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韬

《场所原论》本是日本建筑师隈研吾用于指导建筑设计的一本小书，我却有幸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舅舅那儿得到了它。我想建筑学作为一门工科，绝非单纯是一门应用科学，而是艺术、人性与大地的结合。

“我相信，再次将人类与大地联系是后工业化社会建筑的一个最大主题。怀着这种心情，我开始写《场所原论》。”隈研吾在绪论中如是写道。我由是知道，他正试图在高楼林立的世界撒播一地建筑革命的种子。

自一百多年前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了多米诺生产体系后，水平结构的混凝体楼板取代了厚重的砖墙，在世界各地密密实实、层层叠叠地竞相攀上天空，就连我所生活的古城绍兴也已然没有半点古城的面貌。人们总是习惯于认同素来所听闻的、所看到的，因此，为人类幸福而发声就显得极为可贵——隈研吾略显激进地指出，批量生产的、商品化的混凝土盒子是人与大地的割裂，工业化社会将白色盒子强加于人类，于是人类变得不再幸福。在这个人口爆炸的世纪，亚洲的自然环境因郊区化而被破坏，亚洲的城市因高层与超高层建筑而被破坏。

离开我所居的小小一隅，让我们先飞过地中海，来到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许多年前，我曾沉醉于其金黄色石砖所铺成的街头巷尾，仰视那日光普照时灿灿如龙鳞的红色屋瓦。雄伟而深邃的高大穹顶透下几束圣洁的光，我仿佛能听到中世纪修士们悠扬的礼赞颂诗;在路面坑坑洼洼又狭长弯曲的小巷中抚摸墙上细腻而有质感的罗马石雕，我仿佛看到挣脱了人性束缚的工匠画家们正愉悦地沉浸于这座城市的质地、光、影与惬意中。那一刻，我看懂了与我擦肩而过的路人、拐角处品鸡尾酒的欧洲人脸上流淌的喜悦之情。我看到了我呆立于街角的小小的身影，正像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久久伫立，心里沉沉的。

如今我要發声，如今我有一个梦想。某些口口声声要弘扬中华文化而为混凝土大楼加上中式斜顶的人，就应该去安徽的农村看一看。穿过丑陋单调的灰白水泥平房，你也许还能找到几进幸免于拆毁夷平之难的百年徽派建筑。那斑驳石墙正中的一道小小的石门，那天井四周雕工精湛的高梁细柱，那质朴的屋瓦勾勒出的四方的蓝天，以及淅淅沥沥的雨中古老木材的气息、光影与氛围，会让人明白什么是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地、道与落叶归根、无尽长江、秦时明月汉宫秋。美感的触发依赖于人的细腻情感，这也许恰恰是工业社会所缺乏的。急功近利、自以为能征服自然，也许是一种病态心理。这来源于对自然或人世美好细节的漠视与麻木不仁，来源于童心褪去后注意力集中于自我的尘俗野心与视而不见。然而，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正发生在我们身边。街坊邻里的笑谈不再，宽阔的水泥路将幢幢方方正正的高楼分隔成方块，遥见几个路人却行色匆匆，与你毫不相关，视若不见，擦肩而过便是一生的相别;野草野花不再，只剩一排排园艺化的香樟与单调的方形红绿灌木或不停更换的时令花卉;湿地白鹭不再，尽将湖岸用巨石垒起，铺上单调的草坪，洒上灭绝昆虫的药剂。每当我坐车从郊区驶向城区，便总是眺见地平线上尽是一架架吊车正侵蚀着中华的土地，耸立起与大地割裂的商品盒子。

康德说过，美是一种多样性的和谐，崇高却不自然的事物就是怪诞。我以为硕大的高楼正是怪诞。罗素说过，单调的事物使人厌烦。我以为单一的所谓绿化与光滑无质感的石灰水泥墙使人厌烦。而厌烦的反面是兴奋、刺激，而不是优美与细腻的情感——这恰又助长了许多城市人麻木地追求刺激或过度工作成为工作狂而最终远离了现实的美好。如今，多灾多难的2020年，大自然正用病毒、山火、洪水、地震、极地升温等极端现象来惩处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然而，白衣天使不仅要医治病魔的受害者，更要医治逐渐在整个社会充斥的竞争之风、自大之行、盲目追求、急功近利、重物质而轻精神等一切所归属的脱轨了的生活哲学。我们虽然只是时间长河中一闪而过的微尘，却有创作、享受美的权利，何必非得受世俗观念的框定来赋予生命价值与意义？今天，我有一个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国成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能生活在弥漫着温馨、愉悦、美与自然的城市环境中，与不相识的人微笑招手，与所爱的人漫步于美丽的城市，与街坊邻居开怀畅谈，在美中感受时间，在时间中感受生而为人的美好——那么慢，那么美。

（指导教师：刘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