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卫东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 北京 100089)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是意料之外的实至名归。

意料之外，是因为自出道就一直保持特立独行风格的汉德克，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公开站在塞尔维亚一边，遭到了西方媒体的强烈抨击。1999年，为抗议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他退回了1973年获得的毕希纳奖奖金。2006年，他出席被海牙国际法庭起诉犯有种族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米洛舍维奇葬礼，再次引起整个西方主流社会的围攻。所以，尽管他陪跑诺奖多年，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他的“政治不正确”将导致他与诺奖无缘。而他的获奖，更是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骂声一片，不仅阿尔巴尼亚总理、科索沃总统等政治人物表示抗议，更有斯洛文尼亚籍的著名哲学家齐泽克等知识分子、作家纷纷表示不满。

然而，即使有再多的抗议和不满，人们也无法对汉德克的文学成就视而不见，无法否认汉德克是当代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德语作家之一。2004年，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汉德克是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是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在半个多世纪中，汉德克著作等身，几乎包揽了德语文学界所有重要奖项，成为当今德语乃至欧洲文坛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

一、 综 述

1966年是汉德克的文学元年。那年4月，24岁的汉德克第一次参加在普林斯顿召开的“四七社”年会，就展露出锋芒，他在会上尖锐批评包括格拉斯和伯尔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德语文坛“描写无能”，德语文学批评也像文学创作一样“幼稚可笑”。汉德克在文坛亮相的反叛姿态，为他整个60年代的创作定下了反传统的基调。同年春天，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DieHornissen)出版，小说反传统叙事、反情节、不断变换视角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6月，他的“说话剧”《骂观众》(Publikumsbeschimpfung)首演，这一没有人物形象、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对话的“反戏剧”，引起了巨大反响，汉德克名声大噪。从这两部作品以及1968年的戏剧《卡斯帕尔》(Kaspar)和1970年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DieAngstdesTormannsbeimElfmeter)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60年代，汉德克创作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反思和语言批判。在小说和戏剧中，他以极端语言实验的方式，揭示了语言对人的束缚。人创造的语言，作为先于个体存在的约定和秩序，迫使个体进入并接受它。个体极端主体性的语言表达自我感受的愿望与社会日常语言的约定俗成之间必然形成巨大的矛盾。“进入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强加于自身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系统，进入一个早已存在的秩序，接受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一种被给定的价值和道德的体系。学会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丧失自我和主体性的过程。”(1)章国锋：《天堂的大门已经关闭——彼得·汉德克及其创作》，载《世界文学》，1992年第3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六八运动”的衰落，文学上激进的反叛情绪和政治化趋势逐渐减弱，文学重新发挥其作为表达内心感受、表现现实世界的媒介之功能，这一趋势被称为“新主体性”。德国文学史研究者柯普曼认为，这是德国战后以反思战争、表现战后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小说”时代的终结。(2)Helmut Koopmann, "Tendenzen des deutschen Romans der siebziger Jahre“, In: Handbuch des deutschen Romans, hrsg. von Helmut Koopmann, Düsseldorf 1983, S. 574-586, hier: S. 575.在这个文学语境下，汉德克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3)韩瑞祥：《编者前言》，见彼得·汉德克：《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3页。。1972年的两部小说《短信长别》(DerkurzeBriefzumlangenAbschied)和《无欲的悲歌》(WunschlosesUnglück)放弃了激进的语言反思和形式实验，呈现出向传统叙事的回归，注重情节性和人物塑造，寻找在文学中言说自我的可能性，带有回归经典文学传统的倾向。批评界认为汉德克换成了全新的风格：“有明显的现实指涉”，“被个人不幸的经历所打动”，汉德克从一个讲究形式的作家转变成一个讲述经历的作家。(4)Heinz Ludwig Arnold, "Gespräche mit Peter Handke“, In: Text und Kritik, hrsg.v. Heinz Ludwig Arnold, Heft 24/24a, 1978，S. 32.汉德克70年代的其他小说《真实感受的时刻》(DieStundederwahrenEmpfindung，1975年)和《左撇子女人》(DielinkshändigeFrau，1976年)等，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表现个体努力摆脱日常生活的无聊和束缚，寻找自我、重塑自我，成为“新主体性文学”的经典代表作。

20世纪70年代末，汉德克经历了母亲去世、婚姻破裂的打击，人生陷入谷底，文学创作也跌入了“无法言语的写作困境”(5)Malte Herwig, Meister der Dämmerung. Peter Handke,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1, S.203.。为了摆脱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1978年，汉德克踏上了美国阿拉斯加长途之旅，最后经纽约返回奥地利。这次旅行，是汉德克的治愈之旅。1979年出版的小说《缓慢的归乡》(LangsameHeimkehr)不仅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自己的旅行和思考，更标志着汉德克走出了人生低谷和失语的创作危机，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不仅许多评论家视这部小说为汉德克的转型之作，汉德克自己也认为，他是“从《缓慢的归乡》才真正开始了写作之路”(6)Konrad Franke, ",Wir müssen fürchterlich stottern‘. Die Möglichkeit der Literatur. Gespräch mit dem Schriftsteller Peter Handk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988-06-23, S. 10.。这部小说是归乡四部曲中的第一部，随后的三部曲《圣山启示录》(DieLehrederSainte-Victoire，1980年)、《童年故事》(Kindergeschichte，1981年)和诗体剧《关于乡村》(ÜberdieDörfer，1982年)以及《痛苦的中国人》(DerChinesedesSchmerzes，1983年)和代表着这个时期创作高峰的《去往第九王国》(DieWiederholung，1986年)，都继续表现主体寻找自我的艰难探索，并且表达出主体与世界和解、达成某种和谐统一、回归自我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的震荡，特别是南斯拉夫战争，引起了汉德克的强烈关注，他多次前往该地区，发表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作品，其态度备受争议。在1996年发表的《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中，他公开谴责西方是“流氓国家”，因而遭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殴”，同年的《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再次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从此，西方对汉德克的批评和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甚嚣尘上，以致汉德克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对南斯拉夫战争的态度时，他愤而中断采访说，每个记者都问他同样的问题，却没有人读过他的作品，而他是个作家，是继承了荷马、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文学传统的作家。

二、 日常生活“暴力”下自我的丧失

彼得·汉德克是一位继承了人道主义传统、充满人性关怀的作家。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始终聚焦于个体与世界的冲突，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关照。他以极端的形式揭露并控诉个体在各种秩序中失去了自我，然而，在他时而谩骂时而无语、时而反叛时而冷酷的表面之下，在他自闭式的内省后面，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忧虑和对更美好世界的渴望。

1971年，汉德克的母亲自杀，成为汉德克创作《无欲的悲歌》的直接动因。汉德克以儿子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带着细腻的情感和冷静的审视，叙述并反思了母亲的一生。如书名所言，母亲的一生是一个因失去了欲望而导致的悲剧。

母亲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在奥地利一个闭塞、贫穷、落后的乡村。除了农奴制被取消外，那里“依然维持着1848年以前的状况”(7)彼得·汉德克：《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6页。自此处起，本文中引自该译本的引文，均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注页码。，时间的停滞感让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没有尽头、没有变化、无望的单调重复与循环。那里的女性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她们的一生早已经注定，连看相的人都不会给女人占卜未来，因为“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第9页)。母亲的父亲相信依靠积攒能获得财产，实现“物化的自由”(第9页)。讽刺的是，他靠压抑个人欲求积攒的做法，不仅没有让他拥有财产并产生自由感，反而让他沦为积攒的奴隶。但是，他依然让子女们也“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第8页)。

而母亲是有欲望的，她平生第一个愿望就是上学，因为上学“让她感到了自我的存在”(第11页)。然而，外祖父只是摇摇手，连话都不用说，就扼杀了母亲强烈的欲望和乞求。等待她的，是所有当地女人的日常生活，在男人、孩子、厨房之间奔忙，过完“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的一生。

关于日常生活与人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奥多·马夸尔德指出，日常对人而言是一种暴君，它奴役人，抽空人的本质内核，所以，或许有意识或许无意识，人一直试图逃离日常。“几千年来，所有阶层的人，都想逃脱相同事物的每日重复。”(8)③ Odo Marquard, Moratorium des Alltags“, In: Das Fest， hrsg. v. Walter Haug und Rainer Warning, München 1989, S. 686; S. 685.小说中十五六岁的母亲逃了，她离开家，到了城里，去餐馆帮厨。都市生活、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衣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交友、社交、约会，一切都让她兴奋，老板对她工作能力的认可，使她获得了自信。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很引人注目又似乎令人费解，那就是：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后，母亲曾兴奋地参加纳粹党组织的集体活动，并且爱上了一位作为有妇之夫的纳粹军官，生下了孩子。母亲并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相反，她完全不懂政治，也不感兴趣。然而，当时的各种集会、游行、高音喇叭广播、高悬于大楼上的纳粹标志，像一场巨大的演出，每个人都是演员，整个社会都处在狂热和癫狂状态。所有这一切，中断了枯燥的日常，让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有了“节日的气氛”(第14页)，让每个人普通的、渺小的甚至卑微的存在都显示出某种意义和重要性。

对于“非日常”的渴望，是人的本性。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同时对日常生活保持着巨大的离心性。马夸尔德认为，动物只有日常，上帝只拥有星期日，而处于动物和上帝之间的人，同时拥有两者，人在工作之余需要庆典，人有日常和节日，节日是对日常生活的偏离和暂停。③因此，对于母亲来说，纳粹宣传鼓动的是什么，她并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像是庆典仪式，使她所有的“劳动都有了意义”，使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成为节日”(第14页)。她变得自信、自立，有了自我意识和自豪感。尤其是战争的爆发，“让往常日复一日的自然而然成为让人兴奋的偶然”(第16页)，让她所处的平庸环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第16页)，因为战争是对日常生活最彻底的悬置。虽然节日、友谊、爱情甚至争吵，是日常生活的调剂和逃离，但是，战争作为人巨大的冒险，能够“彻底颠覆生活方式和所有日常秩序”(9)② Odo Marquard，S. 686; S. 688.。在战争这种“例外状态”中，人会对以往身边无关紧要的人“产生新的感觉”(第16页)，一种家人般的亲近感。母亲就是在这种亢奋中找到了所谓的爱情。

她爱上的那个人，曾经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只是因为当上了纳粹军官才“显得与众不同”(第17页)。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母亲自己也知道，这个年龄比她大、个子比她矮、头发几乎掉光了、还有家室、对她只有例行公事式的体贴的平庸男人，跟自己极不般配，她也为自己爱的是这样一个人感到可笑。但是，母亲依然一厢情愿地把这段关系幻想成“理想中永恒的爱情”(第25页)，强行给自己黯淡乏味的一生添上一笔非同寻常的亮色。

当一切疯狂终于结束，生活不得不回归到日复一日的日常状态，母亲失去了所有表达自己欲望的可能，甚至跳一个舞、哼一首歌，都成了不合时宜，不到三十岁的她，只能恋恋不舍地说：“我当初……”(第23页)她想“按照自己的构想去生活……然后就是‘要理智！’”(第23页)所有的白日梦都结束了，她学着像戴了面具一样活动，学着像别人一样说话，从丈夫到孩子，从孩子到丈夫，做不完的家务，丈夫的家暴，她沦入了所有女人的命运，她“所有的个性都消失在典型性中”(第27页)。她不再有倾诉自己的可能，就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忏悔，也只能“喃喃地背诵教义问答手册里的条目”，“自我真实比月亮的一部分还让人感觉陌生。如果有谁谈的是自己……就会被人说成‘古怪’。个人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被宗教、习俗和教养的规程弄得疲惫不堪，弄得个人身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性的东西，‘个性’只是作为骂人的词而为人所知”(第33页)。母亲的慰藉只能是作为日常生活点缀的各种节庆活动，她唯一的一次冲动，只是给自己买了件衬衫。

母亲的后半生就是被日常生活磨灭掉个性、失去自我的过程，是社会秩序共性剥夺掉个人故事和个人情感的过程，直到她失去了所有欲望，不再说话，直到她认识到，“个体什么也不是”(第34页)。她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逃离，她已经知道无处可逃，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第38页)。她无动于衷地接受了看不到结束的日子，“今天是昨天，昨天是一切依旧。又挺过了一天，又过了一个星期了”(第43页)。

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中，能将深陷于日常生活泥淖的人解脱出来的是艺术。人在艺术中获得的审美体验能悬置日常生活，矫正日常生活的无聊。②汉德克在很多作品中设计了文学艺术的治愈功能。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借助艺术作品，重新找到自我：《短信长别》中的叙述者，在旅行中一直在阅读凯勒的《绿衣亨利》，最终帮助他摆脱创伤和危机；《痛苦的中国人》中，洛泽每天阅读维吉尔的《农事诗》，从中发现另一种生存的可能；《缓慢的归乡》中，柯巴尔借助随身携带的哥哥的果园笔记和斯洛文尼亚语词典，再次获得叙述能力；《圣山启示录》中的“我”在塞尚的绘画艺术中学会观看和重新感受世界。

对于汉德克而言，文学是他认识自我和世界的途径。他在《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写到自己文学创作的主题时说：“我只有一个主题：认清自我，更清楚地认清自我”，“文学之于我，长期是一种手段，一种让我对我自己——如果说不是完全明白，那也是越来越明白的手段。它帮我认识到我存在，我在世界上存在”。(10)Peter Handke, "Ich bin ein Bewohner des Elfenbeinturms“, In: Aufsätze 1, Suhrkamp, 2018, S.23.

在《无欲的悲歌》中，母亲最终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重新找回了自己。“她把每一本书都当作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第45页)文学不仅暂时中断了日常，让母亲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且文学也成了一种媒介，母亲借助文学作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得以从书中他人的生活中反观自己、看清自己。

但是，对母亲来说，这种认识来得太晚了，她已经没有机会和能力改变自己。“文学并没有教会她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着想，而是告诉她现在这些都已经太迟了。”(第45页)她只能从书中找到错失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这种认识，对母亲是幸，亦是不幸。所谓不幸，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是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第59页)，她感到孤独、寒冷、哀伤，“活着成了一种酷刑”(第60页)。幸，是因为她终于清醒地思考并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道路：死亡。她有条不紊地做了自杀前的每一件事，打扮得非常体面，甚至做好了避免死后出现不雅样子的预防措施，在遗书中交代如何办理后事，并告诉家人：“她很平静，很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第62页)母亲用死亡逃脱了自己无力改变的日常生活，在死亡中恢复了她作为人的个性和尊严。正因如此，叙述者“我”作为理解母亲的儿子，“为她的自杀而忘我地骄傲”(第63页)。

汉德克在《无欲的悲歌》中描写了母亲不幸的一生。小说德文题目的字面意思是“没有欲望(愿望)的不幸”，母亲一生中不断被迫放弃自己的欲望，陷入不幸的深渊。她唯一实现了的愿望，是最后结束自己不幸一生的愿望。汉德克后来说到过，面对亲人的死亡，人总会有一种形而上的负罪感。在书写了母亲无欲而不幸的一生后，汉德克产生了一种需求，即：描写一个完全虚构的、他梦想到的女人，他要让这个女人活着、活下去。(11)Peter Handke, Durch eine mythische Tür eintreten, wo jegliche Gesetze verschwunden sind“, In: Peter Handke, hrsg. v. Raimund Fellinge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S. 234-235; S. 234.这就是汉德克创作《左撇子女人》的动机。

三、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我

在汉德克那里，愿望或者欲求是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失去欲望就可能面临不幸，欲望是衡量个体之所以为人的尺度。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可以变成“我欲故我在”。欲望让人有独立和反抗的力量，欲望能扩大人的视野，让现实重新变得有追求。(12)Uwe Schultz, "Die Einsamkeit der Emanzipation. Zu Peter Handkes Erzählung Die linkshändige Frau“, In: Peter Handke, hrsg. v. Raimund Fellinge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S. 227-233, hier: S. 228-229.“左撇子女人”是母亲的相反面，她是一个有欲望且按照自己欲望生活的女人。

30岁的女人玛丽安娜，嫁给了一家著名瓷器公司的销售经理。丈夫经常出差，他们有个8岁的儿子，生活在德国一座大城市市郊的别墅区。她过着典型欧洲中产家庭主妇的生活，富足而平静。然而，玛丽安娜却突然毫无征兆和缘由地要求与丈夫分开。与《无欲的悲歌》中描写母亲一生的线性叙事不同，《左撇子女人》只选取了女主人公提出分手后短暂一段时间的生活横截面，而且没有任何突发事件，只是在如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女主人公的内心变化。

汉德克在拍摄电影《左撇子女人》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个体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战斗，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主人公与邪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汉德克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环境是欧洲的日常生活，(13)Peter Handke, Durch eine mythische Tür eintreten, wo jegliche Gesetze verschwunden sind“, In: Peter Handke, hrsg. v. Raimund Fellinge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S. 234-235; S. 234.是20世纪70年代西欧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日常。如果说在《无欲的悲歌》中，母亲的日常充满了性别歧视、贫困、战争的死亡、战后生活的艰辛、家暴、无休止的劳作，让读者会赞同母亲的反抗，甚至在母亲放弃自己的欲望之后，忍不住想唤醒她。那么，在《左撇子女人》中，生活环境变成了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的日常，玛丽安娜生活条件优渥，丈夫非常爱她，儿子聪明乖巧，她不需要工作，过着有闲有钱的日子。所以，当她向丈夫提出分手时，不仅丈夫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读者也不明所以，甚至觉得她是好日子过得太久了，无事生非。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好日子”上。发达工业社会因其技术进步能够让人过上富裕生活，尽可能满足人的各种物质需求，不再想象其他的生活可能性。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制度的逐渐合理和完善，身处其中的人会感觉到舒适、稳定、自在、满足，人失去了批判和反抗社会的动力。玛丽安娜的生活正是如此，小说开篇是一幅极为宁静安逸的日常生活画面：冬日的下午，女主人公在别墅窗前的阳光中用缝纫机干活，儿子在一旁写作业，落地窗外是长满青草的平台，经常在欧洲各地出差的丈夫即将归来……她还有什么没有被满足的吗？她还有什么不满吗？她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都符合并高于社会要求，她不该有任何不满足。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现代发达社会通过各种媒介、以一种貌似非强制的方式规定着每个人的需求，抑制着个性化需求，致使人们都不自觉地按照广告宣传来消费，进而按照外界的标准来爱和恨，来规划自己的生活。现代发达社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一个使人安然自得的极权主义社会”(1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07页; 第3-4页; 第7页。。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会感到满足和幸福，正如玛丽安娜的丈夫所说：“我觉得我希望的一切都实现了。”(第307页)沉浸在满足感和幸福感中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压抑、被控制、被奴役的，因而不会想反抗，不会像《无欲的悲歌》中母亲年轻时那样尝试逃脱。“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1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07页; 第3-4页; 第7页。人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在舒适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批判和反抗的能力。

这样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1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07页; 第3-4页; 第7页。玛丽安娜就是对自己的处境有了觉悟的人。紧接着小说开头的那个场景，孩子开始朗读自己写完的作文《我想象的美好生活》：“我希望……”(17)彼得·汉德克：《左撇子女人》，任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300页。自此处起，本文中引自该译本的引文，均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注页码。孩子作文中对自己希望的美好生活描述，让玛丽安娜陷入沉思。小说通篇基本采用外视角叙述，对人物内心展现不多，读者仿佛在近处观察女主人公，因此很难看到她的内心活动。但是，从情节的发展可以推测出，玛丽安娜此刻的沉思实际上是突然的惊醒，对自己的愿望和自己想象的美好生活有了意识。多年的日常生活模式已经让她麻木，逐渐淡忘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已经无法像儿子那样具体描述自己的愿望，所以，当丈夫后来问她“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样了吗？”(第370页)时，她回答说不知道。但是，她明确表达：“有一个瞬间，我似乎清楚地看到了我未来的生活，这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第370页)这与《无欲的悲歌》中描写女人的一生从出生起就已经注定了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玛丽安娜对此有了意识和觉悟。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然而，玛丽安娜实际上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女友问她想怎么办，她只能回答：“坐在家里，不知所措。”(第311页)如果从小说的情节层面看，从玛丽安娜与丈夫分开到小说结束，确实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件发生。玛丽安娜也再没有任何重大的行动，她只是毫无目的地重新摆放家具，打扫房子，清洁地毯，更换灯泡，疯狂采购，机械地做家务，通宵失眠，迁怒于孩子，在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不停行走，在电影院里打瞌睡，在夜里无助地独自哭泣，似乎在为自己没有彻底改变生活的行动能力而恼怒。到小说结束时，她仍旧跟自己的儿子住在那所别墅中，小说最后的场景是玛丽安娜“坐在平台的秋千椅上。窗户里映出她身后杉树的树冠”(第376页)。这个画面，在小说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从外表看，一切照旧，生活依然继续。但是，读者能明显感觉到，玛丽安娜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坐在秋千椅上的她，已经变得平静、从容、坚定、自信，与之前的玛丽安娜判若两人。

玛丽安娜虽然比《无欲的悲歌》中“母亲”对日常生活的束缚和异化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但她没有像母亲那样离家出走，用各种癫狂的行为状态打断或者逃离甚至彻底摧毁日常生活。与“母亲”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相比，玛丽安娜面临的日常生活问题已经改变了，“它不是源于物质的匮乏或对日常生活的无知，而是相反”(18)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79页。。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认识日常生活是必要的，日常生活批判也是必须的，但其意义和目的不是为了摧毁日常生活，而是为了在赋予日常生活价值的同时，改造日常生活，转换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视角，寻找继续前行的可能性。列斐伏尔明确指出，日常生活批判要避免走向极端，因为“日常生活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地方”(19)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48-597页; 第675页。。日常生活是人的存在方式，颠覆和摧毁日常生活，固然会使人获得暂时的解放，但同时也破坏了人的存在。因此，认识、反思和批判日常生活，不再意味着揭露和超越日常生活，而是意味着“通过思考、诗歌、爱，完成日常生活的质的飞跃”(20)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48-597页; 第675页。。汉德克再一次让女主人公借助文学艺术完成了这一质的飞跃。

帮助玛丽安娜实现质的飞跃的，首先是她翻译的文学作品，一个法国女人的回忆录。回忆录本来就是一个人在有时空距离的条件下对自己过往的回顾和评价。通过别人的反思认识自己，并且是通过一门外语，就更增加了客观性的距离，便于玛丽安娜更清楚地认识和分析自己。“在理想国：我期待遇到一个男人，他爱我，爱我现在的样子和我将会成为的样子”，“迄今为止，所有男人都削弱了我”，“我梦想的男人，应该爱我的独立性格”……法国女人在回忆录中对自己与异性关系的思考和期待，让玛丽安娜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期望。回忆录的作者也让她明白，没有人会帮助自己，只能依靠自己。她拒绝了女友让她加入一个女权组织的邀请，因为她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她应该怎样，她只能一个人，在孤独中通过内省的方式寻找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小说的标题来自书中提到的一首名为《左撇子女人》的流行歌曲，玛丽安娜曾反复听这首歌。左撇子本就是异于常人的一个标志，女人更是被视为他者的存在。玛丽安娜的与众不同，在小说中多次借她丈夫、出版商、父亲之口表达出来。“左撇子”的与众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是“左撇子”与周围世界如何相处。是时刻强调自己的独特、与周围格格不入，还是隐藏甚至磨灭自己的特点，让自己消失在周围世界中？小说中的那首同名歌曲给出了答案：歌中的“她”几乎与别人一样，从地下通道走出来、在快餐店吃饭、在洗衣店坐着、在写字楼上班、挤在集市摊位前、去游乐场、躺在公园草地上、去游戏厅玩、坐过山车，她跟别人一样，过着普通的日常生活。只是非常偶尔，她会独自站在报刊窗前、独自下象棋。只有从放反了的电话听筒、放在记事本左侧的铅笔、手柄朝左的茶杯、反方向削皮的苹果等小小的细节中，才会显示出她是左撇子女人。左撇子女人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周围世界和谐相处中保持着自我。玛丽安娜翻来覆去听这首歌，一定从各种左撇子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更从左撇子女人与日常生活相处的方式中看到了自己的可能性。

小说结尾处，玛丽安娜画画的情景极具象征意义：她送走聚会的客人们，收拾干净屋子，打开窗户通风，再次在镜子前确认自己做得对，然后拿出笔和纸，开始画画——画自己的双脚、房间、窗户、夜空……“每件物品的所有细节。她画得并不连贯，而是颤颤巍巍，很不熟练，不过偶尔会有一些几乎一笔画成的线条。几个小时过去了，她把纸放到一边。她长时间地看着纸，然后继续画。”(第376页)画画跟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照镜子一样——照镜子，是玛丽安娜观察自己内心、“安静地反思自己的可能性”(第317页)，也是玛丽安娜观看自己，特别是观察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方式，她用不熟练的笔法，独立规划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尝试在依然如旧的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并保持自我。玛丽安娜的自我寻找，不是革命性的自我解放，也不是自我毁灭式的逃脱，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回归自主和独立。

小说最后引用歌德小说《亲和力》中结尾的话作为结束语：“大家就这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日常生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377页)——玛丽安娜的生活环境没有变，交往的人也没有变，每天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她自己：像以前一样坐在秋千椅上的她，外表依旧，但内心已经完成了质的飞跃。

四、 结 语

日常生活，是一个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引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兴趣的概念。如列斐伏尔所说，日常生活像语言一样，包括了人之存在的表现形式和深层结构，它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和社会的，因而对个体具有强大的规定性和强制性。(21)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44页。作为文学家，汉德克在小说中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探讨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无欲的悲歌》和《左撇子女人》中，汉德克分别将主人公放置于两个不同的时空体中，尝试探索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主体性的可能性。

《无欲的悲歌》中的母亲，处在“前工业文明”的环境中，那里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能够扼杀生活的僵化形式”(22)Markus Barth，Lebenskunst im Alltag, Dt. Univ. -Verlag, 1998, S. 62.。日常生活对个体的压制性和限制性显而易见，母亲在日常生活的暴力之下，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欲望，最终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彻底摆脱日常生活。《左撇子女人》中的玛丽安娜，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大城市。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让个体在舒适感和满足感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规训。顿悟了的玛丽安娜，最终以一种平和的方式，重新设计了自己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就像小说标题暗示的那样，她看似与旁人无异，但偶尔暴露出的“左撇子”，显示着她的与众不同。她在集体化的日常生活中，温和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在个体性和日常生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性别固然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汉德克更多是借助女性的他者性，展现普遍意义上的人作为个体，在集体性和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中，如何拒绝环境对自己的强行书写，保持自我。这已超越了女性主义的范畴，具有更加普世的意义。

从两部作品的不同可以看出，汉德克试图在人与周围世界的对立中寻找共处的可能性。汉德克给出的方案是文学，在两部作品中，文学在主人公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学作品使主体获得了对自我、周围世界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能力。汉德克曾说，文学对于他有启蒙和改变的作用：“文学中的现实，引起我对现实中的现实的注意和批判。文学启蒙我，使我认识我自己和我周围发生的事。”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者，他都期待文学作品能够或多或少地改变他，能够让他认识到某种他还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因为他认识到他借助文学能够更有意识地生活，所以，他也坚信，他能够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改变别人。(23)Peter Handke, "Ich bin ein Bewohner des Elfenbeinturms“, In: Aufsätze 1, Suhrkamp, 2018, S.24.在宗教式微的现代社会，汉德克期望文学艺术能让人超越日常生活，认识并回归自我，并且在自我与世界之间达成某种关联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