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珠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了解国情的基础，是实事求是的最主要方法，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切入口。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土地革命的革命道路。革命道路的选择不仅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还和毛泽东早年在农村的调查研究息息相关。

毛泽东出身于农家，从事过农业劳作，知道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重心在农村。毛泽东多次亲自和号召身边人员去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将农村调查与开展土地革命、国民革命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了解农民生活疾苦，立志救国先救民

毛泽东少年时曾辍学帮助父亲种田，亲身经历过田间劳作的辛苦，感受到农民生活的不易和农村的贫富差距。青年时代，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提倡青年人实现理想抱负要多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即多通过实践认识了解社会。

为此，毛泽东利用假期读“无字之书”，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体验农民生活。1917年，毛泽东利用暑期和萧子升去湖南几个县游历，边游览大好河山边发挥自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价值，为一些有需要的人写对联、书信赚取旅途的费用。他还经常借宿农民家中，与他们主动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社会状况。这年寒假又去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考察。1918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学。“这个时候就开始鼓励农民联合起来，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摆脱贫困。”

毛泽东还抓住出行机会对家乡之外的农村进行调查。1918年8月，毛泽东在和赴法勤工俭学湖南青年一起去北京的途中，因洪水暂停在河南郾城。他利用等车时间，组织大家轮流到附近农村开展调查，了解北方农村的情况。通过同学们的交流，毛泽东对北方的农村有了大致的了解。

1924年，毛泽东利用学友会帮助，号召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在湖南各县组织建立了多个农民夜校，为失学的学生和农民提供求学机会，还组织成立农民协会。1925年春，毛泽东借回家乡养病的时间，到韶山农村进行广泛的调研。通过和一些知名人士交流及对农民进行访谈，他“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并分析农民贫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

这些农村调查研究活动，对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得出结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的压迫下，农村普遍贫困，农民负担沉重。一方面，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征收高额税收，地主征收高额租金，无地少地的农民入不敷出，生活穷困潦倒。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工业产品的倾销，农村生活日用产品的价格过高，农产品价格低廉，卖不出高价影响农民收入，收支的“剪刀差”过大，使农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再加上军阀混战，农民深受战火影响，流离失所。所以在出席国民党一大时，毛泽东曾多次主张减轻农民租金，取消预征农民钱粮，反对国民党将地主视为中国的同胞。他将改变农村状况和农民生活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

意识到农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国门被打开，帝国主义开始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在中国开办工厂、倾销商品、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等，还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中国传统的封建的小农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早期有一部分思想觉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农民的太平天国起义、大地主维护统治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皆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救国心切的知识分子送来了新的路径——走俄国人的道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来自底层社会的力量。

毛泽东生长于农村，自幼了解农村的疾苦，也能意识到农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中共四大上，毛泽东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1925年以后，毛泽东开始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村调查和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1926年1月，他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将农村划分为八个阶级，初步形成农村阶级分析理论。192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中华农学会的致辞中说：“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中曾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号召革命人士要下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他提出：“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此时，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1928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两篇著作，分析了中国共產党能够胜利的原因和奋斗方向。“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实际上，毛泽东此时就主张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把握住割据形成的边界地区的广大农村区域，建立根据地，在偏远山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基础和壮大红军力量。这是他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意识到山区农民更苦。一方面，共产党要组织实行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得土地;另一方面，要在白色区域实行“打土豪、分田地”，供应党和红军生存，消除农村封建势力。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期农民革命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阐述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密切关系。即“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他认为只有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压迫。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之后，他利用空闲时间在宁都开展了10多天调查，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观察和座谈，毛泽东思索和总结中国的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未来，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分析广大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最深，是中国革命必须联合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欲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也意识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作为领导阶级，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需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才能参与土地革命，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著书立说，制定系列土地路线、政策的理论

毛泽东利用根据地的便利条件，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撰写了多份调查报告，留存至今的主要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材料，收录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他还主持编印《农民问题丛刊》等资料，介绍农村的各方面具体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路线及相关政策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如：

关于土地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判定。毛泽东在湖南五县调查的基础上，批判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说农民运动“过火”的言论。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农民运动高涨，一些地主、小资产阶级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土匪运动”“游民运动”等。为了反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和推动农民运动发展，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前往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步行700多公里，历时32天，组织开展共产党、农会、妇女、青年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湖南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情况，整理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刊登。他通过调查研究得出湖南农民运动并没有过火，而是“好得很”的结论。《报告》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是开展土地革命的主要方式。毛泽东也由此探索出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积极向基层最有直接经验的农民运动亲历者寻求实践真理。

调查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划分敌友。乡土中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着农民在村里的政治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往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指出，地主是剥削阶级，他们的财富和土地是通过高利地租、借贷从佃农、雇农身上剥削出来的，自己不从事劳动，不会改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也毫无作用，必须推翻;贫雇农深受高利贷和高额地租困扰，是被剥削者。中国农村革命即鼓动被剥削的贫雇农推翻剥削的地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把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到革命阶级手里。他主张在县、区、乡、村建立农民协会、贫农会，取代之前乡绅、地主控制农村政权的状况。中国革命需要共产党人去农村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与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泽东在农村调研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边界土地状况为60%以上的土地被地主占有，40%以下的在农民手中。他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将农民分为三个阶级：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土地运动开展后，农村成立政府委员会，贫农成为乡村政权的主角。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湖南、湖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到1926年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湖北有20多万人，江西有5万人左右。

明确土地革命中的富农和中农问题。“没有这样深入的农村调查就没有农村社会的基本的概念。”土地运动一开始，由于对革命形势、敌友对象的分析不足，中农和富农都被看作红色政权打击的对象。1928年6月，中共六大上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规定“不加紧反对富农”，“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形势估计过左，又转向反对富农的土地路线。1928年12月通过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给土改的村民，富农又被视为打击的对象。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于都和闽西等地农村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之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之前“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开始区别对待。7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改变了没收富农土地的做法，只没收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1930年5月，为了弄清楚农村富农问题，毛泽东在红军到达寻乌时展开了一次调查，对寻乌的商业产品、贸易、商铺，农民各阶级，文化现状，土地、山林制度作系统的调研。这次调查侧重于农村的富农问题，调查对象阶层来源更为多元，“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通過这次调查，他对富农和地主的区别更清晰了，于是开始肯定富农地位，改变了“过重打击富农”的土地政策。但是这一次调查也有缺点，即在土地分配上，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区别对待。在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影响下，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规定要调节土地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提出帮助富农和中农的口号。1933年10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富农和地主最大的区别是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者只是附带劳动，中农不剥削和轻微剥削的论断，为形成团结中农的土地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到1931年初，中共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土地路线在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影响下不断完善，越来越具体化，与时俱进地符合革命的需求。

农村调查与革命道路的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主要学习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经验，以开展城市工人运动为主要的革命斗争形式，农村战略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理论和实践肯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让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农村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放弃俄国“城市中心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建党之初，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晰。一方面，以俄为师，听从苏共的指导，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另一方面，照搬照抄俄国人的道路，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1927年10月，因革命形势变化，毛泽东向井冈山地区进军。为了弄清楚井冈山是否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11月毛泽东前往永新、宁冈调查，并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得出罗霄山脉北部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中段山区可以作为革命根据地的论断。同时他又将土地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结合起来，发动农民支援红军力量。1928年3、4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入湖南酃县的中村和桂东县的沙田时，“他采取访贫问苦、召开诉苦会和斗争会等方式发动群众，这是土地革命的最初尝试”。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会议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为了起草这一决议，毛泽东用半个月的时间在军中和附近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要将军队建设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此后，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得以确立。在湘赣、闽西等地农村，毛泽东组织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并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革命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才溪乡开展调查，对代表会议、乡苏维埃、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进行了解，着重考察苏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苏维埃政府工作情况。他认为基层党组织、贫农协会不仅承担动员和宣传的职能，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取得农民广泛支持、获得战争补给的重要原因。

反对教条主义，普及调查研究方法

毛泽东号召党内主要领导人要“洗洗脑”，改变唯书唯苏的工作作风，要从理论中走出来，走向实践。他号召党的工作人员要做调查，深入基层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1926年9月，毛泽东在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革命道路。但是党内领导同志，特别是一些留苏归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照搬照抄苏俄道路。在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城市中心道路，很多党组織力量暴露，党员同志被国民党及军阀等反动分子无情杀害，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基于寻乌调查以及自身多年农村调查的经验，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提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论述。

毛泽东还通过农民讲习所等场地，将自己农村调查的经验教授给学员们。毛泽东组织成立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为学员确定调查项目，搜集各方面的材料和数据，还召集各个领域的有经验的农民开调查会。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号召广大红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要因地调查，因地制定政策，因地执行。这样就有效地冲击了教条主义者只关注本本而脱离中国实际国情的做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非直接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有关政策要作适当调整，“因病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