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炎 白 刚

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基于追求增殖或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力图在无限度、无休止的运动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价值增殖的内在必然性。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资本逻辑”本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资本关系在我国得以确立并不断膨胀，资本固有的逻辑以一种强劲的姿态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总体性扩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运用资本力量、遵循资本逻辑的成功。同时，我们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重矛盾与现实挑战。

当然，毕竟中国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国道路也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形成了一套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具体是指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系统的、科学的、开放的理论形态和行动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中那些解决人类发展问题，乃至全球治理中具有共性的经验。

“中国方案”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些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点，在这种条件下，资本逻辑在中国必然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本”逻辑居于统治地位，但中国必须通过对资本逻辑实行制度约束、法律约束、价值约束和道德约束来驾驭“资本逻辑”，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何运用好资本的作用与驾驭资本逻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通过对资本逻辑进行社会主义伦理规约从而驾驭资本逻辑。

一 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约的必要性

“规约”是指通过协商形成的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或规定，对行动者的行动过程形成一定的限制和约束。而伦理规约是对行为主体以及行为过程的一种引导和规范，这种引导和规范是以实现行为过程符合伦理道德要求为目标的。

资本逻辑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利用资本逻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优越性来发展生产力和创造价值。但资本逻辑的弊端也很突出，除了奴役劳动者、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恶性竞争和经济危机外，资本逻辑还导致过度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从而破坏生态环境。为了避免资本逻辑的消极面，我们要致力于利用资本和管控资本的协同，而不能让资本横行无忌。克服资本逻辑对人的思想及行为的负面影响需要通过多种路径，其中必要的伦理约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条件之一，伦理约束机制的建设不能缓行。

(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

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存在着“人学的空场”。阿尔都塞就认为：“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1)[法]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排斥伦理问题。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人是什么”，揭示现实人的活动规律的理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最终的社会理想。唯物史观以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发展为内核，它具体指明了人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和科学道路，因而是彻底的人本主义。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自身就包含着伦理维度。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超越了伦理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在善恶标准方面的分歧，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深刻地揭示了道德的根源、本质以及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揭示了善恶标准的基本规定性，为判断善恶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作为现代社会的历史批判理论，其核心构件是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终其一生致力于资本逻辑批判，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研究无非是为了寻求人的解放，使社会进入这样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资本逻辑批判有着深刻的伦理意蕴。通过资本逻辑批判，从而充分表达出无产阶级争取从资本关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理想的伦理价值诉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在马克思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及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仅初步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观点，而且也首次集中地论述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运用异化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突出表现形式：劳动者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和其类本质的异化、人和人的异化，劳动活动及其产物成了与劳动者互为异己、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以及由这种劳动体系所带来的全社会的非人化和反人道的性质。马克思就是通过批判劳动异化现象，体现对人的道德关怀，并从人道的终极关怀出发，阐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因而具有极大的伦理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经济范畴，更是经济关系范畴。资本占有劳动力以后，就能够占有劳动力创造的比劳动力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7—878页。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地追求价值增值，而不顾一切人性和道德的限制，这决定了资本是反人性。“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样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资产阶级甚至为了资本的增殖不惜犯罪，为了资本的扩张不惜发动战争。资本本性和社会发展目的、人性价值追求的脱节，导致物质发展的欣欣向荣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批判中蕴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道德批判精神，铸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394页。“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涵义除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之外，还有另一层。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的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他肯定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利用资本进行的消极扬弃，肯定“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利用资本进行的积极扬弃。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逻辑对主体本质外化的严重捆缚，揭示现代社会进步与毁灭共存的制度机理，构成现代性内涵的规约原则与基础。我们务必要将导致当今世界付出沉重道德代价的根源放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境遇中考察，在新常态情势下规约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和效用逻辑，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目的。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认为，唯物史观对事物的理解和对事物的态度内联着三个方面的视角：回到事情本身，回归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唯物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回到事情本身”的宣言。当代中国现实的状况正是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和生活世界不断萎缩的现实矛盾状况，因此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约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祈向。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逻辑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本性改变着中国落后的面貌，同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在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也已经抬头，资本力量侵蚀人类的道德底线，造成人性的扭曲、人文精神丧失。人们普遍变得浮躁和功利，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诸多问题，如理想信念淡化、价值观扭曲、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消极腐败现象滋生等等。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资本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显现为“可感觉”的商品，即“物化”。资本逻辑导致了普遍的物化，拜物教是资本逻辑及其异化的必然产物。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和丑恶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

当然我们不能将社会问题的一切归咎于资本逻辑。更何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资本的逻辑和私有资本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发挥作用，这就有别于西方冰冷的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依然是当代中国市场失范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避免贫富悬殊，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社会公平。我们要理性对待和强力规约资本和权力的恣意妄为，以捍卫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利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化解和避免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缺陷和问题，规避资本逻辑的弊端，要使资本逻辑在中国的存在不仅合乎宪法与法律，更要合乎道德伦理，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展，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创造条件，逐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二 资本逻辑的伦理规约何以可能

探讨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约的可能性，就要分析资本逻辑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驾驭资本逻辑。

(一)“资本”中的伦理因子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是表面平等关系掩盖下的有史以来剥削程度最高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这就涉及到伦理问题。首先，“剥削”呈现出深刻的伦理意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伦理指向恰恰是工人在自愿、平等交换面纱下被迫地、不平等地出卖劳动力，因而这种交换是不公正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某一短期的具体时空中，资本之间矛盾的激化可能使工人与整体资本的利益暂时趋于一致。所以，资本家也会意识到他人的、整体的存在与利益。这就有了伦理调控的空间。其次，风险很大的市场经济时代，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经济行为必然成功，相反一夜之间一败涂地倒是极有可能。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资本家在不同程度上也愿意接受社会伦理的规约，这样就能限制和引导资本的合理运作，从而真正促进社会的合理化发展。最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环境的有效利用，而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人和人的关系是否协调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协调，因此，改造自然也涉及到道德伦理问题。

(二)资本的两面性

一方面，资本具有野蛮性。资本是一种在运动中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最“肮脏的东西，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是“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的”(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它是排除道德的“经济人假设”逻辑，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性，在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凝聚着许多不道德印迹。资本以物的形式颠倒了人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导致了劳动本身的异化，从而最终导致了对所有人的物化和异化，导致了对人在实践中所确立的价值主体性的消解、人的尊严丧失、道德失范。另外，资产阶级在用血腥暴力获取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道德代价，发生了“羊吃人”和殖民扩张等野蛮的事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逐渐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其统治地位。漠视道德的资本扩张带来永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包括资本家之间、阶层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等等。

另一方面，资本具有文明性。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文明面的概括是：“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927—928页。这“三个有利于”充分说明资本的文明性，而且是一种道德的价值取向。首先，从作为生产力范畴的资本来研究，其总体上是“向善”的。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的状况，而人的发展应当及时牵动道德的发展，具有深刻的道德意蕴。所以，生产力发展是向“善”前行的必要条件。资本既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那它显然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意蕴。其次，从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来研究，资本也有“进步”作用。随着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转到了对交换价值这个“物”的依赖，从而具有了独立性和独立人格。这就是马克思所指“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这是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内在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罗马法，本是商品经济的一项道德规则。商品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独立人格、平等权利、自由意志等精神。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进取意识，加上贫穷状态的突破，往往促使他们向政治体系提出大量的要求。资本主义借助于对海外市场的开拓、日益扩展的商品流通而不断克服自然发生的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形成了能够为社会联系的普遍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商品经济形式。恩格斯说：“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6页。再次，从作为历史范畴的资本来研究，资本具有巨大的“革命”作用。资本内在矛盾的核心在于，资本的“积极本质”与“消极的片面性”之间，即资本追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资本自身的局限性、狭隘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资本内在矛盾的发展本身是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深刻的动因。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这决定了其必然会孕育出新的发展形式以代替资本主义形式，这就是共产主义。而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普遍化及其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现实前提。

(三)中国道德环境对资本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如何对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如何“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造，也是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逻辑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看到，无限追求价值的资本逻辑造就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也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比如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由于群体利益受损、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不同制度下资本逻辑的异质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制约和限制。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资本逻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资本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要区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前者的最后归宿是财富，而后者的起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资本逻辑，而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完全可能合理地利用它。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弥补资本逻辑带来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不公正，努力创造条件从“形式上的公平”向“事实上的公平”转化，从而制约、驾驭和驯服资本增殖的逻辑，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让资本为民生服务。

三 资本逻辑伦理规约的“中国方案”如何实现

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调控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精神改造资本

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全新的事业，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马恩列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论述，现实生活中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答案。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市场经济的考验，如何应对？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精神、责任义务意识与规则意识，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约。

人的本质是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也不断地在改变社会生产的结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着重发挥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主体地位，将人民作为生产发展的目的和动力，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人民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经济发展和人民发展相互促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市场运行机制，真正实现用公共精神指导我们的经济行为和改革实践，以此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构建超越工具理性的健康的市场经济伦理，引导资本逻辑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手段来建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目标和社会政策，更好更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使物质生产丰富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最终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满足资本家的利益，人不得不被贬为手段，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被颠倒，失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其次，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切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主张体现到由分配环节扩展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真正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共同富裕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人民性、公平性和真实性，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目标和基准。只有在坚持共享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再次，构建公有资本逻辑，不断控制并逐步消除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资本自我增值的本性，使其力求突破和超越一切界限、关系和形式，从而导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导致了普遍的物化。而商品拜物教，则是对这一物化现象的主观误认。在现代社会中，商品拜物教扭曲了伦理道德，导致了情感的荒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之上，公有资本比重明显高出其它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公有资本的逻辑和私有资本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发挥作用。公有资本逻辑使劳动者成为资本的主人，实现资本运行和社会公益的一致。现实中“公有资本逻辑”的确立有利于国家政权用社会主义制度利用、限制和引导“资本”，驾驭“资本逻辑”，使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模式、标准、样式和方向的规范性建构，释放资本的历史作用，逐步超越资本本身，使资本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广泛共享成为现实。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引导资本逻辑的运行

资本逻辑与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资本终究由人掌握、使用和管理，因此，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善恶评价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判断和行动，必然对资本的形成、使用及增殖的实现产生影响。”(11)王露璐：《道德与资本的冲突与整合》，《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第113页。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培育什么样的公民”作了深入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对于驾驭资本逻辑、辨析和抵制西方外来资本附魅的文化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12)桑明旭：《资本逻辑、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求索》2017年第3期，第40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富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新价值观和新道德，把资本逻辑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边界之内，以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趋利性等弱点，赋予资本以社会主义道德的属性，彰显资本的文明性。反过来，只有对国家发展中资本逻辑的价值导向进行驯服和驾驭才能更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增强全民信用观念，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增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的认同，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彰显社会主义价值观导向，正确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消除现代商品社会带来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其次，正确处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社会成员心中，实现社会价值要求和个人价值认同的统一，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再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建立规制资本逻辑的道德规范机制。道德规范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保障。通过健全道德规范机制，引导公众道德选择，促进公民的思想意识发展，提高个体的思想道德境界，同时让奉献者有奖励，让违规者受惩处。

(三)通过伦理制度化构建约束资本逻辑的外在机制达到伦理规约的目的

制度的不健全是导致市场经济社会出现道德困境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伦理制度化，建立具有伦理性质的行业制度，在制度的强制性下有效化解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矛盾的两难道德困境，从而对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形成有效的伦理约束，并使剩余价值回归社会和人本身。

伦理制度化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准则上升为制度的过程，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永不满足，但资本增殖产生不道德性是或然的，因为获利方式可以是道德性的，不必然产生危害。社会可以对其自私谋利行为进行制度的限制，使其不能随心所欲地不择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从制度方面解决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例如：对于市场主体，应该保护企业的产权；应该有一个规范化、法律化的市场运行环境，规范市场主体在进入市场后的行为，维护公开、公平、合法的市场竞争秩序，打击非正当竞争手段；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制度化，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自身职能等等。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或者说把一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市场制度和市场秩序，使资本的增殖方式道德化，实现资本的道德化，使资本逻辑的消极作用得到抑制，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的现实生存危机，而资产阶级对其危机束手无策。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而且，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原则框架内贯彻资本原则，对资本逻辑进行社会主义伦理约束，将资本逻辑纳入科学发展的理性轨道之中。立足于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中获得了伸张的空间，体现了当代中国对资本逻辑的自觉反思与限定，彰显出从新的危机和矛盾出发的中国方案的价值与意义，捍卫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约是为了达到让资本逻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让资本回归真正属人的世界，为最终超越资本逻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