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洁 刘明明

韩炳哲(Byun-Chul Han)(1)韩炳哲(1959—)，韩裔德国人，当代哲学家、左翼思想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任教，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德国古典哲学、福柯权力规训等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韩炳哲系列著作的中文版于2019年3月面世，包括《倦怠社会》《他者的消失》《爱欲之死》等。截至2020年7月，笔者通过检索知网发现中文学术界尚无对其人其理论的研究论文。在2019年中文版新书《倦怠社会》中提出了“自我剥削”理论。韩炳哲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马克思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了一个他者逐渐消失的、过度自由和宽容的“功绩社会”，新自由主义正引导着人们成为“功绩主体”，剥削和异化的主要形式从马克思时代的“他者”的压制和强迫开始变为资本主义话语中所谓的“自由和自我实现”。(2)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4页。对此，齐泽克(Slavoj Žižek)(3)齐泽克(194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左翼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学者，著有《大流行：新冠病毒震撼世界》《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视差之见》等。在他的新书《大流行：新冠病毒震撼世界》 (2020年)中，尤其是第二章“为什么我们总是疲倦”，探讨了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并提出了质疑。齐泽克强调，要走出晚期资本主义“自我剥削”的困境，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路径。通过分析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以及齐泽克对韩炳哲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辩护，可以加强我们对晚期资本主义形态的认识，挖掘马克思思想中“他者剥削”与“自我剥削”的理论萌芽，增进我们对于马克思“剥削与异化”理论的当代理解。

一、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基本内涵

韩炳哲通过对马克思“他者剥削”理论范式的研究，提出“自我剥削”理论，分析了“他者剥削”转变为“自我剥削”的原因，归纳了“自我剥削”的危害，并且尝试提出“自我剥削”的救赎方式。

(一)“他者剥削”与“自我剥削”的概念辨析

第一，何为“他者剥削”。韩炳哲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为我们描述了一种“工人在工作中无法辨认出自己”(4)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4页，第94-95页。的画面：劳动对工人而言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5)马克思，恩格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及其产生的“异己力量”对于工人来说，如同一个“他者”一般，这个“他者”操纵着劳动、剥削着劳动者。因此，韩炳哲形象地将马克思的这种描述称为“他者剥削”(6)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4页，第94-95页。，认为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剥削实际上就是“他者剥削”，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劳动力而剥夺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二，何为“自我剥削”。虽然韩炳哲并没有对“自我剥削”下明确定义，但是通过对韩炳哲各个文本的梳理，笔者认为，韩炳哲笔下的“自我剥削”指的是一种剩余价值的攫取方式，直接表现为不稳定工作者、创业者团体等“功绩主体”(7)韩炳哲认为， “功绩主体”是自认为不受“他者”统治、被效率驱动进行“自我剥削”的“自由”主体，其特点是：其一，幻想自己身处自由；其二，对自己施加暴力，同自己发动战争；其三，他们成为自己的雇主，工作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乐趣；其四，被注入过量的肯定性，陷入对效率的无止境追求中。在没有“他者”强迫的情况下基于“自我优化、自我完善”的幻觉而努力工作，从而奉献出更多的剩余价值给资本。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是：其一，当代晚期资本主义利润率逐渐下降和经济危机频发；其二，新自由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塑造了充斥着“没有剥削者的他者” “没有反对者”幻象以及过度宽容和自由的“功绩社会”；其三，工人、创业者等“功绩主体”误认为被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生产工作是一种“完善自我” “自由活动”和“自我实现”的理性活动。

第三，“他者剥削”与“自我剥削”的联系与区别。首先，两者存在承前启后的关系。韩炳哲认为，“自我剥削”是在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后对“他者剥削”的“进化与创新”。“自我剥削”是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和主要形式，反映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更大的欲望。其次，二者存在本质区别。韩炳哲认为， “他者剥削”具有反抗目标明确、工作场所确定、易于组织协调等特点，“他者剥削”处于一个“受到规训的社会”之中，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主导的情感动词是“应当” “必须”这类充斥着康德笔下“他者绝对律令”的否定(主体能动)性的词语。与之不同，“自我剥削”处于一个肯定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中，“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8)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点赞文化”盛行，消费主义塑造出全无否定和反抗的“他者”主体。由于缺少“他者”的语言和思考，肯定社会和“自我剥削”产生了同质化恐怖、当代新异化、数字化全景目光监狱等一系列后果，又反过来加剧了“自我剥削”的发展。韩炳哲认为， “自我剥削”不再处于“规训社会”，而是处于“功绩社会”之中，“功绩社会”主导的情感动词是“能够” “你可以” “你能做到”这些没有“否定性”的词语，这些词语的泛滥最终让“自由……转化成束缚”(9)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

(二)晚期资本主义如何促使“他者剥削”转向“自我剥削”

韩炳哲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把他者剥削转化为自我剥削”(10)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他者消失” “功绩社会”和“平滑美学”分别从社会管理、经济和精神文化层面推动着这种转变。因此，韩炳哲认为，由于社会存在的变化，马克思的“他者剥削”理论范式的解释力遭到削弱。

第一，“他者消失”。韩炳哲指出，在当代，外在的“他者”的限制和约束逐渐消失，社会群体的内部竞争与“自相残杀”加剧了“内卷化”程度。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家以及为资本家工作的管理者作为一个明确存在的“他者”经常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线之中。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表现形式——新自由主义中， “剥削”者似乎消失不见了，金融家、大资本家、地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生活边界日渐模糊，资本统治劳动力的“艺术”从“他者”和外在的强迫转向将劳作与“自我提升”结合起来。韩炳哲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11)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新自由主义让“他人的抑制让位于(自身的)抑郁，外部剥削让位于自我剥削和自我优化”(12)张生，韩炳哲：《与韩炳哲商榷：儒家文化真的从新冠中拯救了东亚吗？》，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5044281310_12ca99fde020018cuz.html，访问日期：2020年6月23日。。韩炳哲强调，当今外在剥削“他者”的消失与人群内部的“内卷化”竞争造就了一群类似于“现代劳作动物”的“功绩主体”(13)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功绩主体”由于找不到反抗的目标与对象而陷入盲目中，劳动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和汉娜·阿伦特描述的那样将人导向美好的未来，反而使“劳动社会”不断“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14)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

第二，“功绩社会”。韩炳哲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福柯所描述的流水线工业式“规训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也不再是“规训主体”，而成了“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己的雇主”(15)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韩炳哲认为， “功绩社会”相比于“规训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一，社会环境中充斥着无节制和无底线的“宽容”和“自由”，最终让宽容和自由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主体的约束。韩炳哲强调，晚期资本主义的“功绩社会”所谓的宽容与“自由感”是一种“悖论式自由”，因为自由“永远是一种受约束的自由，以免疫学式的他者为出发点。当过度的积极性消灭了否定性时，自由也便失去了意义”(16)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其二，限制与约束主体的力量来自主体内部的自我优化、自我完善的倾向而非外在“他者”。韩炳哲指出：“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剥削者同时是被剥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分彼此。”(17)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其三，斗争和对立更多表现为“内卷”与“内部竞争”。韩炳哲进一步指出，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是“福特制”流水线工业时代的产物，其“否定性”和外在规制生产了疯子和愤世嫉俗者，而“功绩社会”生产了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18)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5页，第83页，第94页，第29-30页，第29-31页，第15页，第20页，第20页，第15-26页。。

第三，“平滑美学”。韩炳哲认为，当代互联网科技刺激了以“点赞文化”为代表的，包含无底线肯定、宽容与鼓吹个体自由的“平滑美学”的盛行，加速了“他者消失”与“功绩社会”的发展。他认为，清除了否定性和反思性的“平滑”是“当今时代的标签”(19)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第7页，第7页。，“平滑”反映出一种要求“点赞” “赞同” “宽容”的普遍社会要求，它是当今“积极”社会的缩影。平滑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也不会带来任何阻力，因为“平滑之物消除了自己的对立面”(20)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第7页，第7页。。韩炳哲举了两个关于“平滑”的例子。其一，“平滑的手机屏幕”。韩炳哲认为智能手机屏幕是这种“平滑”的缩影。当人们看智能手机屏幕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21)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第7页，第7页。，自拍成瘾表现出自我内心的空虚，“艺术开辟了一个

让自己感到自信以及确定自身存在的回音室。差异性抑或对他者与陌者的否定性被完全消除。”(22)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其二，“平滑的身体”。韩炳哲认为， “当今，整个数字时代被一种信念笼罩，即生命是可以测量和量化的”(23)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第1页，第40页，第69页，第40页。，身体不仅可以被分解为无否定性和纯粹消费性的“色情”身体，还可以被分解为数字化的电脑数据，例如运动健康被智能设备上的计步器所具象化，外貌被朋友圈或微博圈的自拍照下面的点赞转发评论的数据所代表。因此，韩炳哲得出结论，当代过于宽容、肯定的“点赞文化”代表了一种“平滑美学”，它阻碍了我们对起伏不定、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历程的思考，妨碍了我们对革命进步的认知和对“他者与自我的剥削”的反抗。

另外，当代人拒绝“深度无聊”(24)韩炳哲认为， “深度无聊”指的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开展放空自我的深度反思。韩炳哲指出， “功绩社会”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而只会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如在“功绩”原则下将“走路”加速为“奔跑”，只有被“深度无聊”激发的人才会将“步伐”转变为“舞步”。也从思想层面加速了转化进程。韩炳哲认为，当代人涣散的注意力拒绝“深度无聊”式沉思，难以为打破“自我剥削”提供智力支持。韩炳哲指出，当代人群的涣散的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因此它也绝不会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5)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第96页，第32页，第31页，第86页。因此，当代人群难以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

(三)倦怠社会：“自我剥削”的危害与救赎

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剥削”式剩余价值剥削正在导致“爱欲之死” “徒劳生命”和“无限倦怠”的危害。

第一，爱欲之死。正如阿兰·巴迪欧为韩炳哲《爱欲之死》写的序言《重塑爱欲》中说的那样，当今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市场交易、资本逻辑“将爱置于濒死的边缘”(26)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第1页，第40页，第69页，第40页。。韩炳哲认为， “自我剥削的主体和被他人剥削的奴隶一样没有自由”(27)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第1页，第40页，第69页，第40页。，他们的“爱欲”被资本逻辑异化为“色情”。“爱欲”本是“双人舞”，“打破了一人视角，让世界从他者、从别处的视角中重生”(28)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第1页，第40页，第69页，第40页。，但是“色情”没有差异性、否定性和反抗性，只有纯粹的消费和发泄，因此，只是“独舞”。“自我剥削”除了将爱欲转为色情外，也导致了抑郁症、过劳症、“生命自身僵化成死亡”(29)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第96页，第32页，第31页，第86页。等一系列堪称“爱欲之死”的灾难性后果。

第二，徒劳生命。“资本主义将徒劳的生命绝对化”(30)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页，第1页，第40页，第69页，第40页。。韩炳哲认为，在现代的晚期资本主义，“自我剥削”加剧了人类的紧张与忙碌，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开始降格为劳作，让劳动者变成了所谓的“徒劳生命”。这是因为：其一，“自我剥削”强化了现代晚期自我的孤立无援感。在“效率”、 “功绩”主导下，社会生活造成的信仰缺失损害了传统的互助伦理。其二，“自我剥削”加速了世界进入普遍去叙事化进程，更加增强人的飘忽即逝之感。韩炳哲认为，资本主义要求的所谓“纯粹的工作和纯粹的生活”(31)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第96页，第32页，第31页，第86页。造成工作和生活意义的缺失，失去了意义和信仰的遮蔽，主体变得“赤裸”，主体只有在微观上代表劳动力价值的“健康”，没有了在宏观上创造“历史与意义”的“叙事”，而身心“健康”总是面临着抑郁症、传染病、贫穷、阶级坠落等“意外”，所以，资本主义的“健康”总是“飘忽即逝”的。(32)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第96页，第32页，第31页，第86页。

第三，无限倦怠。韩炳哲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作和生活失去了目的性和意义性，造就了孤独的倦怠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生存绝对化”(33)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页，第96页，第32页，第31页，第86页。，“由于社会的原子化和公共事业的退化，个体仅剩下自我的身体，因此要不惜代价地维护它的健康。为了保持健康，赤裸的生命取消了一切目的论、一切企图”(34)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6-87页，第31页，第102页，第103页。。韩炳哲总结道： “自我剥削”的现代晚期的“功绩社会”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为赤裸的生活，让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了“神圣人”(阿甘本描述的祭品)，由于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与劳动力，劳动者自己心中代表崇高使命的“上帝”死了，“健康成为新的上帝”(35)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6-87页，第31页，第102页，第103页。。

韩炳哲认为，为了超越“自我剥削”的“功绩社会”，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其一，建造“庆典”。“庆典”是指去目的化、去商品化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 “我们耗费物资，而不从事生产”(36)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6-87页，第31页，第102页，第103页。。韩炳哲认为， “商品化的世界不再适于居住”(37)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6-87页，第31页，第102页，第103页。，我们应当把资本主义的“商店”改造成一个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的“庆典场所”，从而破除“功绩社会”。其二，重塑爱欲。韩炳哲主张通过增强人们思考、反思能力，加强批判精神，从而接受“深度无聊”，破除“他者消失”和“平滑美学”。实际上，韩炳哲的方案更多的是强调“我们可以不这样做”的价值取向，但是当今资本主义将我们每个主体都纳入自身体系，我们并没有被赋予“不这样做”的选择自由，尤其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而言。韩炳哲并未看到建造“庆典”和重塑爱欲的根本路径隐含在共产主义之中。

韩炳哲对马克思“他者剥削”理论、“自我剥削”现象的成因和危害进行了探讨，这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但是，由于韩炳哲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他者剥削”等理论范式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因而韩炳哲提出的对策带有明显的改良色彩，未能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最终难免停留在美好的愿望层面。

二、齐泽克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批判

齐泽克指出，虽然“从韩炳哲开始，他对我们如何和为什么生活在一个倦怠的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叙述”，但结合新冠疫情、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我仍然认为应该提出几个批评的关键点”(38)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0-21,p.21,p.21.。齐泽克由此展开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质疑与批判。

(一)“政治正确”对自我的限制和约束

韩炳哲认为，“自我剥削”的产生源于主体内部的自我优化的倾向。但是齐泽克认为，限制与约束不仅在主体内部，外在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在限制与约束主体，例如意识形态中有一种名为“政治正确的约束”(39)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0-21,p.21,p.21.，作为“新的严格的行为规则正在实施，特别是在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中”(40)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0-21,p.21,p.21.。齐泽克举了两个例子试图论证“政治正确”约束：一是电影制作人阿诺尼的文章因涉嫌触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民族问题，被勒令不许刊出；二是英国的巴基斯坦裔作家沙姆西《家庭之火》被追回系列奖项，因为作者支持了呼吁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状态的BDS运动。齐泽克还指出，“政治正确”的逻辑易于被底层群众接受，从而让“知识分子”难以寻求底层群众的支持与理解，比如在“政治正确”的逻辑中将“酷刑” “转述”为“强化审讯力度”，将“言论压制” “转述”为“加强监管”，将“网络信息霸权” “转述”为“维护国家安全”。齐泽克说，“在公共语言经由政治正确逻辑转述的那一刻起，就被公众接受了”(41)齐泽克：《齐泽克的笑话》，于东兴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页。。因此，齐泽克认为，韩炳哲所说的“功绩主体”主要是主体内部“自我优化”等倾向引发“自我剥削”现象，这种推论是不够全面的。“自我优化”等倾向受到了包括“政治正确”在内的外在约束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2020年年初，“政治正确”的逻辑也成了国外疫情传播的突破口之一。因为在欧美国家，健康人不戴口罩是一种社会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政治正确”，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这推动易感染人群因为害怕被(当作病人而受到)歧视，从而不愿主动戴口罩。当今，西方“政治正确”逻辑已经无法再像往常一样轻易掩盖“自我剥削” “劳动异化” “种族问题”等社会矛盾，很多被“政治正确”所压抑的主体走向了更极端的“反政治正确”。当前美国的总统大选形势、“红脖子”(42)即美国南方的保守白人，尤其是劳动阶层和偏远乡下的白人，他们在政治上赞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白人优先”政策。群体扩大等社会现象，部分原因可以归于这种“反政治正确”逻辑。

(二)斗争和对立不能简单归结为“内卷”

在韩炳哲看来，个体间的内部自相残杀或“内卷化”是造成社会斗争和对立的主因。对此，齐泽克并不认同。

首先，齐泽克认为， “自我剥削”现象的根本原因应当在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社会现实中寻找，而不是在社群内或个人间。韩炳哲认为， “自我剥削”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社群内部的“内卷”和“自相竞争”。齐泽克指出：“韩炳哲所描述的主体性的新形式是以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条件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阶级制度，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斗争和对立绝不能归结为个人内部的自相残杀。”(43)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3,p.23,p.23,pp.24-26,p.27,p.26.

其次，齐泽克认为，世界各国劳动者以及劳动者与公司高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韩炳哲所说的“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奴隶。齐泽克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理论批判了韩炳哲的“主奴复合体”，他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体力劳动者，有很大的不同类型的非物质劳动者之间的差异”(44)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3,p.23,p.23,pp.24-26,p.27,p.26.，在不稳定的工人和公司高管之间，“他们绝对不是同一意义上的主人和奴隶”(45)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3,p.23,p.23,pp.24-26,p.27,p.26.。

最后，齐泽克认为，造成韩炳哲笔下“创造性工作团队”由于“自我剥削而无限倦怠”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团队”既承担了资本家角色的风险担忧又承担了工人的劳作义务，他们“自我剥削”的原因并非如韩炳哲所说的“完善自我”倾向。齐泽克说：“一个人必须非常积极地发挥创造力……这样的努力可能比重复的流水线工作更令人筋疲力尽……作为工作过程的组织者，他们的报酬是履行传统上属于资本家的角色。因此，尽管管理层的所有担忧和责任都存在，而领薪水的员工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但他们在这两个世界中都是最糟糕的。”(46)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3,p.23,p.23,pp.24-26,p.27,p.26.

(三)“自我剥削”批判的例外情况

齐泽克指出，韩炳哲所诉说的“自我剥削”主体是不稳定的知识型员工和管理者，韩炳哲将“自我剥削”怜悯地称为既是主人又是奴隶的“主奴”、利欲熏心的“功绩主体”，但是在新冠疫情下，至少有两类“自我剥削”群体的例外状态不应当被批判。

其一，为疫情防控奉献的医护人员。齐泽克指出，在新冠疫情下，当医务人员因加班而极度疲劳，当看护人员因高强度劳动而精疲力竭时，他们的疲劳程度不同于那些因强迫性的职业变动而精疲力竭的人，“他们的劳累是值得的”(47)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3,p.23,p.23,pp.24-26,p.27,p.26.。医务人员的付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他们的疲劳程度可能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剥削”，但显然不能用“自我剥削”的范式来批判他们的活动。

其二，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工作的人。齐泽克认为，按照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在新冠病毒恐慌中，阶级的划分获得了新的层面，“不稳定的知识型员工和管理者”在家里被安全隔离的工作电话轰炸，他们能够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进行合作。这样，即使他们被隔离，他们的工作也能够或多或少地顺利进行，他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自我剥削”，“但是那些不得不在外面、工厂和田野、商店、医院和公共交通工具里工作的人呢？”(48)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23,p.23,p.23,pp.24-26,p.27,p.26.

(四)发达的西方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宽容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冠疫情的表现，韩炳哲认为：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反应滞缓，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真正敌人的生活；第二，西方社会开放和宽容，缺乏社会的免疫机制；第三，当真正的威胁出现时，他们陷入恐慌。总而言之，过度“宽容”和“自由”拖累了西方社会的疫情防控。但是，齐泽克认为，韩炳哲所描述的由于“无限宽容和自由”而导致能提供否定性和反对意见的“他者”消失了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

“但发达的西方真的像它宣称的那样宽容吗？”(49)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7,p.97,p.99.齐泽克举例说道，我们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空间是否没有充满世界末日的景象：生态灾难的威胁对伊斯兰难民的恐惧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LGBT(50)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和性别理论的恐慌防御？只要讲一个肮脏的笑话，你就会立刻感受到政治上正确的审查制度的力量。“多年前，我们的宽容变成了它的反面。”(51)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7,p.97,p.99.同时，通信设备也被国家严密控制，电话和互联网等层出不穷的“窃听时间”时刻提醒我们“两者都由国家控制，国家可以随意切断我们的联系”(52)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7,p.97,p.99.。

(五)马克思的“他者剥削”等理论范式在当代依旧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诸如“他者剥削” “剩余价值论”等理论范式刺穿了资本主义的重重幻象，并且“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53)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0页。。齐泽克指出，韩炳哲所认为的“我们生活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如今的劳动关系已无法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阐释”(54)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4页。，实际上并不准确，马克思诸如“他者剥削” “异化” “阶级分析”等理论范式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他者剥削”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和根本的剥削形式。

第一，马克思“他者剥削”的阶级分析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我剥削”的科学方法。众所周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认为社会是分阶级的，阶级内部是分阶层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从而认清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齐泽克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法将现代的劳动者分为三类：西方发达国家或发达行业的不稳定的自营职业者和创业者(如知识分子、研究员)、第三世界的装配线工作员(如血汗工人)、各种形式的人类护理工作者(如侍者、服务员)。齐泽克认为，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看，只有第一类“发达国家和发达行业的不稳定的工人”符合韩炳哲所谓“自我剥削” “内卷” “社会给予高度宽容自由”的描述，比如为了功绩而努力写论文、发文章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这些“不稳定的群体”基本符合韩炳哲所描述的进行“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但是其他两类占大多数的劳动者遭受的苦难与压迫仍然是马克思“他者剥削”的范畴。

第二，马克思“他者剥削”理论范式刺穿了资本主义的幻象。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在剥削形式上覆盖了种种幻象，马克思“他者剥削”的范式能帮助我们刺穿幻象以接触真实。首先，刺穿“自由与平等”的幻象。资本主义力图塑造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就业岗位，工资与劳动的价值平等的幻象。但是齐泽克强调，马克思以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构的“他者剥削”范式为我们指出，劳动者所谓的“自由”只是选择到何处被剥削的自由，工人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的结果是工人被资本支配而丧失了他的自由；表面上的工资与劳动的“平等”掩盖的是深层次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无偿攫取的“不平等”。其次，揭开资本主义中“他者”和“自我”相融洽平衡的幻象。资本主义试图为我们塑造一个社群中“他者”与“自我”之间和谐共存、相互进步的画面，但是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征兆”。“征兆”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这种“征兆”的发现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理性的非理性因素”(56)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第402页。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无产阶级的“自我”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他者”存在根本性矛盾，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对立，也有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抗争，“自我剥削”也是这种根本性矛盾的体现。

第三，马克思“他者剥削”范式为我们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即推翻资本主义这个象征界的“大他者”(big Other)。首先，马克思主义是象征着资本主义体系最终走向瓦解的“崇高客体”，如同悬置在资本主义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齐泽克指出，“实际真理的悬置并没有消灭其象征性的效率”(57)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p.11-12,p.114,pp.110-112,p.39,p.86.，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和抹黑共产主义的名誉，为我们反证了它们是人类解放的“象征性”力量。其次，马克思的批判为我们寻找资本主义的“崩溃点”指明了方向。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于一个对崩溃点的察觉”(58)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第402页。，为我们指明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的规律性，揭示了由于利润率下降、竞争加剧，资本为更有效攫取剩余价值形式而推动剥削形式由“他者剥削” “进化”到“自我剥削”的客观性，晚期资本主义更深重的阶级矛盾和应对全球性危机(如新冠肺炎)的无能，预示着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

齐泽克批判韩炳哲及其“自我剥削”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看穿覆盖在当代资本主义表面的“宽容” “自由”的实在界面纱，没有看到遭受“自我剥削”的群体实际上只是发达社会、发达行业“不稳定工人”这一少数群体，没有科学指明抗争资本主义与“自我剥削”的方法，没有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人们相信才有力量，一旦人们相信“非异化的、体面的生活”(59)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p.11-12,p.114,pp.110-112,p.39,p.86.的共产主义的存在，并为之付出努力，那么，最终实现的将会是马克思的“允诺”。齐泽克还乐观地表示，虽然“(资本主义的)现实是一个光谱实体，看不见……才显得无所不能”，但是新冠病毒、经济危机这些破坏性力量让“资本主义的现实”开始显形，“成为我们可以处理的事情”，资本因为我们相信才无所不能，当人们运用科学的理论“试着毫无羞耻地认同你的症状”的时候，资本会丧失自己的意识形态外壳保护，共产主义的未来在向我们走来。(60)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p.11-12,p.114,pp.110-112,p.39,p.86.

三、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辩护

齐泽克通过对韩炳哲的批判进一步指出，只有打破资本主义体系，才能真正破除“自我剥削”困境。齐泽克认为，当今新冠疫情正在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杀死比尔”式重击，迫使我们在结合信任人民与相信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发现共产主义。(61)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p.11-12,p.114,pp.110-112,p.39,p.86.

第一，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只有野蛮。齐泽克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共产主义而不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自我实现的“约定”。齐泽克提醒道，资本主义的野蛮体现在多重方面：一是“自我剥削”。它不仅攫取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损害其身体，而且加剧了劳动者精神的进一步异化，让劳动者不仅陷入马克思所说的自我与资本他者的斗争，更陷入自己与自身的斗争，造成了韩炳哲口中当今社会挥散不去的“根本性倦怠”。二是“有人性的野蛮”。齐泽克指出，资本主义内含的“无情的生存主义措施，以遗憾甚至同情的方式执行，但被专家的意见合法化”，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将不得不削减我们社会道德的基石：照顾老人和弱者”(62)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p.11-12,p.114,pp.110-112,p.39,p.86.，这次新冠疫情中西方发达国家夺下老人、穷人的呼吸机转给年轻人、富人的现象以及为这种现象辩护的借口，就是这种“有人性的野蛮”的体现。三是“赤裸生命”。齐泽克指出，在这场疫情中，资本主义让我们每个人变成了阿甘本笔下的“赤裸生命”，即一种随时面临致命危险的状态。基于此，齐泽克认为，在“野蛮”和“共产主义”之间，我们只能选择一个。(63)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齐泽克通过对“野蛮”与“共产主义”的矛盾对比，从价值观层面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二，共产主义能实现全球合作防控新冠疫情。齐泽克认为，面对新冠疫情的灾难，除非我们不加抗拒地接受瘟疫为我们带来的命运，否则，就必须推进道德上的进步，而共产主义就是灾难资本主义的解毒剂。(64)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具体说来，一是国家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如组织生产急需的东西，必要时通过放弃市场机制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二是卫生系统机构必须依靠当地社区的帮助来照顾弱者和老人；三是必须组织某种有效的国际合作，以生产和共享资源。在齐泽克看来，这些行为和表现都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影子。(65)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齐泽克通过强调共产主义对于防控疫情的重要作用，在现实层面论证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齐泽克忽视了“共产党”这一高度纪律性组织的坚强领导，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因而他的共产主义式疫情防控提议存在一定缺陷。

第三，共产主义是逃脱“自我剥削”困境的出路。齐泽克认为，共产主义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消解了“功绩主体”为功利化而“自我剥削”的倾向，使劳动真正成为马克思描述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那时候， “自我剥削”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完善和提升”。齐泽克还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提供了“共有物”(commons)，这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所无法企及的。(66)尹树广：《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巴迪欧、齐泽克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7期。

第四，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预示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表现形式中的成功，证明逃脱“自我剥削”困境的出路是现实可行的。齐泽克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以下几点：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齐泽克说： “中国能够隔离几千万人。面对同样规模的流行病，美国似乎不太可能实施同样的措施。不难想象，一大群持武器、怀疑隔离检疫是国家阴谋的自由主义者，会试图为自己的出路而战。”(67)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二是中国政府以负责任态度传播真实信息而非谣言。齐泽克指出，当批评声音称中国当局“真相将永远被视为谣言”时，批评中国的“媒体和广大数字新闻领域已经充斥着谣言”(68)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三是中国的制度具有政策继承性和持久的耐心。对疫情这种突发状况及其应对，齐泽克赞赏地说道： “中国已经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69)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四是中国处理突发状况显得更加理性而非感性。齐泽克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的反应，类似于库伯勒·罗斯《论死亡与濒临死亡》一书描写的当人们得知自己身患了绝症后的五个反应阶段的著名模式，经历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症—接受应对”五个阶段，但中国在经历过最初极短时间的惊慌后就开始冷静地“接受和应对”。齐泽克强调这是西方国家难以达到的，特别是与美国相比，因为截至2020年7月，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处于“愤怒和讨价还价”阶段。(70)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

齐泽克认为，中国的强大组织力、耐心和迅速“接受与应对”，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理性”的优越性。但是，正如齐泽克所说的“冠状病毒还将迫使我们在信任人民和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发明共产主义”(71)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必须明确指出，齐泽克眼中的“重新发明的共产主义”， 指的是“某种可以控制和调节经济，并在需要时限制民族国家主权的全球性组织”(72)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8,p.103,p.104,p.10,p.11,p.43,pp.49-52,p.39,pp.44-45，这与我们传统认知的“共产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一是“无产阶级”指涉不同。齐泽克眼中的“共产主义”的依靠力量是社会的“被排除者”而非“被纳入者”，即稳定的生活和工作场所的围墙以外的人。二是革命组织领导形式不在于党派和主权国家，而是“平民的革命对抗运动”。三是产生共产主义运动的矛盾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的经济利益外，生态危机与传染病防治，数字劳动的公共性和成果的私有性，对于生物基因等方面新技术的伦理观点对立，种族隔离与冲突等矛盾，也成为孕育共产主义运动的土壤。(73)范春燕：《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

四、结 语

如何立足实际情况，分析批判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剥削”等新的剥削方式，并探索超越一系列资本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路径，这是当代左翼思想家面临的共同问题。韩炳哲的“自我剥削”理论以及齐泽克对其理论所做的批判式解读和齐泽克进而展开的对共产主义辩护，虽然仍然存在一定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但也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有益尝试。

韩炳哲和齐泽克的探索，从积极意义上说，一是韩炳哲“自我剥削”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的部分社会现象，比如“过劳”的创业者团体成员和公司高管、为评职称和评奖而不断发表论文的“功绩主体”似的学者、普遍有倦怠感的当代社会人群。韩炳哲对“不稳定群体”的“自我剥削”的理论解释，以及齐泽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的批判性解读，对当代中国有一定理论借鉴意义。二是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辩护在国外学者中显得弥足珍贵。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齐泽克一直坚信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种相对坚定的信仰值得我们给予肯定。三是齐泽克的辩护再次向我们论证了中国道路在疫情中彰显的制度优势。他总结了中国制度的强大动员力、中国政府对人民负责、一脉相承且有耐心、充满理性等优点。正如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所说： “中国展示的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司空见惯的神经质，而是乐观主义的精神和胜利者的勇气，传播的是能够战胜疾病的希望”(74)埃贡·克伦茨，等：《全世界正在聚焦中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正在产生巨大的世界影响和意义。因此，齐泽克的理论辩护和我国疫情防控的实情，可以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从不足之处说，第一，韩炳哲未看到“自我剥削”的根本原因。“自我剥削”是“他者剥削”在信息化时代加强的结果和产物，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阶级剥削和制度剥削仍然是首位。第二，齐泽克对韩炳哲的批判虽然入木三分，但是他也难以说清和解决韩炳哲描述的“自我剥削”困境。因为齐泽克“共产主义”的实现方案仍然是脱离实践和脱离群众的。齐泽克虽然对“共产主义”具有必然性的辩护较为有力，但是他寄希望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却是社会的“被排除者”，实现方法却是无组织纪律的“平民的革命对抗”。第三，在齐泽克内心深处仍然存在一丝“中国威胁论”。齐泽克一方面说“在今天的中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认真相信自己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75)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p.9.，另一方面又说“在流行病的时候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能够隔离几千万人。面对同样规模的流行病，美国似乎不太可能实施同样的措施。”(76)SLAVOJ ŽIŽEK，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2020,p.9,p.9.齐泽克怀疑中国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与强调中国应对流行病表现的负责任态度，形成了一对悖论，表现出他内在思想的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齐泽克借由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批判，阐发了对共产主义的辩护，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理论解释力，强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加强了我们对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对于韩炳哲的“自我剥削理论”和齐泽克对其所作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辩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借鉴其科学正确的内容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