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 寅，房瑞丽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自古以来，入仕和归隐就是传统文人面对不同境遇时的两种人生选择。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形成了气势恢宏的大唐气象，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实现了无数寒门士人科举取士、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政治舞台上很少一帆风顺，因而也就造就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隐逸群体。而唐大历年间逢安史之乱，较多的文人经历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切身体验到了国家沦亡之悲、民生潦倒之哀。部分大历文人情寄山水田园却难耐乡土疾苦，留恋仕途爵禄也畏惧朝野风波，于是便在渴望归隐的同时偶尔亦流露朝堂之念，有些类似东晋谢朓的“逸而非隐”①。正如蒋寅先生所说：“其(指大历文人)外化形态就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观念上致尚清虚，追慕淡薄宁静的隐士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耽于口体之奉，离不开感官享乐。”[1](P39)也如有学者所说“唐代隐逸已开始由注重外在形迹的山林之隐变为追求心性自由的中隐，是前代的忤世放达之隐转向宋代的仕隐兼通的重要转折点。”[2]这类大历文人，希望在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中不断调节仕隐矛盾，而严维亦是如此。

长期在浙东生活的诗人严维，有着绝大多数大历诗人同样的隐逸困境，但共性之中兼含个性。他是大历浙东联唱的实际盟主，尤其是他所留下的现存唯一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对中晚唐诗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大型唱和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维，字正文，越州会稽县人，唐大历年间诗人，《全唐诗》卷二六三收其诗一卷。其生卒年不详，大约出生在唐开元前期，生平散见于《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其生平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经历都对其隐逸思想的形成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第一阶段，英才落第，铺垫哀绪。大历五年，严维曾有诗作《送馀姚祗役奉简鲍参军》写给鲍防，首联“童年献赋在皇州，方寸思量君与候”，[3](P2 918)表明他在至德二载进士及第之前曾有“献赋”经历，即应试经历[4](P605)；同时，岑参有《送严维下第还江东》一诗：“勿叹今不第,似君殊未迟。且归沧洲去,相送青门时……严子滩复在,谢公文可追。”[3](P2 098)这是岑参送给落第严维的勉励之作。诗中“青门”指京城东门，故严维落榜时，推测岑参应是在长安送别他，而据赖艺辉、闻一多等学者的考证，学术界比较认同岑参于天宝十载(751)至天宝十三载(754)之间在长安②，故推测严维在这几年间初次赴试并落榜，即为他人生的第一次大挫折，该经历为后期的诗作笼罩上了一层哀愁情绪，也为他后期对山林的进一步渴慕奠基。第二阶段，进士及第，亦官亦隐。严维落榜归乡后，安史之乱(755-763)爆发，他在躲避战火的同时继续复习，应仕苦读，终于在至德二载的第二次赴试中进士及第。《唐才子传》云：“至德二年(757)，江淮选补使侍郎崔涣下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以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时已四十余。”[4](P37)从至德二载“四十余”可推断严维出生在708年至717年之间；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中考证：“严维此后十余年间皆在越中。”[4](P605)此阶段，严维留下了大量诗作，如《留别邹绍(先)刘长卿》《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哭灵一上人》《送薛尚书入朝》③《奉和皇甫大夫夏日游花严寺》《陪皇甫大夫谒蜀庙》《奉和皇甫大夫祈玉应时雨降》《酬耿拾遗题赠》[4](P606)等。此间，严维已渐入中年，在经历科举重压之后，终于不用终日埋首苦读、疲于奔命，他在越地选择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创作了大量带有浙东地方特色和个人情感寄托的诗歌。第三阶段，浙东酬唱，联句之风。该阶段严维仍任诸暨尉，所作《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浙东联唱之风在严维的带领下十分繁盛，《嘉泰会稽志》卷一四《人物·文章》云：“(严维)为秘书郎。大历中与郑概、裴冕、徐嶷、王纲等宴其园宅，联句赋诗，世传浙东唱和。维诗一卷，及剡隐居朱放、越僧灵澈诗集，皆藏秘府。”留下了《严长史宅联句》(《嘉泰会稽志》卷十三)、《严长史园林联句》(同上,卷十四)等，成为后世重要文化遗产。第二、三阶段的严维诗作，以赠友酬答、游览寺庙、参禅论道、观景抒情之作为主，诗作抒发了严维的山林之念，但为官之道亦时有流露。第四阶段，阔别乡国，垂垂老矣。大历五年(770),严维官升金吾卫长史之职。大历十二年(777),《唐才子传》云：“严中丞节度河南，辟佐幕府。”[5](P37)《唐才子传校笺》云：“严维此时为河南尉，乃河南府所属之县尉，又兼在郢之幕府。”[4](P607)建中初年,严维与世长辞。因其此阶段不在浙东，不是本文论述范围，故不加赘述。

大历年间的诗人“追求一种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追求一种清丽的纤柔的美。盛唐诗歌那种高扬明朗的情调，逐渐让位于冷落与寂寞的境界。”[6](P94)作为浙东联唱盟主的严维兼有大历诗人诗歌创作的共性和自我匠心独运的个性，尤其是他创作中所占比例极高的赠友酬答诗作和自然山水诗作。这些佳作涵盖了自然山水之景、时光蹉跎之叹、思亲盼友之念、仕途无门之哀、即事感怀之伤、清净闲雅之盼，既是严维诗歌创作的重点，也是他隐逸情结的流露和表现。在《唐才子传》中这样描述：“初，隐居桐庐，慕子陵之高风……维少无宦情，怀家山之乐。以业素从升斗之禄，聊代耕耳。诗情雅重，艳魏晋之风，锻炼铿锵，庶少遗恨。”[5](P37)由此可知，他的出仕，仅仅是为了生计，是一种为了谋得升斗之禄以代替耕种之苦的手段。因而，可以说严维对家乡隐逸名士严子陵(浙江会稽余姚人)的倾慕、对魏晋名士风范的追慕以及性格中对自我的追求认可等情结，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遭遇仕途失利后被无限放大，成为他人生中后阶段选择寄情山水、隐居越地的重要契机。因此，严维希望在生活得以自足的情况下安心归隐，而生活压力所迫，又不得不使其在隐逸山水之时偶然流露朝堂之念。

一、“昼掩故山扉”：赠友酬答皆为隐

严维在浙东地区的诗歌创作以赠友酬答诗作为主，在目前流传下来的66首诗歌中，交游之作高达57首，其余9首诗歌是对浙东风情的描摹和对人生体验的感悟。因此可见，严维有较多的交游唱和经历，他和友人岑参、刘长卿、鲍防、皇甫冉、李嘉祐、耿湋、崔峒、韩翃、李端、包佶、秦系、丘丹、武元衡等雅客抚琴弄茶，与皎然、灵一、清江、少微上人、神邕等僧侣参禅论道，还教授章八元、灵澈写诗，他们彼此之间留下较多往来诗作。通过友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窥见严维诗作中透出的隐逸思想。本文以严维和刘长卿及耿湋间的赠友酬答诗为例。

《唐诗纪事》云：“(严维)与刘长卿善。”他们两人是挚友，且双方有较多的往来诗作。刘长卿的《对酒寄严维》[3](P1 483)诗云：

陋巷喜阳和，衰颜对酒歌。懒从华发乱，闲任白云多。

郡简容垂钓，家贫学弄梭。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

这里刘长卿向友人严维介绍了自己的闲适生活——虽身处陋巷、容颜渐衰，但自得其乐、安享暖阳、对酒当歌；晨起不必细弄散发，仰天便是悠悠白云，宁静祥和的生活还有“垂钓”和“弄梭”相伴。诗人在简朴的农村生活里苦中作乐，享受田园牧歌般的静谧与自在。“(严维)诗里对老友叙述自己闲散的清贫生活，任上无事倒可以寻些闲趣，时不时望着门前的江水，期盼着老友能突然出现。”[7]在如此环境之下，刘长卿直接想到了好友严维，可见两人对“隐逸”话题曾有交流与共鸣。诗歌末句“早晚子陵过”中的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也正是严维倾慕的偶像。刘长卿向严维提到了子陵，笔者认为其中包含了三层共鸣：其一，刘长卿希望他们也能够如子陵一般安享田间山林的隐逸生活，这是追求归隐生活方面的共鸣；其二，子陵先佐君后退隐，这一人生轨迹以“佐君”为始，以“退隐”为终，这也暗示严刘二人希望在为官生涯结束后像子陵那般功成身退，安心隐逸，这是身份与人生经历上的共鸣；其三，他们十分景仰子陵的不慕荣华，与“维少无宦情，怀家山之乐”相呼应，他们虽前朝为官，但并不贪慕荣华，仅为供给生活基本所需。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即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转向山林、妙悟人生，故这也是精神上的共鸣。

此诗之后，严维作《酬刘员外见寄》[3](P2 914)回应刘长卿：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药补清赢疾，窗吟绝妙词。

柳塘春水慢④，花坞夕阳迟。欲识怀君意，明⑤朝访揖师。

首先，严维运用道家典故，苏耽是仙人，在晋代葛洪的《神仙传·苏仙公》中有所记载；白云司是掌管刑部的官员，暗合刘长卿被贬睦州当刑部员外郎之事。颔联“药补”一词和首联的“苏耽”与道家养身之术有关，也从侧面表明严维对道家相关知识颇有研究，而道家如“自然”“无待”“自化”等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思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严维对隐逸的理解。颈联“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描绘了一幅春暖花开、春风骀荡的乡间山色，字里行间透着诗人悠闲的情致与审美的愉悦。此句也历来被名家称道，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评“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春水”和“夕阳”是变化较为缓慢的意象，而严维却可以通过细致的观察体悟到自然间事物曼妙的变化过程，并用“慢”“迟”二字，将其描绘得十分具体。这样的细节化处理，一则正应蒋寅先生所说的：“在创作方法上，由瑰丽的浪漫主义转向朴实的现实主义……言情体悟均有表现力和感染力。”[1](P236)二则也表明了正任诸暨尉的严维，可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自我解脱，全心体悟自然带给他的平和与宁静，可见其对隐逸的向往。可此时他亦任官职，却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毅然辞官，想必和前文提到的难耐乡间耕作疾苦有所关联。自然乡间有苦亦有乐，而严维所见皆为乐景、所感也皆为乐情，一方面可见其“逸而非隐”，是以一个富贵闲人的视角看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十分醉心于自然山水。

此外，严维还作了《留别邹绍(先)刘长卿》[3](P2 917)一诗回赠刘长卿：

中年从一尉，自笑此身非。道在甘微禄，时难耻息机。

晨趋本郡府，昼掩故山扉。待见干戈毕，何妨更采薇。

此诗也作于严维任诸暨尉期间，全诗字里行间交融着严维由“仕”转“隐”的心态。首联道出严维中年时期在官场任职，但是“非”字直接而有力地点明了自己不适应官场生活。一个“笑”字，多少有自我戏谑之意味，回首从政往事，想来却也是违背内心。颔联中诗人道出自己向往隐逸却依旧留于官场的原因——“微禄”和“时难”。耕作劳苦、家贫难耐，故只能“苟且”为官，亦官亦隐，不敢放手辞官；世事艰难，战火连绵，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虽然仕途人生没有让他一展宏图，而只能寓居浙东，成为小小县尉，但以科举入仕的严维，内心深处还是会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因此耻于“息机”⑥。这两大原因，恰恰也是其留恋山水，但依旧不忘朝堂的心理走向。颈联运用对比，朝夕变化之间，仕隐矛盾尽显：白天办事于官场，晚上却沉醉于山间，他内心对山水的渴慕流露无遗，但还是会完成郡府本职；尾联运用“采薇”典故，一语双关，一方面借伯夷、叔齐隐居山野，义不侍周的典故，表明自己志在山林；另一方面借《诗经·采薇》中对于战争的控诉和对于和平的渴望，和前文“时难”呼应，希望朝廷可以早日平息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民生潦乱，在“干戈毕”之后可以让他更加安心地归隐山间。此处，“更采薇”的前提是“干戈毕”，也表明严维在表达归隐的终极愿望之际，依旧心怀天下和平安乐之希冀，不忘民生战乱纷繁之疾苦，这也与严维的其他众多诗作中的偶露朝堂之念相呼应。因此，在严维与刘长卿的往来诗作中，兼含“隐”与“仕”两大因素，但通过情感的深层对比，朝堂是“表”，归隐是“里”，朝堂只是作为一种获得生活基本供给来源的手段，而归隐乃是人生精神至上的山林之志。正如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严维诗作会有亦官亦隐两大元素的出现，但究其内心，隐逸之情时时不经意流露，直白却真挚，可见其真实的“隐逸”内心。

耿湋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全唐诗》载：“湋诗不深琢削，而风格自胜。”[3](P2 973)严维与耿湋之间的赠友酬答，亦颇能反映出他的隐逸思想。耿湋的《赠严维》[3](P2 976)中这样写道：

许询⑦清论重，寂寞住山阴。野路接寒寺，闲门当古林。

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渔深。世上穷通理，谁人奈此心。

首联提到的东晋玄学名士许询，他“终身不仕，好游山水”，此处耿湋借许询表达他对严维的理解，即严维甘于住在寂寞的山阴，与山林为友，与竹林为伴。耿湋诗风清朴，借助几个意象，如远离尘世的“寒寺”“古林”，居于四方的“海田”“湖水”，以日常生活之景和生活朴素之状暗示严维对山林之喜爱；尾联更是直抒胸臆，“谁人奈此心”表明世间很少有人明白严维的隐逸之心，只觉他是一个富贵闲适的乡间小官，但作为严维友人的诗人耿湋，却可以理解严维的“真隐”心态，并给予他极大肯定。

严维以《酬耿拾遗题赠》[3](P2 914)送之，诗云：

掩扉常自静，驿吏忽传呼。水巷惊驯鸟，藜床起病躯。

顾身悲欲老，戒子力为儒。明日公西去，烟霞复作徒。

此诗寓情于景，写情真实细腻，绘景生动逼真。“自静”与“传呼”，一动一静，一内一外，对比鲜明，表明了严维内心之静，追求心灵的“物外”，超乎物质生活的常态。但“病躯”“悲欲老”等词，却显其苍凉的生命衰老之感。与盛唐诗人不同的是，大历诗人由于社会变革和心境变化，“作品主要由偏重表现理想转向偏重表现感受，由社会生活转向伦理情感、身边琐事，感遇咏怀之作减少而酬赠送别之作激增。作品中主要吟咏迷惘的心态、衰老的感受、孤独的心境、乡愁旅恨以及山水之趣，其中贯穿着对友情的渴望、对隐逸生活的向往。”[1](P236)而这样的主题，恰与其“隐逸”思想暗合，“悲欲老”之中正因为有了对衰老的感伤，才更会有对时间的珍惜、对内心渴慕隐逸的追求。迈入暮年，垂垂老矣，归隐山林的愿望便会更加强烈。“烟霞复作徒”，往事如过眼云烟，再来一次，或许严维会真正选择放弃爵禄，全身心走向山林吧。

《唐才子传》云：“一时名辈，孰匪金兰”[5](P37)，在浙东地区，严维交友甚广，他的众友人还给他留下了诸多赠别诗，如刘长卿的《送严维赴河南充严中丞幕府》：“暮情辞镜水，秋梦识云门……何当举严助，遍沐汉朝恩。”[3](P1 526)刘长卿的《送严维尉诸暨》：“乔木映官舍，春山宜县城。应怜钓台石，闲却为浮名。”[3](P1 556)皇甫冉的《和朝郎中扬子玩雪寄山阴严维》：“谢家兴咏日，汉将出师年。闻有招寻兴，随君访戴船。”[3](P2 828)武元衡的《经严秘校维故宅》：“丽藻浮名里，哀声夕照中。不堪投钓处，邻笛怨春风。”[3](P3 552)秦系的《将移耶溪旧居留赠严维秘书》：“那邀落日醉，已被远山迎……谢安无个事，忽起为苍生。”[3](P2 897)众友的酬和赠答，无一例外地都在诗歌之中涉及“隐”与“仕”两类内容，但究其本质，怀康济业是“表”，心向自然是“里”，虽在诗歌表层会给人带来一种“身居廊庙而心存山林，身在江湖而眷怀魏阙”的错觉，但回归情感的本质，会发现“隐”实际是远远大于“仕”的。

二、“清风纳晚凉”：浙东山水享闲适

浙东山水，钟灵毓秀，美轮美奂。严维作为本地人，长期寓居于此，自然对此处的山水之景和人文风情了然于心。“(严维)怀家山之乐……诗情雅重，挹魏晋之风。”[5](P37)《唐才子传》中的这句评价，可以看出严维是一个愿意沉醉于山水之间的真性情者，而浙东的山水奇景恰到好处地给他带来了灵魂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

皎然《诗式》卷四云：“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9](P37)闻一多也提出：“(大历诗风)内容只限于个人的身世遭遇和一般生活感受，情绪偏于感伤，而艺术则着重于景物的细致刻画。”[10](P138,153)青山白云，春风芳草，多为大历诗人笔下的意象，严维借助对自然景色及内心心境的描摹，如“柳塘薰昼日，花水溢春渠”(《酬王侍御西陵渡见寄》)、“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酬刘员外见寄》)、“竹翠烟深锁，松声雨点和”(《同韩员外宿云门寺》)、“阳雁叫霜来枕上，寒山映月在湖中”(《酬诸公宿镜水宅》)、“菊芳寒露洗，杯翠夕阳曛”(《九日陪崔郎中北山宴》)、“苍翠新秋色，莓苔积雨痕”(《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清晨云抱石，深夜月笼杉”(《送桃岩成上人归本寺》)、“旧房松更老，新塔草初生”(《哭灵一上人》)、“杉松交日影，枕簟上湖光”(《夏日纳凉》)、“蕙风清水殿，荷气杂天香”(《僧房避暑》)、“溪临修竹烟色，风落高梧雨声”(《答刘长卿蛇浦桥月下重送》)等。以上诗歌皆可看出严维隐居浙东之时醉心山水、畅快舒朗，字里行间有他对浙东秀美风光的体悟和喜爱，以及身心所感受到的闲适与忘我。

可以发现，严维在描绘浙东秀色山水之时，熟练运用自然山林的多种意象，把读者带进秀美奇绝的山水之中，并不凿痕迹地融情于景，表达了诗人在山林之中的悠然自得与心旷神怡。与其他大历诗人一样，严维诗作多直接描摹景色本身，较少直接抒发内心独白，而是将自我心境藏于景中，以“无”胜“有”。即便如此，在他的浙东诗歌中，亦可看出其隐逸个性及蕴含在山水之中的情愫：其一，严维诗作中选取的这些词汇十分独到，在他人诗词中很少出现，如“褰闱”“杉松”“枕簟”“霉苔”“绝壑”等，有新鲜的“陌生化效果”，表明他对于隐逸生活的细致体会；其二，景物多选取“竹”“菊”“柳”“松”等高洁淡雅之物，也多“水”“光”等皎洁明澈之物，如“寒水”“湖光”“潭空”“观月”等，也表明他内心的宁静与安闲，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在澄澈空明的月光与竹林之中充分享受闲适与忘我；其三，带有浙东当地特色的吴越话语，如“衮衮”“泠泠”“纳凉”“落地”“喷石”等词，表明他对家乡方言及其文化的接受和喜爱，并在生活与诗作中不自觉运用，可看出诗人在浙东生活时的自由与融入；其四，想象浪漫，虚实结合，如“镜里接仙郎”一句中，“镜里”是实地，指浙东上虞镜湖，“仙郎”是通过想象构建出的虚名，代指严维希望接待或者已经接待的客人。他在怡情现实的基础上自由运用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将身心融入于浙东山水之间，并在极度自由和愉悦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想象的艺术美感和心向往之的隐逸生活，使之充满神韵；其五，“寒”“孤”等字在其景物描写中偶有出现，由景及情，情由心生，也暗示其隐逸生活并不是完全无所羁绊，在至静至寒之时会时有流露与柳宗元“永州八记”所似情绪。

三、“名高身不知”：浸染道玄显倾心

浙东地区包含较多的道学和玄学文化，如著名的天姥山和沃州两地皆列于道家七十二福地之内。后来，诸如王羲之、谢灵运、李白等文人墨客，除了在此地游山玩水、修身养性外，还有求仙问道之倾向，部分文人甚至隐居于山中写诗、炼丹。严维与道玄人士交相往来，并在诗歌中浸染与倾心于道学和玄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游刃有余地运用道家和玄学的相关意象和术语。如《酬刘员外见寄》[3](P2 914)中“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的仙人苏耽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晋代葛洪的《神仙传·苏仙公》有所收录，“药补清赢疾，窗吟绝妙词”的“药补”一词是道家养身术语；《送李祕书往儋州》中“玄成知必大，宁是泛沧浪”[3](P2 915)，除了“玄”字外，“沧浪”一词源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严维既缅怀古人交友之道，表明两人友情深厚，也暗示了他对渔父这一道家隐者的赞同与欣赏。

第二，在诗作中涉及对“名”和“空”的探讨。如《赠送朱放》中“道胜迹常在，名高身不知”[3](P2 917)，《道德经》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家也对“名”和“实”进行了深入的辩论和研究。“名高”却“不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严维在倾心于道家和玄学文化的过程中也增加了自我的精神修养，虽关注“名”，却不在意“名”的高低，这是精神对物质、超验对经验的超越与升华。对生命无常的思考、对生活虚幻的无为、对空灵心境的追求，这些与老庄思想水乳交融的诗作与思考，为其隐逸思想增加了独特的情怀和深度。

第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魏晋名士风度的渴慕。如《剡中赠张卿侍御》中“深巷乌衣盛，高门画戟闲”[3](P2 917)提到的“乌衣巷”是晋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第，其中有如谢安、谢灵运、王羲之、王献之等魏晋名士。再如《赠万经》一诗中的“纵酒真彭泽，论诗得建安。”[3](P2 917)“彭泽”指陶渊明，“建安”指王粲、陈琳、徐干、刘桢等建安诗人，他们往往超脱旷达、崇尚虚无，也时常辨析玄理、喜爱清淡，因此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向往隐逸，这些魏晋名士对严维等众多唐一代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维在诗歌中不经意间流露出道家及玄学元素，吸收他们的一些隐逸思想，将其内在精神转化为自我解脱的一剂良药，把外在社会环境中的纷乱复杂转化为内心世界的纯净虚无，并且在自己的理解下将之扩充，超越了“道”的范畴，引申为隐逸和自由。因而，在诗作中时时流露的这般吸收与转化，更表明了他对山林的喜爱，也充分展现了其超越现实之上的隐逸思想。

四、“万缘俱不有”：佛禅境界归虚空

“对荣华富贵的体认中产生的历史虚无感必然导致对现实生存的怀疑和对生存意义的迷惘”[1](P47)，因此，佛家成为大历诗人的修身栖心之所，而恰好浙东地区有较多的寺庙和较为深厚的宗教文化，如法华寺、云门寺、大佛寺、国清寺、称心寺、阿育王寺、天台山等，水帘庵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地，再加之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的多元和开放思想，故唐代诗人在浙东诗作中较多含有佛家意象和禅意体悟，严维亦如此。诗人在诗作中通过游览观赏浙东大小寺院、描绘寺院周边空灵幽静的环境、与佛家高僧相互唱和，以及对于佛家禅道的理解体悟，用佛门的超脱豁达来排遣安史之乱后文人士子政治失意的心态，进入山林以求虚静，在禅悟中找到心灵的皈依。袁行霈在《诗与禅》一文中指出：“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澹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11](P106)严维的禅意诗也是如此，且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禅寺诗，即通过对浙东的云门寺、华严寺、法华寺、天竺寺等寺院的环境描写，展现了一幅幅空灵幽静的佛禅画卷。如《同韩员外宿云门寺》：“小岭路难近，仙郎此夕过。潭空观月定，涧静见云多。竹翠烟深锁，松声雨点和。万缘俱不有，对境自垂萝。”[3](P2 915)全诗围绕云门寺展开，写出了该寺远离尘世、居于邈邈仙幻之地，此处潭水清澈见底、月光洁净如洗、翠林云雾缭绕，雨水打在松柏之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尾联“万缘”指一切因缘，“对镜”也是佛家词汇，佛教认为声、色与尘境相对，笔者大胆猜测严维因寺之景想到内心隐逸之情，“隐”乃佛境，“仕”乃尘境，而恰恰是身临其境，让严维对人生和佛意结合起来产生了思考，对当下的存在进行了反思。再如《宿法华寺》也是如此：“一夕雨沉沉，哀猿万木阴。天龙来护法，长老密看心。鱼梵空山静，纱灯古殿深。无生久已学，白发浪相侵。”[3](P2 918)这样的环境，着实是超脱尘世、静心禅修之妙地。

其二是禅意诗。如严维的《一公新泉⑧》：“落池才有响，喷石未成痕。独映孤松色，殊分众鸟喧。”[3](P2 916)《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绝壑开花界，耶溪极上源。光辉三独坐，登陟无云门。深木鸣驺驭，晴山曜武贲。乱泉观坐卧，疏磬发朝昏。苍翠新秋色，莓苔积雨痕。上方看度鸟，后夜听吟猿。异迹焚香对，新诗酌茗论。”[3](P2 918)诗作中如“鱼梵”“纱灯”“古殿”“禅门”“焚香”“纳衣”等佛门意象，韵味之中带有佛门的清幽与宁静。但细品这些佛家意象诗词，可以看出严维还是流于表面，他把诸多佛家意象拼接在一起，对于禅道的理解与领悟只是尾联的寥寥几句，并没有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严维笔下的这些意象及感悟仅仅出现在与寺庙有关的诗歌之中，在其他赠友酬答等诗作中几乎没有佛禅痕迹。就如蒋寅先生所说：“(大历诗人)虽没有救世的大志，却也忘不了现实的苦难，眼光时时掠过满目疮痍的社会，发出一声声无可奈何的长叹。他们虽向往隐逸，但并不遁入虚空，而乐于享受平凡的人间生活。”[1](P130)对比诗佛王维的诗歌，摩诘将佛道和禅意内化于心，没有用太具体的话语和辞藻进行描绘，而是水乳交融，几乎无斧凿之痕迹，但细品之后悠远之禅意却能缓缓而来，真正给人以内心平静之感；而严维更多地是将禅意外化于形，卒章显志，如“万缘俱不有，对境自垂萝”“无生久已学，白发浪相侵”“归来还抚俗，诸老莫攀猿”“唯当清夜月，观此启禅门”“宿酲犹落帽，华发强扶冠”等，其中有岁月如寄、鬓染白发的时光之感，也有超脱俗世、享受静谧的安乐之境，但却也少了一些真正遁入虚空的悟境。

总之，严维隐逸思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时有流露，个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时代罹难，战乱纷纷。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向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历诗人)理想的幻灭，一方面陷入了对于已经逝去的盛世的回忆；一方面又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现实。”[6](P97)“气骨顿衰”(《诗薮》内编卷四)，这是胡应麟先生对大历五律的评价。严维也是如此，前后两次的仕途失利，再加之安史之乱，促就了他半官半隐的生活。皮日休所言“古之隐者，志在其中；今之隐者，爵在其中。”[12](P96)在时代动荡的大环境之下，人微言轻的严维便渐渐找到了心之所向，选择隐居山林、寄身山水，并仅以县尉小官作为自己免受耕作之苦的经济来源，形成了他折衷状态下的隐逸思想。其次，偏安心态，走向自我。饱受战乱的时代，文人墨客总是能以最敏感的心态走在时代前沿，安史之乱虽然没有让唐代像南宋那样偏安一隅，却在心理上造成了很多文人的“偏安心态”，他们不再像大唐盛世时期那样心怀天下、魂牵社稷，而是更多在意心中的自我与小我，和李白的豪放恣意及杜甫的忧国忧民不同的是，以严维为代表的大历诗人更多地追寻自我心灵的满足。他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再加之严维自身对于功名利禄持淡薄态度，“维少无宦情，怀家山之乐。以儒素从升斗之禄，聊代耕耳。”[5](P37)于是隐逸情怀便在心怀仕途之意的严维心中渐渐植根。

严维的大量赠友酬答及自然山水诗作所体现出来的隐逸思想给后世留下了诸多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对儒家之隐和佛道之逸的创造性融合，“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将隐逸行为升华为隐逸文化。儒家之隐，是在天下无道、民生混乱之下的无奈之举，而佛道之逸，是不问世事、追求心灵完全解放的超脱之态。严维前期为官，后期隐逸，并和许多僧侣往来唱和，因此在诗作中流露出了许多他对于仕途和隐逸之间矛盾的认知和见解，但最后他对儒家之隐和道家之逸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状态。李泽厚提到“(庄、玄、禅)可以代替宗教来作为心灵创伤、生活苦难的某种慰安和抚慰，这也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巨大失败或不幸之后并不真正毁灭自己或走进宗教，而更多是保全生命、坚持节操却隐逸遁世以山水自娱、洁身自好的道理。”[13](P206)因此，严维顺应了儒道释合一的社会现状并借助此解决了自己进退维谷的境地，真正做到了“妙悟自至，物我两忘”，并成为后世解决“仕与隐”矛盾的良好范例，为后人提供了较好的精神避难之法。

注释：

①夏中义教授在《“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5):71-85.中提出，谢朓乃“逸而非隐”。

② 参照赖义辉《岑参年谱》：天宝十载，(岑参)回长安，与杜甫、高适等游，深受启迪。十三载，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次出塞，报国立功之情更切。

③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认为“《送薛尚书入朝》(此据《极玄集》，《全唐诗》(卷263-6)超误作蜀)”，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606页。

④ 一作漫。

⑤ 一作朝。

⑥ 息机，佛家术语，即息灭机心，一说停止机械运转，出自《楞严经》。

⑦ 许询：东晋文学家，字玄度。祖籍高阳(今属河北)，寓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古称山阴)。

⑧ 一作题灵一人上院新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