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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道具在《长生殿》结构线索中的叙事功能

2020-01-07

中州大学学报 2020年5期
关键词:长生殿唐明皇杨贵妃

张 为

(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北京 102209)

清人梁清标称《长生殿》“乃一部闹热《牡丹亭》”[1]13,洪昇引为知己之言。这是因为《牡丹亭》重抒情轻叙事,人物少、情节简单,因而显得相对寂寥。《长生殿》则不然,该剧以事彰情,抒情、叙事并重,篇幅宏大,情节丰富,通过明、暗两条线索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长生殿》的“闹热”是通过何种叙事方式实现的?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让《长生殿》“闹热”起来的秘密便是人们习焉不察的“道具”;洪昇在剧中通过多种道具来关联人物、掌控情节,从而使《长生殿》的叙事容量得以扩充、情节得以丰富、剧情得以“闹热”。

一、道具在爱情线中的叙事功能

《长生殿》第1出《传概》发明题旨,谓“臣忠子孝,总由情至”,是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作为全剧的明线,也是主线。这一主线主要是由部分道具来贯穿的。明清传奇篇幅较长,欲使剧本结构完整,头绪清晰,“密针线”就显得尤为重要。李渔提出“编戏有如裁衣”,把诸多片段串联“全在针线紧密”[2]26。《长生殿》的针线就是道具,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长生殿》对道具的使用频率之高,在其回目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如《献发》的“头发”、《进果》的“荔枝”、《哭像》的“雕像”、《看袜》的“袜子”等。此外,故事中还有许多有头有尾,前后互相照应的道具线索,如《舞盘》《尸解》《改葬》中杨贵妃的香囊、《偷曲》《骂贼》《弹词》中雷海青、李龟年的琵琶。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又被称为“钗盒情缘”,《长生殿》更是把体现女性用物特征的“钗盒”作为贯穿全剧始终的道具。唐明皇在第2出《定情》的结尾,以“金钗钿盒”相赠杨贵妃,情因此而起,亦因此而定。在此后的戏中,钗盒在杨贵妃生前以明线形式出现过两次,一是第19出《絮阁》,一是第25出《埋玉》。在《絮阁》中,唐明皇幽会私幸梅妃江采萍,杨贵妃对此醋意大发,伤心哭泣;唐明皇顾左右而言他,企图蒙混过去。杨贵妃以退为进,表示愿退出情场,并把自己当初与唐明皇定情时明皇所赠钗、盒奉还于他:“这钗、盒是陛下定情时所赐,今日将来交还陛下。把、把、把、把深情蜜意从头缴。”[3]85唐明皇见状立刻道歉认错,并请杨贵妃收回定情信物,矛盾至此得以解决。在《埋玉》一出结尾,六军兵变,杀死杨国忠,逼迫唐明皇赐死杨贵妃,唐明皇对此痛不欲生,只能迁怒于物,怪“钗和盒,是祸根芽”。

“钗盒”道具在《长生殿》中不仅是化解唐明皇、杨贵妃矛盾的中介,还是二人爱情故事走向高潮(第22出《密誓》)的情感引线。在《密誓》这出戏中,钗盒虽然没有以道具的方式出现,却通过杨贵妃所唱“愿钗盒情缘长久订”[3]96,与第2出《定情》所唱“惟愿取情似金坚,钗不单分盒永完”[3]9遥相呼应,仍然起到了结构上穿针引线的作用。

按常理,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情缘”故事在杨贵妃殒命后便应结束,但洪昇为了表达二人爱情之深,继续以“钗盒”这一道具安排剧情、布置角色、选择宫调,从而使二人情缘从人间延续至天界,使剧情扩大了一倍却又情节紧凑,令人不觉其长。例如在第40出《仙忆》中,杨贵妃在仙界再次取出了钗盒,感叹:“死和生割不断情肠绊,空堆积恨如山。他那里思牵旧缘愁不了,俺这里泪滴残魂血未干。空嗟叹。〔三学士〕不成比目先遭难,拆鸳鸯说甚仙班。(出钗盒看介)看了这金钗钿盒情犹在,早难道地久天长盟竞寒。〔急三枪〕何时得,青鸾便,把缘重续,人重会,两下诉愁烦!”[3]175

此时的杨贵妃已经升入天界,位列仙班,但她仍对旧日情感念念不忘。在第47出《补恨》中,杨贵妃与织女说起自己的尘世情缘,无论如何也无法“忘得定情钗盒那根节”,并拿出金钗、钿盒给织女看,说自把它们“携入蓬莱,朝夕佩玩,思量再续前缘”,强调自己虽已成仙,却“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转情难灭”,“倘得情丝再续,情愿谪下仙班”,“又何惜人间再受罚折”[3]204。这就将杨贵妃的痴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长生殿》演出使用的道具之中,“钗盒”起到了“主道具”的作用:毕竟该剧的创作主旨是“钗盒情缘”,因而“钗盒”在全剧剧情叙事中贯穿始终。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出戏,其他如27出《冥追》、第30出《情悔》、第32出《哭像》、第37出《尸解》、第40出《仙忆》、第41出《见月》、第43出《改葬》、第47出《补恨》、第48出《寄情》、第49出《得信》、第50出《重圆》等剧中,也曾出现或通过人物之口反复提及。仅从次数而言,钗、盒二物在杨贵妃死后出现的频率高于其生前,其联通故事、勾串情节的作用十分明显:睹物则必思人,人虽逝而物不能空。

在爱情线中,同样体现女性用物特征的香囊的叙事作用也不容小觑。在第16出《舞盘》的结尾,李隆基为表示对杨贵妃霓裳羽衣曲舞的赞赏,将自己佩带的“瑞龙脑八宝锦香囊”赠之。在第37出《尸解》结尾,杨贵妃面对自己肉身尸解,想到以后明皇回銮对之改葬须有信物,遂将胸前所佩香囊解下交与土地神,嘱其“放在冢内”。第43出《改葬》,唐明皇“回銮”至此,果然要为杨贵妃改葬,因杨贵妃肉体尸解飞升,挖开的坟墓仅剩一个香囊,唐明皇伤悼不已,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将香囊裹以珠襦依礼安葬。香囊的叙事功能至此并未结束,因为该出戏中香囊的出现引发了新的故事情节:面对没有受被尸解仪式影响的香囊,唐明皇认定杨贵妃已经飞升成仙,接下来第46出《觅魂》中临邛道士杨通幽的出现便顺理成章,并为故事尾声作了合理铺垫。

《长生殿》中,对唐明皇感情的叙事,也同样通过运用相关的道具来表现。较早使用道具表现唐明皇感情的是第29出《闻铃》中的铃铎。在《闻铃》中,唐明皇行至剑阁,凄风苦雨和着檐前铃铎高响低鸣,令他顿感情恸心惊,而他“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的唱词,更是让人觉得肝肠寸断。洪昇的好友吴舒凫对此点评说:“缠绵哀怨,一往而深,又应转铃声,点染阁道,凄然欲绝。”[4]697单是一出“闻铃”,还不足以显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一往情深,故而该剧在第32出《哭像》中以木像道具为中介,进一步表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悼之情。在《哭像》一出中,唐明皇因十分思念杨贵妃,选名匠为杨贵妃制作一尊木像,迎进宫中,由此演绎出“迎像”与“哭像”两部分剧情。“迎像”部分通过唐明皇唱词,表达其受不住变兵被迫敕杀爱妃的“悔恨”;“哭像”部分通过唐明皇唱词,突出其对杨贵妃始终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

“木像”道具在《长生殿》情节叙事中的作用有诸多方面。首先,杨贵妃在马嵬坡自缢后,其在鬼、仙两界的剧情要靠木像联结推动——毕竟鬼神难测,虚者须以实者来表现,否则剧情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其次,若无木像这一实体道具,唐明皇的一往情深就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表现;而有了木像这个道具,情节展开就有了依托,许多故事就可以劈空结撰。比如杨贵妃感明皇情感之诚,就让木像“流出泪来”“满面泪痕”作为回应,从而使剧情变得摇曳生姿。洪昇的好友吴舒凫(吴人)在评价木像在剧情叙事中的作用时写道:“木人下泪最妙,若无此一番情感,则一块顽香叫呼不应,了无意致矣。”[4]705-706

洪昇让剧中“木像”落泪实有深意在焉:木像而能落泪,这不但验证了前人所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古话,而且在情节上与第1出《传概》中的“感金石,回天地”相照应,这就使得全剧虽然绵长却又不枝蔓。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哭像》一出中的“木像”道具在剧情叙事中的作用绝对不低于金钗钿盒。

二、道具在政治线中的讽谏作用

《长生殿》明写男女之情,实则写忠孝之义,其写作目标不是向世人展示娱乐意义上的男欢女爱,而是“垂戒来世”的政治和伦理目标。与“情缘”这条主线相比,“政事”是该剧组织剧情的副线。这条副线同样是由一应道具支撑着,比如该剧的主道具钗、盒,戏本一方面用它们作为表达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情感的介质,另一方面又用它们暗示相关的政治评价。例如在第30出《情悔》中,杨贵妃魂游故地,看到自己的陪葬品,感慨万千,一方面悲悼“生遭惨毒,死抱沉冤”,另一方面也反思自己“在生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3]131,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唐玄宗当政时“开元盛世”光鲜的外表下,权贵阶层特权横行、无恶不作的腐败一面。就政治伦理而言,这样的剧情无疑具有政治讽谏作用。

在《长生殿》剧本中,有关政治讽谏的具体回目有很多,如《疑谶》《进果》《献饭》《看袜》《弹词》等出。从上述回目的标题上看,“果”“饭”“袜”等道具都是剧中的戏眼,戏本中相关的政治小插曲,均是通过道具展开叙述的。

第15出《进果》就内容来说显然并非表现“果”,因为作为贡品的鲜果荔枝并没有像钗盒、木像那样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只是有“末扮使臣持竿、挑荔枝篮,作鞭马急上”“副净扮使臣持荔枝篮、鞭马急上”的舞台说明。在表演处理上,此出戏以道具“果篮”代替了实物水果“荔枝”,这表明“进果”一出中“果”——荔枝的实际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该出戏的目的不是以水果为中介表现男欢女爱,而是为了通过水果进贡行为寄托政治讽谏寓意。在这种情况下,代替荔枝存在的果篮道具与并未实际出现的荔枝共同成为引导剧情发展的符号化存在,作者通过果篮这种符号化的道具,明表唐明皇过度宠幸杨贵妃,暗讽最高统治者穷奢极侈。吴舒凫点评本出戏时说:“此折备写贡使之劳,驿骚之苦,并伤残人命,蹂躏田禾,以见一骑红尘,足为千古炯戒。”[4]651可谓一语中的。

《进果》这出戏,李、杨之爱其线为“明”,其情为“虚”;极权弊政之线为“暗”,其理为“实”。换句话说,贡果荔枝在戏中作为一个非实存的象征性道具,其作用就是调动人马表演进贡贡果的情节,并让观众由此情节的艰辛了解统治者如何穷奢极欲、靡费民力,进而让人们理解何以在“盛世”之景下会爆发“安史之乱”那样的政治危机。洪昇将此出安排在《偷曲》之后、《舞盘》之前,一曲霓裳羽衣的背后,有着十分令人心酸的场景,足见作者在戏剧结构安排上的苦心孤诣。

与《进果》相映成趣的是《献饭》一出。这两出的道具都是吃的东西,前者是宫廷权贵喜食的远方水果,后者是底层百姓聊以果腹的粗粝,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讲述野老郭从谨为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皇帝进献民间食物,并向皇帝表达了民间对于安史之乱的看法,字字针砭,令人深感其痛:“那杨国忠呵,【前腔】〔换头〕猖狂,倚恃国亲,纳贿招权,流毒天壤。他与安禄山,十年构畔,一旦里兵戈起自渔阳。”[3]116

听罢郭从谨的一番话后,唐明皇幡然醒悟,检讨政事过失,安抚众军。在洪昇所处的时代,文字狱开始盛行,知识分子对政治发表意见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利用艺术再现历史往事,借批评历史人物影射现实,既降低了相应的政治风险,又能达政治讽谏之意。

吃、穿是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态的因素,与“吃”相对的自然是“穿”,因此,洪昇在剧情设计中,把杨贵妃所穿的“袜子”作为道具看点十分合乎情理。以“袜子”而不是衣服或头巾作为道具,是因为作者想以此暗示统治者的奢侈用品不过是“遗臭”之物,不值得追求。

《看袜》一出主要讲述马嵬坡下一个开酒店的老太太王嬷嬷,在驿站梨树之下拾得杨贵妃的一只锦袜,远近人家听说此事的,都来店中喝酒,趁机要求看袜。该出戏安排了三个看客,分别代表三种类型的人(有闲阶层、底层民众、出世之人),他们因生活处境不同,对袜子的看法在价值取向上也大相径庭。

京城士子李谟,听说马嵬坡下王嬷嬷的酒店中藏有贵妃锦袜一只,出于好奇前来求观。士子衣食无忧,闲极无聊,自然四处寻找刺激;所以李谟看到贵妃遗袜后竟觉“光艳犹存,异香未散。真非人间之物”,并由此生出怜香惜玉之叹:“可惜了绝代佳人绝代冤,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传。”[3]154

老农郭从谨对士子求袜观看很是不解,甚至感到愤怒,直言“官人,看他则甚!我想天宝皇帝,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朝欢暮乐,弄坏朝纲。致使干戈四起,生民涂炭。老汉残年向尽,遭此乱离。今日见了这锦袜,好不痛恨”,并由此袜主人与明皇享乐无度“惹非灾,万民遭害”、令人“痛哀”,斥责“这样遗臭之物,要他何用?”[3]156

金陵道姑观看此袜后生出物是人非、人生无常之感:“你看琐翠钩红,叶子花儿犹自工。不见双趺莹,一只留孤凤。空流落,恨何穷。马嵬残梦,倾国倾城,幻影成何用。莫对残丝忆旧踪,须信繁华逐晓风。”[3]156

从全剧内容来看,袜子道具引发的三种看法之中,后两者是重点,也是该剧的寓意所在。作者以锦袜为引线,借老农之口,指斥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为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给民众带来不幸和痛苦,并借道姑之口告诫后世统治者:过度享乐不过是黄粱一梦、人生幻影,实在毫无意义。

现代戏剧理论认为,舞台道具“具有极强的意指功能”[5]5,中国古代剧作家已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骂贼》《弹词》两出,作者安排了雷海青与李龟年携带同样的琵琶道具出场,从时间上看,两出都系安史之乱所引发马嵬兵变之后发生,但戏剧情境不尽相同,琵琶的意指也不尽相同。《骂贼》写雷海青在凝碧池大宴中痛斥安禄山,并向其怒掷琵琶,其后惨遭杀害。《弹词》写李龟年流落江南,于青溪鹫峰寺抱琵琶卖艺,将李杨爱情故事以弹词的形式唱出。

雷海青之琵琶的意指是一种激愤的情感,也象征着他梨园乐工的身份。身为梨园乐工,看到满朝文武向安禄山卑躬屈膝,不甘与之同流合污。他的定场诗末两句是“纲常留在梨园内,那惜伶公命一条”[1]70,彰显了他必死的志向与决心;中间又唱道“但得纲常无缺,须眉无愧,便九死也心甘”[1]71。值得注意的是,纵览全剧,“纲常”二字仅出现两次,全在雷海青的唱念之中。面对统治秩序的崩塌,雷海青主动担负起了重整纲常的责任。在该剧当中,以郭子仪为代表的武官队伍以军事力量努力恢复纲常,文官队伍却缺少一位像“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形象。尽管他将琵琶砸向贼首安禄山的行为无异于飞蛾扑火,但这一举动无疑弥补了文官队伍中无人作为的缺失。雷海青身为乐工,却能有“可不枉了戴发含牙人是俺”[1]71的觉悟,四伪官在雷海青死后却评价他“一个忠臣值甚钱,未戴乌纱见识浅”[1]73,不光加重了雷海青身死的悲剧意义,也是对座中头戴乌纱的文官无能、无忠、无义的一种讽刺。

李龟年之琵琶的意指是一种凄怆悲凉的情感,象征着天宝遗事亲历者的身份。《弹词》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南吕·一枝花〕中唱道:“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1]96吴人专就琵琶这一乐器用了一处有趣的类比,“美人之镜,侠客之剑,伶公之琵琶,于失意时留得,尚可抵一知己”[1]97。毫无疑问,此时失意的李龟年已然不是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乐工李龟年,唐王朝的衰落直接影响到了李龟年的个人命运。李龟年抱琵琶,从李、杨初识唱到长安满目疮痍,蕴个人命运无常于对时代的慨叹之中。洪昇特别安插了李谟这一形象与李龟年进行问答,在〔九转〕中,一句“这琵琶曾供奉开元皇帝”揭示了李龟年作为亲历者的身份,其后李谟反复追问李龟年姓甚名谁,猜到雷海青时,李龟年表示否定:“我虽是弄琵琶却不姓雷,他呵骂逆贼久已身死名垂。”吴人认为:“雷老独标其骂贼事,是史家笔法。”[1]100其实这不仅是史家笔法,也是对使用同一种乐器的雷海青的一种回应,暗示着两种琵琶的不同意指。

梁廷枏在《藤花亭曲话》中对《长生殿》评价甚高,尤其是谈及《弹词》一出:“读至弹词第六、七、八、九转,铁拨琵琶,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石人能不为之断肠,不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一至于此,真观止矣!”[6]406吴人则把雷海青比作击筑刺秦的高渐离,认为其烈性千古足矣。二人琵琶同为讽刺,犯而不犯,是非常微妙的道具使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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