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星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面对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虽不是政府机关单位，但承担着政府的派出任务，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国家政府的形象。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长期的、根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引领作用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面对当今社会，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多样化、精细化，社区工作经历着极大的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助于发挥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需要，立足人的实践，促进人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基本内涵

（一）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体性内涵

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为人类事业奋斗”的壮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人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毛泽东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取得新中国的胜利；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终极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最根本的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坚持人的主体性，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现实的人”出发秉持唯物史观点，人不是虚无的、神话的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是静止的、单个的人，人是发展着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信群众就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和实践证明，人能够适应并改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能够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依靠群众是依靠人自身，而不是依靠别的什么物，更不是依靠神。依靠群众是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

（二）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需要性内涵

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从人的需要出发，不断满足人民新的需要。人的需要具有历史性。马克思所属的时代，人的需要更多的是生存的需要。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的剥削，劳动不是一种需要，而是为了生存的被迫行为。《哥达纲领批判》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变成一种需要，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436。而在近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往往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呈现出来，即把人民需要什么与不能满足人民的什么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面。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在变化，需要在更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中满足人的新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需要性”特征。

（三）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实践性内涵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说“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4]477，阐释了对于实践最经典的理解，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兼顾主观性与客观性，既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又体现了实现人的主体性的现实方法。实践是人的实践，即“通过人”，通过人意味着不是通过物，更不是通过神，而是必须靠人自身；实践是人的现实活动，而不是凭主观臆想就能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提出了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使命担当。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伟大实践成果。实践是“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的创造者，实践创造了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包括山川、河流，也包括城市、农村，自然界是实践之上的“人化自然”，人是实践之上的“自然人化”，实践创造新的客体，同时也创造新的主体。

（四）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性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指出：人的发展应是自由的，人的生存的意义不是仅在于为了吃穿住行被束缚于雇佣劳动之中，人应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做的事；人的发展应是全面的，人不会“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537，人应发展为具有综合能力的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人本思想追求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新时代习近平“论述了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人的丰富内涵、以新发展理念为实践途径的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思想”[5]。正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完全地实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马克思毕生的目标，也是全体共产党人、全体人民奋斗的目标。

二、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基于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长期的、根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从民族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本思想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脚点。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在武汉市青和居社区视察时说“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6]。社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接近人民群众的天然优势。社区是人民群众的自治组织，同时承担着政府派出任务，具有“政府派出机构”的性质，人民群众的大事小事首先前往社区寻求解决。社区不仅承担了政府下派的各项事务性任务，诸如民政、劳动、计生、统计、安办等口办任务，经手贫困补助申请、失业登记、退休认证、生育登记、经济普查、食安检查等具体事务，还要关心群众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收集与反映群众的日常诉求，帮助协调解决纠纷矛盾，做好居家、养老、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工作。社区治理也必然始终坚持与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新时代，社区治理现代化遇到各种新变化、新难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治国理政长期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对社区治理的引领作用仍然不变。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基于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合乎人的需要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要求一切工作以满足人的需要而开展。社区治理现代化也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工作出发点的，人的需要具有时代性的特征。社区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满足人的现代化的需要。现代化的需要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变化而产生的。社区治理现代化面对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人民群众运用互联网更普遍、能力更强，人民群众法制与民主意识更强烈，人民群众内部纠纷矛盾更多样与更复杂，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强烈等。人们运用互联网社交、购物、学习、经商甚而参政议政、诉求表达更现实、更普遍；运用互联网对象从年轻人转向大众化。人们追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公平正义意识更强烈，继而引发家庭纠纷、就业纠纷、邻里与社会纠纷更加普遍。人民群众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加强、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对国家方针政策、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度提高，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的意识加强、能力提高。人们对政府制度政策制定与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情况提出更高要求，继而引发投诉信访事件频发。人们不仅通过传统渠道，还通过网络手段进行诉求；不仅通过实名实地，还通过匿名虚拟进行诉求。社区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适应这些新变化，满足人们民主参与、网络参与、纠纷调解等方面的需要。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导向人的发展的终极要求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的设想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时候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现代的生产力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水平，但是不意味着人不用发展；生产力在逐渐地提升，人的发展程度也在逐渐地提升、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程度更加逼近。社区治理现代化不论基于国家治理的层面还是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层面，最终目的都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人发展的维度同社会发展的维度是一一对应的，即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经济方面在于提高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政治方面在于增强人的法制与民主意识，文化方面在于提升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社会方面在于促进人与之之间的和谐相处，生态方面在于促进人居环境的绿色文明。人的发展不是单维度的，应兼备五维发展，这样才具有“全面发展”的意蕴。社区治理通过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开展社会保障活动等方式提升人民经济生活水平；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保障民主与监督权益等方式增强人的法制与民主意识；通过营造社区共同体氛围，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学习型社区等方式提升人的精神文化素质；通过党员联系群众机制，完善诉求表达、心理疏导、矛盾纠纷调解渠道等方式促进人与之之间的和谐相处；通过开展绿色社区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社区环境整治，引导社区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促进人居环境的绿色文明。社区治理现代化涵盖的这五个方面，致力于人的物质与精神全面协调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用

（一） 立足人的主体性，统筹社区角色定位

宪法规定，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是自治组织；但社区本身就有“政府派出”的性质。“自治”还是“派出”一直是困扰社区发展的难点，而且“派出”的任务日渐增多，社区“机关化”问题颇为严重。但是“自治”与“派出”的矛盾并不是牢不可破，“以人为本”是两者共同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治理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依靠人民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推进共建共享共治，这是推进社区自治的初衷与动力。但同时政府把很多行政事务下放到到社区是下放权力、方便群众的表征。人民群众享受到了便利，感受到了民主与自由。因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自治”与“派出”的矛盾，实质上两者不存在矛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

为了协调“自治”与“派出”，在社区与政府之间再设立专门的“片区工作站”[7]或以委派工作给第三方的做法并不能很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的思想，将造成更加臃肿的层级体系。精简机构与人员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再设机构的做法背离“精简机构”的初衷，一是不比社区服务更加便民；二是容易使居民混淆三者之间的职能范畴，让居民产生“机关臃肿”、“责任推诿”的主观印象，并可能导致“跑多次腿”的实际后果；三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未必能够全身心“自治”以服务于民。

不论“自治”还是“派出”，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以人为本”的引领者与践行者。习近平说“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建工作才能落地生根”[8]。坚持党的引领，需在社区工作中落实“党建+”。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4]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事实上，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的方向更明确，少走很多弯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社区治理同样需要党的有力领导，否则“自治”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做到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社区治理才能跟国家治理保持一致步调，实现有序发展。另外，在现实情况下，大部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还不够强烈，时间与精力尚不允许，社区自治单靠人民群众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党建+”在社区工作中表现为“党建+社会组织”、“党建+企业+居民”、“党建+居民”等形式，以党建引导盘活社区成为社区较为普遍、效果良好的工作方式。

精简“派出”，加强“自治”，融合“自治”与“派出”落脚于人的主体性。社区行政事务的处理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行政事务”绝不是“冷冰冰”的，也应注入社区工作者的“柔情似水”，传达党的领导关怀，体现“公务者”应有的素质能力。社区行政事务的处理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出发点，但是缺少“依靠群众”的智慧手段。社区自治，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但主要得“依靠群众”。政府应该充分衡量下派的行政任务对人民是否有实际效用，“在基层，督查检查频繁、处处留痕、材料论英雄等形式主义新表现颇受诟病，背后则与官僚主义积弊密切相关”[9]。政府应去除重复性、繁琐性、无效性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财力用在维护社区和谐美丽方面。政府应着眼于人的根本利益，减少社区“机关化”的程度。社区在应对行政事务之外应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怎么去动员社区的资源，包括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组织、社会其他组织等资源；怎么利用这些资源去解决人民群众当下的疑问与纠纷；怎么做到精细化、智慧化治理，让人民群众感到便利、温暖，让社区更加和谐美丽。

（二） 服从人的需要性，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现代化的发展，人民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引领作用，社区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满足人民新的需要。

人民群众对于网络应用的需求更加强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运用互联网更普遍、能力更强，传统社区治理的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智慧化社区治理是必由之路，应“广泛应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10]。做好智能化社区的顶层设计，在社区工作中融入智慧化治理。智慧化社区治理的措施有：实现智能化网络办公、社区信息资源云共享、社区工作者智能化培训、第三方智能技术调控等。当前我国很多社区都运用现代化的智能手段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例如政府统筹安排微信公众号操作培训，注册社区微信公众号，人们只要关注社区微信公众号便可了解办事指南、及时查看社区公告、寻求党员帮助、预约服务甚至可以直接提交资料、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行政事务。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更加强烈。人们不仅通过传统面对面的渠道表达诉求，还通过现代网络手段表达诉求。网络诉求渠道的便捷使来自群众的诉求量大大增加，不管大事还是小事，人民群众趋向通过网络平台表达。社区工作者面对群众诉求不能慌、不能急、不能堵、更不能打击报复，要冷静、客观、理性、公正应对，甚至应该广开监督渠道，如开放诉求邮箱、设置居民接待日等方式积极回应人民诉求。

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强烈。社区的和谐幸福与荣誉归属感可通过社区文化建设与创新获得。社区可就地挖掘与发展文艺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活动平台；社区也可积极吸引外部资源为社区提供文化活动。

人民群众对于提供精细化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习近平在深圳市社区考察时，要求社区工作要“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11]。过去粗放式的服务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更需要的是平等礼貌的接待、细致入微的关怀。社区应做好入户调查，准确摸底辖区人员，定期回访，特别是建立社区特殊人群档案库，包括残障人员、精神病人、贫困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孤寡老人、失业人员等人群的档案库，做好特殊人群的上报、跟踪与服务。社区应帮助贫困人员按程序申请低保，帮助临时经济困难人员帮助临时救助，跟踪反馈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情况，积极推进居家养老工作，开展失业登记并积极推介就业。社区服务应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给与他们更多的帮助，真正做到精准扶贫、精准服务。

（三） 落实人的实践性，提升社区职业水准

“以人为本”必须落实在实践中去，才能真正起到实际效用。实践必须坚持理论的指导，在平台中科学运用，又必须在实践中提炼理论知识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实践以理论为指导，加强职业水准培训。政府经常牵头进行分级分类的培训工作，比如对社区书记、主任开展专项培训，对组织、民政、计生、劳动、宣传、城建等各口工作也进行分类培训，培训工作确实较大地提升了社区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但仅仅是提高了“硬”能力，却没有很好地提高“软”能力。培训通常让社区工作者系统学习了相关理论知识，但一旦应用到实践中去就发生了诸多问题：一方面体现在服务态度方面的冷淡，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理论知识的生搬硬套。社区培训工作应更多地结合具体案例开展，不仅学习基础理论知识，还需学习服务态度以及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灵活处理工作方式。

注重平台搭建，提升职业实践水准。一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和群众活动团队”[10]，引领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多元服务于群众。二是孵化服务项目。建设长效有益的项目，开展心理咨询项目、养老服务项目、社区讲堂项目等专业服务项目，满足各类人群的生活工作需要。三是加强企事业对接与合作。对接企业服务于居民就业，慈善及公益活动。对接高校服务于居民文体活动，专业技术指导工作。

注重实践总结，提炼职业开展理论依据。一是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炼反馈到规章制度中，作为工作总的原则与指导。二是开展工作总结。定期开展工作总结，总结实践的难点、弱点以及成功经验，加强沟通交流与学习借鉴。三是形成决策建议。把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或者经过充分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及时汇总上报，供上级做决策部署提供参考意见。

（四） 放眼人的发展性，健全社区激励机制

放眼人的发展性，落脚点是群众的发展，但也需重视社区工作者的发展，因为只有有效地推进社区工作者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这就需要健全社区激励机制。

服务意识、职业素质不足这是社区工作者的内在问题，但其实与激励机制不全的外在原因紧密相关。薪资待遇低、晋升渠道有限使社区工作者抱着做一天工作、撞一天钟的工作态度，更不能吸引优秀人才充实工作队伍。就薪资待遇来说，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收入大多来自于政府劳务派遣支付，绩效考核难有很好的落实效果。就晋升渠道来说，从外部来看，社区“自治”定位，使社区工作者晋升事业编制、公务员编制缺乏制度依据；从内部来看，社区书记与主任倾向于一肩挑，而且任命或选拔方式还不够公开公正公平。社区工作者工作的好坏、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对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发展毫无意义。

因此，社区工作难以协调“自治”与“派出”的矛盾，一定意义上，问题不在于“派出”任务太重，时间占用太多，以致无暇顾及“自治”；即便完全“自治”，也不一定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民。所以，不论是“自治”还是“派出”，社区工作的问题在于：社区工作的合理量化与考核，薪资待遇与劳动付出、绩效考核与工作效率的正相关度，社区工作者职业生涯晋升机制的规划与执行。“结合机构改革强化力量配备，在编制、职数、待遇等方面加大对街道社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形成在基层集聚人才、在一线创业成长的鲜明导向”[10]，可以更有效激励社区工作者积极工作。社区工作者的职务晋升渠道应该更加公正公开化。从内部来说，制定相关干部选拔制度，着重选拔优秀社区工作者晋升社区领导角色，减少乃至避免人为关系的干扰。从外部来说，近年来，各地陆续针对村（社区）主干招录公务员，这对社区工作者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结语：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叩问社区治理的初心使命，以“一切为了群众”审视一切工作，立足于实践，坚持党的引导，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放眼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区治理难题迎刃而解。社区直接面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需引起足够的重视；社区治理现代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如何在党的带领之下，更好更多地实现社区自治这是当下与未来重点要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