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合作参与扶贫的机制尚未建立。从科技类社会组织主动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情况来看，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协作的支持机制和合作路径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三、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转向与路径选择

（一）从战略层面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调推进精准扶贫的新格局，优化政策执行机制，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需要构建协同合作的大扶贫格局，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增强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政策实施效果。一是民政、扶贫部门要以中央和省、市脱贫攻坚战略决策部署为统领，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进一步引导包括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行动，创新社会扶贫参与机制，促进科技类社会组织持续参与减贫，形成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二是业务主管单位要重视助推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加强动员、组织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协调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给予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三是民政部门、扶贫办、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监管部门要围绕当前扶贫中心工作加强协作，通过政策沟通、信息分享、合作调研等形式加强对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指导，形成更具整合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各地要建立帮扶需求项目库，在民政部门、扶贫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等的协作指导下主动对接科技类社会组织，为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服务。四是加大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的力度，拓宽扶贫服务购买范围，注重对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项目的验收。五是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动员宣传，弘扬社会正能量。

（二）增强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使命感、责任感，通过优化科技类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提升其参与扶贫的组织力

组织力是一种具有导向作用的引领力、具有向心作用的凝聚力、具有引擎作用的战斗力。在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中，要在增强其参与扶贫的使命感、责任感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科技类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结构，提升其参与扶贫的组织力。一方面，各级科技类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科技类社会组织要增进与个人会员、单位会员的联系，加强管理，同时，增强与其他类型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的沟通合作，构建起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外部治理结构完善的治理体系，以此提升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其参与扶贫的组织力。与此同时，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参与扶贫过程中，要处理好“短期帮扶”与“长期帮扶”、“面上帮扶”与“精准帮扶”、“慰问帮扶”与“能力提升帮扶”、“量力而行帮扶”与“全力参与帮扶”等之间的关系，找到帮扶的切入点和平衡点。

（三）在科技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治理框架中，贫困地区、贫困户应当主动对接、积极融入

一是贫困地区要在县、乡层面形成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政策体系和促进机制，构建基层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协作治理格局。一方面要积极对接各层面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项目和活动，另一方面要在整合扶贫需求的基础上主动对接科技类社会组织，探索科技扶贫新模式。二是贫困户、贫困村要主动融入各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扶贫活动和扶贫项目，积极寻求有组织化的帮扶，在参与中实现能力发展。贫困户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观念，通过积极参与帮扶，不断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就业技能;贫困村要积极争取扶贫项目，注重扶贫项目的科学论证和有效执行，将扶贫项目孵化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注释

①根据2019年对贵州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贵州省科协等部门的调研资料整理。

②参见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黔委厅字〔2015〕33号）。

③2016年5月27日，贵州省民政廳在黔南州长顺县广顺镇石板村举行“社会组织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启动仪式，标志着整体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行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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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verty allevi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taken an active role in the massive poverty reduction with their own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contributing wisdom and strength to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practice which the technology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positive policy mobilization， the support from regulatory depart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 purchasing poverty alleviation services， the inno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pport. Meanwhil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cy incentive function， having gap between the effect of assistance and the expected target， weak participative ability， incomplete benefit affiliating mechanism， and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among organiza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faces the future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by coordina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over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upported areas.

[Key word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