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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问政”看孔子的德治思想

2020-01-06史庆春

关键词:为政者问政论语

史庆春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论语》记录和阐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一直被后人视为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著作。其思想内容丰富、深刻、精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等诸多领域。“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民无信不立”等政治伦理思想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十三经注疏》所载,《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则),书中含有明显“问政”语录的内容虽仅占九处,但彰显了孔子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从总体来看,“问政”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君”,另一类则是“臣”,包括权臣及已入仕或将入仕的孔门弟子。他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对于不同的主体,孔子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蕴含“为政以德”“为政之德”等丰富的、多维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治国理政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问政”内容体现出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政治失序,社会紊乱,人们关注时局变化,更是引起包括儒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的关注与思考,在理论上探求能使社会有序的各种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问政”所体现出来的政治伦理思想在《论语》中具有“点睛”作用,在其丰富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这种具有代际同一性[1](P39)的思想体系对于我们今天治国理政、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为政以德”的君道

《论语》所载“君主”“问政”的语录共有两处,分别是孔子回答“齐景公”和“叶公”的问政内容。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回答“君主”的问政时从宏观角度强调为政者的德性,突出了君主的德性在治理国家中的引领作用,要“君主”以德为政。

孔子尊奉周礼,这是其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始点。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熹在注中对此评价曰:“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对孔子主张的君、臣、父、子应遵循的“礼”给予“人道”与“政道”的双重肯定。为深入理解孔子回答齐景公的问政,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注云:“当此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对也。”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注云:“是时景公失政,而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间,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以此看来,彼时的齐国强臣把持朝政,君臣不得其属,景公未能及时、妥善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使得父子不得其道,朝纲混乱。在孔子看来,景公失政的原因在于“君不君”“父不父”,违周礼而入歧途,恰如南怀瑾先生所言:“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2](P547)从孔子回答景公的问政内容可以看出,针对景公的问政,孔子认为君主的为政之要首先在于自身具有较高的德性修养,也就是为君要有君道,为父要有父道。在古人看来,评价一国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看君主是否具有贤德,也就是国家治世与否取决于君主的德性修养。

孔子在回答叶公问政时强调要“近者说(悦),远者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使“近者”悦、如何能让“远者”来以及“近者说(悦)”与“远者来”有什么必然联系。朱熹对此有注云:“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远者来也。”也就是为政者要广施恩泽,普惠百姓,那么百姓自然愿意生活于此,支持为政者施政。周围的百姓听闻这个国家政通人和自然愿意前往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近者悦”是“远者来”的前提,只有为政以德,获得百姓的广泛支持,国家才能欣欣向荣,才能吸引人们投靠这个国家,进一步壮大国家的实力,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过程。可见孔子描绘的“近悦远来”的国家治理图景之前提是君主要实行德治,而君主的德性也成为这个国家走向良性循环的关键起始要素。

我们从孔子对齐景公和叶公问政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为政以德”是“君道”的核心。换言之,孔子对君主为政提出要用德性来引导政治。从传统政治伦理角度看,自西周始,先哲们就将君主的德性作为衡量这个国家好坏的重要标准,认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君主,才能治理好国家;相反,君主无德或德性浅薄,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政风不正、民风凋敝,是国家衰弱乃至灭亡的重要因素。

二、 “风行草偃”的“为政”之道

在《论语》“问政”语录中涉及一个特殊的人物——季康子。何晏在《论语注疏》中引郑玄注云:“季康子,鲁上卿诸臣之帅也。”可见,季康子为当时鲁国权臣,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虽无君主之名却行君主之事的政治人物,他的问政自然具有其特殊性。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用“德风德草”之喻回答了季康子的提问,核心思想是为政者的言行举止是百姓效仿的对象,其行为示范在治国理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孔子的回答,朱子有注云:“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对于为政者来说,他们的言行操守是百姓效仿的对象,为什么要用杀戮的方式来治理呢?如果为政者向善,百姓自然就是善的。我们从这则对话中也能感受到德治与刑治的区别,孔子主张以德为政,以德化民,反对以残暴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即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主张德治,而德治的前提是为政者要有德性,要“善”。

在另一则与季康子对话中,孔子更为明确地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朱子引范氏注云:“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鲁自中叶,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据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所谓“为政”,即为管理、治理国家以及处理政事之意。何为“政”?孔子的理解是:“所谓政,就是端正。为政者做事公正,品行端正,谁还敢不端正呢?”朱子引范氏注云“没有听说过为政者不端正而能够让百姓端正的”,进而引用范氏的理解指出孔子诠释“政”的寓意的时代背景,即自从鲁国中叶开始,政务由大夫把持,家臣也开始效仿大夫的做法,各自把持一方势力不听从中央指令,这种有失礼仪的做法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孔子借此提醒季康子,要尊“礼”,克制自己的私欲,改变各自为政不尊“礼”而行的局面。可惜的是季康子因为自己的私欲不能按照孔子的建议去做。这里的“正”在当时的背景下指的就是为政者要遵照周礼,各尽其分,不逾矩,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经后儒解读,“政者,正也”的含义愈发丰富,如平正、公正、中正、法度等。笔者以为,从孔子阐述“政”之含义的时代背景看,中正、公正应是其最为主要的意思表达,且应用价值最为直接,亦最为广泛。

关于此话题,皇侃在其所著《论语义疏》中曰:“云孔子对曰:‘政者正也’者,解字训以答之也。言所以谓治官为政者,政训中正之正也。云‘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所以训正之义也。言民之从上,如影随身表,若君上自率己身为正之事,则民下谁敢不正者耶。”按照皇侃对“政者正也”的理解,“正”即是要求“为政者”要秉持“中正”的态度立身处世,公正地处理政务,那么,百姓就会跟随、效仿,不做“不正”的事情,这应该是以“正”训“政”的意义所在,其实质就是要“为政者”修身立德,做好百姓的表率,固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政者正也”所要表达的首要含义是中正,即为政者修身立德是其“为政”能“正”的前提,其核心是正己方能正人。正所谓“一身正而后一家正,一家正而九族之丧祭冠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吉凶军宾嘉官守言责亦正,而万民亦无不正矣”[3](P996)。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政者正也”可窥儒家历来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内圣外王”的思想根源。

“政者正也”内蕴着儒家政德思想的精髓,修身方能正己,正己方能正人的“中正”之道在儒家的为政思想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风行草偃”的政德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为政思想,在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们现在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要率先垂范,提升个人修养,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三、良臣“为政”的应然德性

1.“信”字当先

在回答子贡问政时,孔子突出强调一个“信”字,认为“民无信不立”。朱熹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注云:“言仓禀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在朱熹看来,粮足可以壮大兵力,在此基础上教化也可得以顺利开展,增强百姓对为政者的信任,不叛离。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说经济富足却失信于民,那么就不会有强大忠诚的武装力量了。百姓没有食物必然会饿死,但是死亡对于生命来说是自然现象,诚信则不同,如果没有了诚信,即使生命存在,也是无法在社会立足的。对于为政者来说,取信于民是其得以为政的根本。从人情而言,给予百姓足够的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则是得到其拥护和信任的前提,如《管子》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社会道德角度来看,诚信是社会人本应固有的品质,对于当政者来说,有责任领导民众坚守固有的道德。诚信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政者如果失信于民,必然造成民心涣散,失去凝聚力的政权也必然不会长久。对于治理国家,孔子认为当政者应“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五个要素与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内容遥相呼应:为政者“节用”则“足食”,“爱人”“使民以时”则“足兵”,“敬事而信”则民“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问政》)。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孔子主张的五个要素虽然简练,但内涵丰富,如果为政者能够做好上述五个方面便可达“理想之治”,故朱熹引程子言注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信”这种道德品质却是可以世代延续的,当政者有“信”于民是政权得以延续、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为政者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诚信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新政权的建立,还是固有政权的稳固与发展,民众对政权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而民众对政权是否支持、支持程度的大小则取决于为政者是否取信于民以及是否为民谋利。所以说,“信”无论对于古代封建政权,还是现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为政之基、立国之本。

2.以“勤”为政

在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勤政既是臣下基本的政德操守,也是臣下应有的政治担当。在回答子张问政时,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即“任职不要懈怠,忠于职守”。在回答子路问政时强调:“先之劳之。”且进一步补充道:“无倦。”可见,孔子对于弟子“入仕”的基本建议是要勤政,认为这是“为政”的基本条件。勤政的前提条件在于“爱民”,愿意为民付出。针对子张问政,朱子引程子注云:“子张少仁。无诚心爱民,则必倦而不尽心,故告之以此。”可见,“无倦”是做好政事的基础,“以忠”方能保证从政为民,受到万民爱戴,“先之劳之”的前提要素则是“仁”,只有做到“爱人”方能“尽心”,对于臣子来说,“无倦”即“勤”与“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忠”要靠“无倦”即“勤”去落实,徒有“忠”而无“勤”则忠势必弱。所以,尽管孔子回答子张问政只简单提到“无倦”“以忠”“先之劳之”等词语,但其表达的思想耐人寻味,最为重要的是隐藏在“无倦”“以忠”“先之劳之”背后的为政因素,即“仁”。只有为政者成为有“仁”之人,方能“无倦”“以忠”地为政,只有“无倦”“以忠”地为政,方能使民“近者说(悦),远者来”。对于具体行政来说,为政者的“无倦”即“勤”,既是有效行政的关键因素,也是取信于民获得百姓支持的重要规范,还是“为政”的重要条件。

3.“贤才”是举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贞观之治”,也验证了孔子“贤才”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在回答仲弓问政时,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连续的政治组织方法:依据需要设置相关职位,责成各级官员任事,分清权责,尽量避免“言出法随”的现象。对于下属,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要勇于提拔有德性、有能力的人。仲公追问道:“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对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对于仲公的追问,孔子建议他提拔自己了解的贤才,将他放到适合的位置上去。这里的举“贤才”既包括“才德有余而位不足称者”应该“举而进之上位”,也包括“才德不称其职”者,应“别举有才德者充之”。这里蕴含非常重要的“德才配位”政治思想,也只有做到“德才配位”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达到聚才治世的理想效果。

朱熹对此注云:“宰兼众职,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通过举贤任能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就可以达到理想的行政效果,但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譬如,制定好相应的办事规则,确定好各职位的合适人选等,这是作为领导者应该做好的事情。在为政的诸多因素中,“举贤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只有对贤才“举而用之”才会出现“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4](P151)的理想效果。可见,孔子在回答仲弓的问政中比较系统完整地回答了主事官员“为政”的整个流程,其中突出强调的是“举贤才”,认为它是“为政”的核心,只有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方能使政治达到“益修”的理想状态。唯才是举也是“公”的具体体现,是“为政者”能“正”的一个重要素质。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公正”“公平”地选贤任能,促使“群臣”各尽其职、各守其分,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确保社会的有序与和谐,最终达到治世的效果。

4. 勿“近小”

孔子在回答子夏的问政时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对于地方官来说,视野要开阔,目光要长远,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对此,朱熹作注云:“欲事之速成,则急遽无序,而反不达。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作为为政一方的长官,视野要宽,格局要广,对于所制定的行政、建设等制度要顾全后果,要有造福一方、流芳百世的精神,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就会“急遽无序,而反不达”,更不能为眼前的小利所迷惑,否则容易造成“所失者大”的结果。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只有循序渐进,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才能“世而后仁”[2](P585);对于为政一方的官员来说,为政要以国家的总体发展规律为依托,要有长远规划,稳步前进,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很难收到理想效果,于国于民不利!

四、“问政”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论语》中所提及的九处“问政”内容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治国思想和为政理念,是对我国古代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并日渐成熟的政治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发挥。展现的“信”“勤”“礼”“德”“正”等德目内蕴着其“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核心理念,勾勒出“政”“刑”“德”“礼”相互交织的社会治理体系整体框架,是一个多维的政治伦理思想的表达。在当时等级分明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其出发点在于维护“为政者”即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所表达的治国思想和为政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整合社会治理体系、优化社会治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1.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道德思想,体现出底蕴深厚的人文精神,如同岁月的精华拂煦着中华大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日新月异的社会来说,经受得住历史考验,不受代际所限,具有恒久魅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们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更显生机、更具魅力。在新时代,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更要重新审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继承历史上优秀的思想资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更新、更强的发展引擎。

2.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思想资源

“问政”所体现出来的“政”“德”“刑”“礼”的多维治国理念,可为我们今天构建更为合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其中提到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思想对我们构筑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上,思想家们曾经激烈争论过“德治”与“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辩证关系问题,从实践角度来看,“德”和“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是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要素,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要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根据不同领域、不同事项、不同情况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功用,以期产生标本兼治、内外兼修的效果,进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民族,“礼”作为一种规范,在古代社会治理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与“法”“德”共同组成了多维立体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孔子的为政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在《论语》“问政”部分所展现的“政德”思想中“魂”一般的存在。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体现的家国思想内蕴着“礼”的作用,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都需要“礼”来维系其内在的和谐。正如王岐山同志于2014年10月25日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不可能仅仅靠法律来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可见,在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以“孝”为主体的优秀传统礼仪文化有其现实需要和必然性。

由此可见,《论语》“问政”中体现的“德政礼治”“德主刑辅”等“政德”思想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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