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波（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暹罗即今泰国的旧称，在古今海上丝绸之路中都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中暹（泰）之间的文化经贸合作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曾三次到达暹罗。自古以来，华侨下南洋谋生，暹罗就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随着19 世纪暹罗经济的蓬勃发展，华人移民的步伐迅速加快，“到了下半叶时，一种有组织的预付船票应运而生，导致大批劳工移民的涌入，到了19 世纪末，暹罗华人已遍布各地。”[1]

在下南洋的历史长河中，华侨华人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譬如侨批档案在2013 年就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这些相对正面的文化遗产比较，本文要探讨的是19 世纪暹罗各地区赌场针对华侨劳工制造并流通的陶瓷代币，可以从另一视角反映出底层华侨的心酸历程。

一 陶瓷代币的认识及误区

“卖猪仔”是广东方言，其中一种意思指的是清末民初时期，被迫或被诱骗出洋做苦力的华侨劳工。这些华工由于在国内生活贫苦，为了谋生只能以契约欠债的形式前往海外务工（即开篇提到的“一种有组织的预付船票”）。“猪仔钱”则是体现在契约华工身上的一种货币媒介，是一种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一般来说，“猪仔钱”是指南洋地区农场主、庄园主或矿场主等私下制造并内部流通的代用币，用来支付给契约华工抵扣工资。在矿藏丰富的南洋地区，这种代用币一般与通用货币一样采用金属铸制而成，但带有私人名号，只能在雇主开办的商店购买口粮和日用品。这样一来，雇主既能从中获利，又能防止劳工逃跑。因此“猪仔钱”的作用归纳为：雇主能够在节约运营成本的同时，又强化了对契约华工的控制和束缚。

在南洋货币的研究中，南洋地区的钱币学者会将“猪仔钱”研究贯入政治、经济、文化相关的制度研究中，例如港主制度的研究、南洋地区博物馆的藏品研究，都会涉及一二，并以“代用币”“公司钱”等描述“猪仔钱”的实质。反观国内，对南洋货币的研究，大多侧重于简要介绍，且因理论依据不多，一般属于科普性质，更有甚者，混淆概念、以偏概全。“猪仔钱”和“陶瓷代币”的误区就是本节要讨论的案例。

笔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三大中文数据库，尚无发现有以“陶瓷代币”为主题或关键词的相关研究文章。通过检索“猪仔钱”则仅仅收录三篇相关文章，其中国内作者两篇，国外作者一篇。国内作者白芳《猪仔钱—华工血泪史的见证》一文介绍了广东省博物馆馆藏五枚来自菲律宾的陶瓷“猪仔钱”，简要介绍了其质地、形制、图案、文字等，并提出“这种瓷质的‘猪仔钱’是种植园内流通的代用货币，它通用在该种植园内的一切交易中。不同厂矿流通不同质地的‘猪仔钱’，如种植园用瓷钱，锡矿用锡片，糖厂用银纸，它们都起到代替货币的作用。”[2]从文章配图上看，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另一位国内作者妙子《猪仔专用钱》一文提到了“猪仔”是港主制度的产物，他们使用的流通货币即叫“猪仔钱”，是以大小不等、图案各异的陶制或玻璃制成的“钱币”，并专门提到华侨会使用一种“形状分成圆形、六角形、蝴蝶形或鱼形，好像女孩子平日化妆用的小装饰品。原先它可能是用在赌桌上押宝的筹码，慢慢地扩大使用范围，成为日常生活或进行买卖的一种保值的流通货币。”[3]很显然，在为数不多的国内作者相关文章中，完全混淆或是模糊了“猪仔钱”和陶瓷代币的内涵。国外作者如马来西亚的刘嘉斌《南洋“猪仔钱”：“广福公司”的代用币》一文中“对‘猪仔钱’的说明’”一节则直接提到：“过去许多收藏者都曾在新马泰等地区收集到很多用瓷泥烧造而成的瓷钱，或有方形、圆形、八面形、蝴蝶形及其他各种形状。其正面有汉字，写某某公司等名称；背面有名、钱、方、五十文、一百文等字样。以往，大家都把它们当作“猪仔钱”来收藏，直到泰国的Siamese Coins and Tokens一书出版之后，大家才了解，其实这是早期泰国华侨赌馆里赌博用的筹码，这些瓷钱有很多也在新马一带的赌馆中流通过。”[4]此外，新加坡的郭成发《南洋“猪仔”及“猪仔钱”》一文介绍了自己收藏的三种“猪仔钱”，分别考证了它们出自于今天之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园丘公司，指出“猪仔钱”是一种形状各异的代用币，但主要铸造材料为锡、铅、青铜、红铜及镍，也对将陶瓷代币误作“猪仔钱”的观点进行了否定[5]（图1）。

图1 锡制“猪仔钱”[6]

举例、对比这几篇文章重在说明“猪仔钱”和陶瓷代币之间的误区。在外国作者的论著中，“猪仔钱”的英文也使用了“Token”一词，英文维基百科的解释是：“一种小的、平的、圆形的金属片或塑料片，有时可以用来代替钱。”[7]很明显，“Token”的概念狭隘了“猪仔钱”的真实性质，因此容易导致其与陶瓷代币的误解。在国内的文博行业中，依然对此混淆不清。据笔者观察，广东省博物馆展示的“猪仔钱”，即为圆形、宝瓶形、蝴蝶形等形制的陶瓷代币，其样本来源宣称为新加坡，展品描述为：“猪仔钱是种植园主、矿场主支付契约华工工薪的代用币。只能在雇主的种植园或矿山企业中流通，以此强迫华工在公司的店铺消费。”从描述上来说没有问题，但是相应的展品就值得商榷了。另一家广东华侨博物馆展出的“猪仔钱”与广东省博物馆一样，均为瓷质，印有蝴蝶、蜘蛛、小鸟等图案，或公司、店铺名号，展品描述也近乎雷同。另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据新闻报道，一位卖家在古玩市场出售瓷质动物型“猪仔钱”，且要价不菲。“由于围观人员都不知道所售为何物，均不屑一顾。”[8]报道的文章标题则采用了“猪仔钱”，这正是当下世人对“猪仔钱”大体认知的真实写照：文博专家概念意义混淆不清，常逛古玩市场的人不晓何物，那么一般的群众就更难以琢磨了。由此真正的“猪仔钱”、陶瓷代币以及它们衍生出去的历史，不但存在错误认识，更难以为世人所知。

陶瓷代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泛义“猪仔钱”的一种，但“猪仔钱”绝不是陶瓷代币，不能够划等号。追溯陶瓷代币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其和“猪仔钱”的准货币形态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 陶瓷代币折射的华侨形象

在明确“猪仔钱”不是陶瓷代币这个思路后，还需要明确：首先，“Token”即代币在南洋很多地区都私铸和流通过，包括今天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地，而陶瓷质地的代币则是以今天泰国源出为主，专业英文为“Siamese Porcelain Token”（暹罗陶瓷代币），是19 世纪暹罗各地赌场发行的陶瓷（玻璃）材质筹码或代币。因此，国内外常见的各式各样的陶瓷代币，产出地多为暹罗，而上文声称来自菲律宾、新加坡的，理论上是经过辗转倒手的，并非起源地。其次，国内市场上售卖的及博物馆中收藏的陶瓷代币，并不一定都是真品，可谓是真赝并存，据悉在20 世纪90 年代市场上就开始有大量伪品出现。第三，外国钱币学者早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就开始对暹罗陶瓷代币进行归纳汇总式的研究关注，代表作有英国人拉姆斯登的《暹罗陶瓷及其他代币》[9]等，但总归来说，研究手段、方法大多雷同，即侧重于社会科学中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法，忽视个体与整体、事实与价值的研究法，出版的图书大多为科普性，缺乏学术性和创新性，因此导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研究空白，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更是显得苍白。但近来，钱币学者李骏（Sinial）对暹罗陶瓷代币的研究辟出蹊径[10]。本节透过陶瓷代币的鉴赏和分析，尝试再现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华侨劳工形象。

1.陶瓷代币反映了华侨劳工备受压迫的生活

19 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国内的贫苦劳力为生活所迫而签订契约出洋务工形成了一股高潮。当时的中国劳力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南洋的“猪仔”华工、拉丁美洲的契约苦力、美国的“赊单”苦力。此外，还有转经多处前往澳洲（新金山）、非洲等地的。实际上他们虽然去向目的地不尽相同，但都以卖身契约的形式，需经过长年累月的债奴劳动才会获取最终的自由。

与南洋其他地区一致，在19 世纪的暹罗，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侨劳工，主要在矿场和种植园劳作。由于他们签订了卖身契约，因此根本没有平等、合法的人权，更谈不上获得良好的待遇。雇主往往对待他们如同奴隶一般，强迫他们进行高强度的劳作，尽最大的可能进行压榨、剥削。容闳提到“表面上虽订年限，实则此限永无满期。盖每届年限将满时，主人必强迫其重新签约，直欲令华工终身为其奴隶而后已。”[11]而经济上的压迫则是众多压迫中的冰山一角，源出于赌场的陶瓷代币就是一个证物。一方面，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现代雇佣劳动形式的逐步建立，雇主要以隐蔽的契约形式和工资形态掩盖压迫本质。“实际上这是假象，它不是工资，不是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12]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劳工的出色表现，种植园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种植园主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华工[13]。因此，陶瓷代币作为一种可以操作利用的金融手段，广泛运用到华工身上进行名义上的笼络。在那个世界金融体系非常不发达的时期，暹罗国内的币制也是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由于市场上小额通货的不足，暹罗官方许可这些代币在发行者保证兑付的前提下可在市场上作为小额通货的补充进行流通。实际上，源出于赌场的陶瓷材质的货币媒介，发行者实在是没法保证兑付，也根本没想过要实现兑付，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让华工将手中的陶瓷代币花光。

陶瓷代币展现出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华工备受压迫、毫无地位。首先，陶瓷代币的制造具有随意性，设计、币值、名号、形制、色彩均可以自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发行也具有随意性，发行方（雇主、店家）如果发现陶瓷代币被伪造了，就会敲锣声明他们准备再发行新的代币，毫无法律管束。但是在当时，这些陶瓷代币却被华工视若珍宝，因为这是能够名义上体现他们“自由、平等”的媒介物之一。其次，陶瓷代币的材质为陶瓷或玻璃，众所周知这些是易碎物，和金属铸币的自然磨损，完全不是同一种概念，而假若没有保存完好或是不慎摔碎，发行方有权对代币的使用规则进行解释，假如不予接受的话，那华工也只能不了了之、自认倒霉。第三，陶瓷代币上的汉字特征，证实了使用者绝大部分是华人、华工。据考证，19 世纪晚期瓷钱基本来自中国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广东潮州枫溪镇等地瓷窑烧造，其特意选用中国产的高岭土来制造，以避免当地人伪造[14]。

2.陶瓷代币反映了华侨劳工的恶俗陋习

陶瓷代币不仅反映雇主从经济上的压迫，还有精神上的压迫。19 世纪时期马克·吐温就描述过华工：“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民是卓越的人民，他们高尚、勤劳、诚实、可靠、善良等等。”[15]而实际上，前往海外的华工，大多出身底层，缺乏文化素养，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也绝不会选择契约出洋这条道路，因此他们无论从身份地位上还是个人素质上，普遍是较低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并且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艰辛而无聊，加上没有明确的生活追求目标，缺乏自身约束力，因此极容易被蛊惑和诱惑。另外，雇主为了更好地控制和束缚华工，采用多种方式软化人心、消磨意志。他们开设各种赌馆、烟馆、酒馆及妓院，吸引华工消遣。在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华侨劳工大多沾染上赌博、鸦片、嫖娼等恶习，导致本来所剩无几的积蓄统统消耗殆尽，最后落下孑然一身孤死他乡的悲剧人生。

陶瓷代币是19 世纪暹罗各地区赌场率先发行的筹码或代币，其制成扁平的形状目的在于赌博过程中不容易滚动，以避免纠纷。因此，虽然陶瓷代币各式各样，但是底部基本是扁平的，能够安放于台面。陶瓷代币上面的中文，大多是发行公司的名号，也就是赌场的店名，起初只能够在本赌场内使用，后来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可以在各种赌馆、烟馆、酒馆及妓院消费，甚至远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赌场。而一些陶瓷代币上面写有泰文，则宣示这些代币是在暹罗当局的合法承认下，参照暹罗币制发行的。据估计，19 世纪的暹罗陶瓷代币各式类型有10000 种之多[16]，足见其需求旺盛，而发行者和使用者基本上为华人、华工，恶俗陋习的体现一目了然。

3.陶瓷代币反映了华侨劳工的美好向往

由于陶瓷代币的发行者和使用者基本上为华人、华工，因此在形制与文字上也充分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反映出华侨劳工们的美好向往。自古中国制钱，讲究天圆地方，对于美的运用主要是“对称美”，认为这样是崇尚自然、符合天意的。暹罗陶瓷代币制作发行的时候，大多也遵循这种原则。无论是圆形、方形、三角形、六角形、八角形等简单形状，还是蝴蝶形、宝瓶形、花形、叶形、书卷形等复杂造型，都体现了对称美的原则。在文字上，除了公司、店铺名号和币值外，多采用一些吉祥语言，诸如“兴”“盛”“聚”“财”“如意”“兴隆”“泰来”“顺财”“顺发”“利达三江”“万物皆自得”等，更有甚者将整句诗词印在上面，颇为文雅[17]。在雕刻或刻画的图案中，动物大多以麒麟、骏马、玉兔、乌龟、公鸡、鲤鱼、玉燕、蝴蝶等瑞兽和辟邪属性为主，植物大多为葫芦、花朵、蒲叶、莲蓬等美好寓意为主，此外还有佛像、铜钱等，都是表达美好向往的元素（图2）。

图2 暹罗陶瓷代币

三 结语

囿于笔者的学识，对暹罗陶瓷代币的研究尚存在诸多的疑惑，由于其和“猪仔钱”以及其他代币的界定有不明确之处，这也是相关研究的钱币学者容易混淆不清、不敢妄下论断的原因。同时期，南洋其他地区如今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有代币（Token），但以金属铸币为主，和港主制度、华人公司联系紧密，关联研究较多，因此成为南洋货币研究的热门。暹罗陶瓷代币源自于赌场，虽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一定的流通范围内充当过支付媒介，但由于其不科学性，并具有逆历史潮流的反向作用，最终随着20 世纪初期暹罗政府关闭赌场而逐渐淡出历史的视野，因而与之相关研究较少。此外，缅甸的赌场也有陶瓷代币，和暹罗陶瓷代币性质较为一致，但由于其位于内陆地区，影响力和关注度远远低于暹罗陶瓷代币，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郑淑丽：《中国文化软实力对泰国社会的影响》，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4 页。

[2]白芳：《猪仔钱——华工血泪史的见证》，《中国钱币》，2008 年第1 期。

[3]妙子：《猪仔专用钱》，《八桂侨史》，1991 年第2 期。

[4][马来西亚]刘嘉斌：《南洋“猪仔钱”：“广福公司”的代用币》，《东北亚地区历史货币与人民币跨境流通学术研讨会专集》，2008 年。

[5][新加坡]郭成发：《南洋“猪仔”及“猪仔钱”》，《亚洲钱币》，1999 年第2 期。

[6][新加坡]郭成发：《东南亚华人钱币的发现与研究》，《亚洲钱币》，2008 年第1 期。

[7]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ken

[8]海口网：“猪仔钱亮相海口收藏界 曾见证华工略卖血泪史”，http：//www.hkwb.net/news/content/2014-03/07/content_2151485.htm?node=115

[9]参 看H.A.Ramsden.Siamese Porcelain and Other Tokens.Jun Kobayagawa Co.Numismatic &Philatetic Publisher，Yokohama，Japan，1911.该书简要叙述了暹罗陶瓷代币的起源、引进、流通和禁止，按照形状和材质排序，罗列了345 枚暹罗以及缅甸陶瓷代币，并附有彩色插图，被认为是早期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

[10][17]李骏：《暹罗瓷币的诗词歌赋》，原文发表于“猫眼看币”网站2018 年4 月16 日。

[1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97 页。

[12]吴凤斌：《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29 页。

[13]叶波：《晚清东南亚契约华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43 页。

[14][16]叶真铭：《暹罗瓷钱中国制造》，《收藏快报》，2017 年9 月7 日。

[15][前苏联]包布洛娃·鲍群：《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华侨工人的形象》，《世界文学》，1961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