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潮

2014年3月27日，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叶……”习主席把贝熙叶（也译作贝熙业）列为法国民间友人之首，是因为他在抗战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中法友谊的重要象征之一，值得缅怀和纪念。

行医济世的好医生

1913年，毕业于法国海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曾在法国殖民地担任军医的贝熙叶来到北京，出任法国驻华大使馆医官和法国医院大夫。贝熙叶不只为使馆人员治病，还尽己所能行医济世，到京不久便成功地为一位因腰疽生命垂危的中国官员开刀去毒而名声大振。贝熙叶医治的患者包括孙中山、段祺瑞、蔡元培等人，还作为袁世凯医疗顾问而获得三等文虎勋章。

1919年至1920年间，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贝熙叶负责为赴法学生进行体检，填写体检报告，并代表法华教育会为他们签发赴法推荐信。他因此与周恩来等人结识，并成为朋友。1920年中法大学成立，贝熙叶出任该校董事、教授兼校医，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他还担任北京圣米歇尔医院的院长，兼任北京大学校医。

1923年，在北京市海淀北安河村牛涧沟，贝熙叶为患病女儿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建筑。建筑分为三组，一座欧洲城堡式石楼，五间中式厅堂和餐厅，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和花园，当地人称“贝家花园”。在美丽的大西山鹫峰脚下，贝家花园成为风景中的風景，仍如贝熙叶在城里大甜水井16号的家一样，是京城名流的聚会场所之一。贝家花园也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老贝家”。正是这位“贝大夫”，让这座花园成了中法友好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无声见证者。

贝熙叶为人热情豪爽，与周围的村民关系很好。贝家花园也是义诊的诊所，附近需要诊治的村民常常来找贝大夫看病，十里八村的百姓至今都念叨贝大夫人品好。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有个孩子身上长了脓包，夜不能眠，啼哭不止，缠足的妈妈背上孩子步行四五里来到贝家花园就诊。贝大夫为他擦去脓血，消毒敷药，很快红肿消退，疮口长平痊愈了。南安河村高秀明的母亲得了乳腺炎，贝大夫为她做了切除乳腺的大手术，分文未取。温泉村胡保善膝盖脓肿，贝大夫为他做了开刀手术，治好了腿病。春天儿童容易传染天花、麻疹，贝大夫亲自到附近地区的学校为农村儿童注射疫苗。温泉中学临近贝家花园，师生有急病也找贝大夫看。学校为了感谢贝大夫，在温泉村西修了一座花岗岩石桥，在石桥北侧的梯形护栏石上刻了“贝大夫桥”四个大字。

1932年，贝熙叶出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常在北平、上海两地奔波。在其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震旦大学医学院奠定了在中国医学界的重要地位，更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贝熙叶得知法国使馆武官德拉菲尔特·塞内克戴少校要去宛平城视察，便要求一同前往。宛平城内的激战刚刚结束，贝熙叶是最早接触并治疗卢沟桥事变伤员的外国大夫之一。29岁的中国农民李清来因为遭遇袭击而受伤，胸部被日军的子弹打伤，倒在路边动弹不得。也许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法国医生会出现在他身边，为他处理伤口、进行包扎，还将他送到北平继续医治，他最终得救。李清来是贝熙叶在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之后治疗的第一个伤员。贝熙叶见证了日军侵略中国和杀害中国平民的暴行，成为一位坚定的抗日人士。他代表外国驻平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坚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到前线为中国将士进行人道主义救治。他立即建立起自己的流动诊所，收治在各地战斗中受伤的中国百姓。贝熙叶用照片与文字简单记录下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西山下的诊所，来自南口地区受伤的中国百姓，我的助手和修女们轮班施救。所有应该送到北平的伤员都得到了救治，一个都没有落下。”

抗战期间，贝家花园成为一个临时救难所，贝大夫更加忙碌，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除为附近村民看病之外，还担负起了救助伤员的任务。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少伤员北上求医，贝熙叶来者不拒，尽心尽力予以救治。

2014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戴高乐基金会会见友好人士时，与贝熙叶的儿子让-路易·比西埃亲切会面。“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动。”让-路易·比西埃对记者说，“我的父亲致力于法中人民友好，我们年轻一代应加强沟通与了解，密切情感交流，延续两国友好。”他也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贝石涛”，在巴黎一家医院担任心脏病科大夫。他还告诉记者，他的女儿埃娃·玛丽已经参加了南特高等商学院与上海同济大学的合作培训项目。

“医生是一份弘扬人道主义的职业。”贝石涛说，“我父亲是医生，救死扶伤是理所当然的。”“在北平工作期间，贝熙叶一直希望能够扩建圣米歇尔医院，那样不仅可以治疗在北平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也能为中国人提供服务。”“父亲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贝石涛向记者展示了他父亲救治中国伤员的珍贵照片。

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

贝熙叶在北平参与抗战的同时，他的祖国法国也在遭受德国纳粹铁蹄的践踏。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在国内奋起抵抗德国侵略，在国外开辟战场积极准备反攻。贝熙叶认为，保家卫国的精神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卫和平，和平是国家间友好、经济发展的基石，残酷的战争使人们和社会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抵抗，中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义务捍卫自己的祖国。

共产党地下交通员黄浩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从城里辗转到了贝家花园，在贝大夫的帮助下奔赴延安。不少爱国青年学生，出北平城到贝家花园，翻越妙峰山，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黄浩后成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此时，贝熙叶已将贝家花园变成红十字救助站，收治伤病员，在黄浩委托下，承担起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秘密运送药品的任务。

贝大夫为根据地运送药品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贝大夫真诚地帮助中国抗日，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办事绝对可靠;二是贝大夫经常从城里去西山的贝家花园，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三是日本兵轻易不会搜查法国人，即便被发现，医生携带药品也属正常。贝熙叶是法国领事馆医官，享有外交特权，日本人即便有所怀疑，也奈何不得。贝大夫承担起秘密运送药品的任务后，东城大甜水井16号和西山贝家花园两个住所，也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北平城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1939年2月，黄浩收到一份医药用品清单，系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到冀中军区视察后开出的，数量巨大且需即时完成。多方努力筹到的绝大部分药品和器械需从北平城内运到西山，黄浩又找贝熙叶帮助。

这天下午4点，贝熙叶驾驶汽车经西直门出城。关卡中的日军和伪警察都认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的汽车，便招手放行。雪铁龙车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等候多时的地下交通员接货后，与往次一样，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送到根据地。3天之后，这些在上海、香港都罕见的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摆在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连声称赞：“了不起！”

后来，日军控制汽油，汽车无法开了。贝熙叶便改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城内到贝家花园几十公里路，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载着数十斤重的药品，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贝熙叶生于1872年，1940年已届68岁高龄，骑着自行车奔波六七十里，为中国人民抗日根据地送去急需的药品，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1941年12月，在贝熙叶帮助下，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从贝家花园出发，辗转到达延安。1944年8月，延安建成了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在那些突破层层封锁抵达根据地的电台零件中，部分由贝熙叶经手，通过贝家花园秘密运出。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1943年8月，黄浩暴露，贝熙叶第一时间将他接到贝家花园，送往抗日根据地。黄浩走后，贝熙叶还和其他中共党员对接，繼续用自行车运送药品。他还在贝家花园治疗前来求医的八路军负伤战士，有时还会进山出诊。

贝熙叶用自行车在日军枪口下建立的“驼峰航线”，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54年10月，在经历了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岁月之后，82岁高龄的贝熙叶携30岁的中国妻子吴似丹，恋恋不舍地离开生活了41年的中国，踏上了回国的道路。次年，吴似丹生下了儿子贝石涛。晚年得子，贝熙叶深感慰藉。1958年，贝熙叶去世。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法学者开始关注那段与贝熙叶相关、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往事，挖掘这位“不愿卷入政治”，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贡献的法国友人的动人事迹。

2015年1月，中国驻法国使馆政务参赞张伟与妻子贺洁合著的《贝熙业传奇》出版。2015年6月，四集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登陆央视，引起轰动。

我们永远怀念真心帮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贝熙叶，永远记得贝熙叶用自行车开辟的“驼峰航线”。一个高龄老人用力地蹬着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上堆放着大包药品，老人的白色胡须在山风中抖动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