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伟 陈岸然

聂荣臻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前半生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后半生献身科技事业，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聂荣臻不仅在军事理论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科技人才思想上也创见不凡。自1956年主持我国科技工作后，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军内外等社会各界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凝聚起来，并努力营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为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启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从而创造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10余年的“黄金时期”。聂荣臻在国防科技人才的选拔、使用、管理、保障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他关于国防科技人才管理的思想，在当时科技人才极为匮乏、科技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对于凝聚科技人才力量，激发科技人才活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不能把科技人才当战士管”

聂荣臻认为，国防科技人才是具备较高专业技能和科研能力的特殊群体，他们肩负任务的特殊性和科研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决定了国防科技人才管理的特殊性。比如，有的科研实验需要在夜间进行，有的科学研究要连续几个月不间断等。因此，对科技人员的管理就不能像要求基层连队那样集中统一，“不能把科技人才当战士管”，而要根据科研工作及科研人员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管理。在这一问题上，聂荣臻强调最多的，就是管理工作一定要紧紧围绕科研工作展开，一定要有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

靠政策制度管

政策具有宏观性、权威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因此，靠政策制度进行管理的优势就在于既让管理者管之有据、管之有度，同时又能约束管理者言行，防止权力滥用。聂荣臻认为，政策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实施的政策对了，就能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使我们的事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政策错了，就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对社会各行各业造成很大冲击，国防科研机构也不例外，管理工作一片混乱，科技人员意见很大。为了纠正这些不良现象，聂荣臻指出，必须出台一些政策，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1年，在杭州西子湖畔，聂荣臻召集各领域专家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后，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对诸如科技人员的工作休息时间、人才的使用、技术指挥线的建立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使得对科技人员的管理有了政策依据，从根本上保障了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科学工作十四条》也因此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靠人格魅力管

国防科技人才，特别是一些军队拔尖的科技人才，他们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而且往往个性也比较独特。从人才学角度讲，独特的个性往往是这些科技精英革新创造的基础。这也正是很多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好管理的原因所在。1956年，当聂荣臻决定接手科技工作时，就有人善意地劝他，知识分子麻烦事太多，不要接受这项工作。但聂荣臻却坚持认为，不是知识分子难打交道，而是我们打交道的方式有问题。聂荣臻在与国防部各研究院的领导谈话中多次讲，科研人员的管理工作与部队有很大不同，虽然很多科研人员也是军人，但他们不是一般的军人，因此，对他们的管理应与基层部队有所区别。他还说，抽调到科研院所中担负行政管理和政治工作的同志，过去在部队大小都是带“长”的，管理中行政命令比较多，但是，现在的管理对象是高智商、高学历、高水平的科学家，管理方式应该改变，绝不能把科学家当战士来管理，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诚诚恳恳为他们服务好、保障好，以热诚的言行、谦恭的态度赢得科技人才的认可和尊敬，靠人格魅力来开展好科技人才的管理工作。

结合科研工作管

由于科研工作的连续性、复杂性，科研机构的管理工作不能像基层连队那样集中统一，管理者要在准确把握科研人员肩负任务特点的前提下，紧密结合科研工作进程，开展好科研人员的管理工作。

1960年12月26日，聂荣臻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当前，不少的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里，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会议太多，使技术干部、工人、教员都没有时间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学习提高，没有时间做研究实验和阅读文献，也得不到适当的休息。”他认为，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既有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各单位领导管理方式方法不科学、不合理的因素。为了从根子上解决以上问题，聂荣臻要求各单位抓管理的干部不要只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深入一线，把管理工作渗透到科研任务中，决不能脱离科研任务为了管理而管理。

“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

科研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求科研人员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样才能发现科学的规律和奥妙。长期领导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对此感受颇深。聂荣臻经常讲，一些技术骨干总是被一些行政事务缠身，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否则，科研事业就要遭受损害。

制定政策制度，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

早在1956年，中央就出台了关于保障科技工作者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的规定。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在各行各业掀起的疯狂热潮和浮夸风使科研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连中央重点抓的“两弹”攻关工作也深受影响。由于导弹研究院位于国宾馆附近，很多迎宾工作都分给导弹研究院。一段时间，很多导弹专家也被派出去站在北京街头，手里挥着小旗欢迎外宾。得知此事，一向性情温和的聂荣臻发了脾气，立即给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责令他们立即整改。随着“左”的思想的蔓延，聂荣臻感到必须对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作出强制性的规定，确保正常科研秩序。趁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聂荣臻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时间搞科研工作。”

规定要求：①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研究技术人员中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除中央特别指示的以外，应该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不得中断研究工作。做法上，力求时间短而得实效。②研究技术人员主要是结合专业实习考察等进行劳动，不另外安排下放劳动。③民兵训练在研究技术人员中间不必举行。④地区性的社会公益劳动，群众性的欢迎外宾等活动，不得占用研究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文艺、体育活动，应完全自愿参加，利用业余时间进行。⑤研究技术人员的業余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保证有必要的自修和休息时间。⑥改善科学器材供应，力求避免停工待料现象，也不要让许多技术研究人员花很多时间去采购器材。

提供物质保障，确保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在科研上

仪器、设备、资料等是科研工作的物质基础。聂荣臻称之为国防科技发展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在领导科技工作过程中，聂荣臻十分注重科技人才的物质保障工作。他认为如果连最基本的科研设备等基础设施都要靠科研人员东奔西跑去协调或购买，就会大大减少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是对科研人才的极大浪费，也是搞后勤工作同志的严重失职。聂荣臻始终强调，后勤工作要由专人负责，一些无关技术的保障工作不要麻烦科技人员，要让他们专心致志搞科研。他要求保障人员要积极作为，牢固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直到晚年，聂荣臻还一再向中央建议，要千方百计改善科技人才的工作条件。

政务上删繁就简，减少行政对科研工作的干扰

“业精于勤荒于嬉”，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特别是科研人员，在其他方面投入的精力多了，搞科研的时间就少了。因此，聂荣臻不主张科研人员兼职太多，要保证他们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上。五院刚成立时，时任院长的钱学森常常被一些繁政琐事缠身，就连幼儿园做多少桌子板凳都要他作决定，搞得钱学森无法安心搞科研。钱学森为此大为苦恼。聂荣臻知道后，立刻通知五院领导，钱学森只需负责技术工作，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麻烦他，把钱学森陷在事务圈子里，是对他才能的最大浪费。后来又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钱学森任副院长，只管技术，这才使钱学森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搞科研。

要允许科技人员失败

科研工作是以科研试验和理论推理为前提的，一次成功的实验，可能需要成千上万次反复试验和理论推理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讲，科研工作是建立在失败基础上的。长期从事科技领导工作的聂荣臻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在科研工作中，聂荣臻主张要不怕失败、要允许失败，要在失败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最终取得成功。

搞科研试验不要怕失败

聂荣臻认为：“科学实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谁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包票。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我們就可以下决心了。”1959年12月28日，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综合性，首先从问题的提出，经过理论论证、反复试验，再到工厂的投产试验等诸多环节，哪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有的环节甚至要反复失败很多次，所以说搞科学试验胆子要大些，要比搞经济建设放得更开，要不怕失败，即使失败了也没什么可抱怨后悔的。失败往往是成功的条件，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一直坚持走到底，就一定能够成功。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点火后，仅飞行69秒就坠毁了。一时间，技术人员心情非常沉重，张爱萍给聂荣臻打电话作自我批评。聂荣臻虽然心里也很难受，但他还是安慰张爱萍说：“我们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不可能都是一次成功。这次失败了，下次有可能成功，多总结经验。爱萍啊，告诉下面，一定不要追查责任。”10天后，聂荣臻又对前来汇报工作的五院领导说，试验本身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的结果，失败并不可怕，有时还可能是好事。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水平，搞研究和试验工作还是要付出点学费的。

要允许科技人员失败

在聂荣臻看来，科研工作是一项探索性工作，绝不能像要求工厂的工人生产产品那样，要允许科技人员失败。在一次军工领导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聂荣臻指出：搞技术研究，特别是一些新技术的开发包含许多未知因素。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技术人员要考虑周全，制定出周密的应对方案，减少失败的概率;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即使我们的技术人员判断错误了，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做科学试验本来就要通过许多次失败才能获取成功的方法。西方国家，虽然科学技术很发达，但也没听说哪一种导弹不经历失败，一次性就搞成功的，或许他们失败的次数比我们还要多。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因此，试验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很重要，要找出错误的原因，制定出改进的方案，继续进行试验。对于那些科研试验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党组织和行政部门不仅不要去追究责任，而且还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技术人员和工人要不怕挫折，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直至试验成功。

1961年7月17日，聂荣臻在关于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讲话中指出：“在执行中，领导要为科学技术人员撑腰，即使失败了，也要鼓励。本来就有失败的可能。越是重大的课题，往往越要经过多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试验失败了，我们也还要打气，绝不能泼冷水，要汲取经验，反复试验，一直坚持到成功为止。”1962年，任新民在负责改进仿苏近程地地导弹P-2的发动机时，试验了好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有些人就把失败上升到政治高度，向上级反映任新民政治上出了问题。聂荣臻知道后，就对五院的领导讲，五院刚成立时，条件那么艰苦，任新民仍主动要求调入五院工作，为了科研工作宁愿睡简易床也不住招待所，这么好的科学家，我们不相信他，我们还能相信谁。为了让任新民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开展工作，聂荣臻还让五院领导王诤和钱学森转告任新民：“凡是最困难的时候，成功也就快了。”最后再次嘱咐五院领导，一定不要追查责任。在思想极左的年代，信任、鼓励和支持显得异常宝贵。多年后，任新民每每回忆起深陷困境时聂荣臻对他的信任和鼓励，都无比感动。任新民说：“聂帅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聂帅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科技人员顽强攻关，后来用较短的时间研制发射成功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导弹。”

1982年，年事已高的聂荣臻已不再负责我国的科技工作，但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仍然时刻牵挂着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仍不遗余力地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同年10月8日，聂荣臻在看了我国潜对地导弹首次发射失败的报告后，要秘书给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打电话：“告诉他们，既是试验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夺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是一定会获得成功的。”聂荣臻这种对待科学的辩证态度和对科技人员的包容鼓励精神，无疑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聂荣臻作为开国元帅、科技主帅，在领导管理科技人才工作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下属来对待，而是把他们当作推心置腹的朋友，尊重理解他们、关爱保护他们，被科技人才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也正是因为聂荣臻对科技人才的一片真情，深深感染打动了广大科技人才，才换来了他们誓死报国的无限忠诚和满腔热血。

无微不至真爱才

天才军事家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曾向部队下达过一项命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以确保科学家的生命安全，同时也表明了拿破仑对科学家的重视和爱护。而聂荣臻对科技人才也有着同样的关心和爱护。抗战时期，聂荣臻之所以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模范抗日根据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高度重视科技人才的吸收培养工作，对科技人才关爱有加。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保护军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聂荣臻专门派一个团的兵力来保护他们。每当获取敌人“扫荡”的消息，聂荣臻就第一时间给当时骑兵团团长唐子安打电话，叮嘱他一定要加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保护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他对护卫人员说：知识分子是宝贝，在任何残酷的条件下，都不能让一个知识分子损失。

聂荣臻对科技人才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爱护科技人才的感人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令老一辈科学家感动的是发生在1958年的一件事。1958年冬，天气异常寒冷，聂荣臻来到航天五院看望科研人员。到五院后他没听汇报，也没搞座谈，就一头钻进了科研人员住的帐篷。看着“奄奄一息”的火炉，摸了摸冰冷的床铺，聂荣臻表情凝重地对五院的领导说：“今天来看了大家的住处，心里很不好受，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啊！在座的各位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不少是党中央从国外请回来的，数九隆冬，让这样的宝贵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谁冻坏了知识分子，我就让谁赔人！”这件事后不久，聂荣臻对科研人员的生活环境还是不放心，又让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到五院二分院挨个检查科研人员的手是否被冻伤，安东少将像幼儿园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200多位科研人员的双手。作为一位开国元勋，在工作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科技人才的关心竟然如此细致，令人敬佩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动。

聂荣臻对科技人员的关怀可谓是细致入微，哪怕是一名普通的科技人员也不例外。1960年，周光召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第二年因哮喘病发作被送往疗养院休息。聂荣臻得知后，特意让工作人员送去一筐梨。这件小事让周光召终生难忘。周光召回忆说：“这使我非常感动，当时我还是个很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哪个高级领导人会这样对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使得我尽快结束疗养，全力投入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令周光召更为感动的是，7年后，即1967年，聂荣臻到基地参加核试验，见到周光召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哮喘病好了吗？”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事隔7年，仍把一名普通科技人员的健康和疾苦放在心上，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和钦佩。

力排眾议敢用才

“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作贡献，就要用。”这是聂荣臻在用人上常说的一句话。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才的家庭背景、海外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大，有时甚至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特别是那些有海外关系的科技人才，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要受到特别的审查限制。对于这一现象，聂荣臻则认为：“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好的比较少，一般来说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家庭，否则他们就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更不要说出国留学。”对于这些人不能不加考察，但也不能一概弃之不用。对于他们的使用，必须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否则就等于把这些优秀的科技人才拒之门外，这对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当时五院科学家中有两位出身比较复杂，一位叫蔡金涛，另一位叫梁守槃。蔡金涛曾经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专家，官至少将。对于这样一位从国民党政府走出来的高官，到底能不能用，大家心里都没底，也没有谁敢冒风险担这个责任。问题反映给聂荣臻，聂荣臻却说：“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作贡献，就要用。”而梁守槃的父母兄弟姊妹都生活在美国。有人提出像梁守槃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在涉密部门工作。可聂荣臻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体科技人员大会上公开讲，使用一个人，“要看这个同志的具体表现，像梁守槃这般的同志，是可以用的”。后来梁守槃回忆说：“家庭出身在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1961年的时候，家庭出身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是聂帅讲这句话，也许我根本就不能在五院工作了。”“绝大多数留学回国的科技人员是爱国的，聂总看到了这一主流，一直对他们采取‘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放手的方针，没有因为他们出身于其他社会阶层而嫌弃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有缺点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聂荣臻这种力排众议、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既体现了他识才量才的过人智慧，更体现了他以国事为重、勇于担当的信念和气魄。

勇于担当敢护才

令人终生难忘和感动的往往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聂荣臻对科技人才的关心和爱护不仅仅体现于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中，还体现于工作中和专业上对技术人员的尊重和信任上，更体现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中，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勇于保护遭受迫害的科学家的魄力和行动中。“文革”十年，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为中国成功爆炸“两弹”的科学家们也未能幸免。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保护科技人才的行为着实让科学家们感动。

“文革”开始后，为了保护国家十分有限的宝贵人才资源，1966年6月22日，聂荣臻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制定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文件强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以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6月23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汇报时，再次强调要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8月1日至12日，聂荣臻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他的极力争取下，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终于被写进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后，聂荣臻专门找到主管宣传和文教的陶铸副总理，请他设法保护知识分子。11月30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聂荣臻又建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一次科学家，这既是对科学家的鼓励，又能向造反派表明中央对待科学家的态度。会议最终作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虽然会后毛泽东并没有接见科学家，但会议作出的决定对科学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造反派很快把矛头指向了聂荣臻，“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贴满街头。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仍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倾尽全力保护科技人才。1966年至1967年上半年，聂荣臻曾两次找到自己的老部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让他派兵保护被造反派打倒的科学家。此举招来江青等人的不满和报复。随后，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对专家们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批斗。聂荣臻闻讯，立即给傅崇碧打电话，命令他：“无论如何都要保护这些人。”傅崇碧把这些专家转移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小楼上，并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加强警戒。傅崇碧后来说：“没有总理、聂帅，老实讲，这些搞原子弹、搞导弹的专家，没有人保护，很危险。只要总理、聂帅讲要保护，我们坚决执行，不管你是江青，还是什么人。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放过聂帅。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臭老九，保护这些知识分子。”正如“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所说：“‘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精神受到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很好从事科研上的事。”

1975年12月，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愈演愈烈，张爱萍也受到波及，因长期的工作劳累和精神压抑，张爱萍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在张爱萍住院期间，聂荣臻专门到医院看他，仔细询问病情，嘱咐他安心养病，还特地告诉他：“听说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你的后台，这话他们说对了。我就是你的后台，这个后台我当定了。”说着，他还愤愤地用手杖击打地面。张爱萍当时非常感激。后来，聂荣臻驾鹤西去，张爱萍赋词悼念，词中还特地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浩然正气张。”正是在聂荣臻的竭力保护下，我国大多数科技精英幸免于难，科研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社会剧烈动荡的十年间，我国还能够成功爆炸氢弹、送卫星上天、造核潜艇下水，可以说与聂荣臻对国防科技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和对科研人才的特别关爱是密不可分的。

兵不在多，以治为胜。军队管理，特别是对国防科技人才的管理，直接关系科技的创新活力，关乎战斗力生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物质条件和人才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聂荣臻以其独特的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才的科研攻关热情，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