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毅（上海钱币学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肖怀远先生所著《西藏地方货币史》[1]书中收录有“乾隆宝藏”宝塔图臆造钱币一品，对其描述：“制作拙劣，搀铜几半”。此后不久，有学者即指出原重庆市博物馆馆藏中，亦有相同图文式样之铜元，但认为其为乾隆本朝所造而非臆造，甚至提出可能是西藏地区开造铜元品种之始，撰文发表有“乾隆‘宝藏’铜币考述”。至1995年、2014 年，尚有复编入著作出版者，可见此谬传之久矣。诚然，对于一些藏学专项研究者和收藏者来说，尚不难明辨其正身。而对于大部分初涉藏史或其他收藏者来说，依然似坠云雾不明就里。加之部分作者及学会刊物的声望影响，对于此品种一直存在一定的误解和侥幸臆想，从其出现过的几次公开拍卖成交结果，亦可见一斑。

因此，笔者结合藏币发展的历史渊源和钱币实物，以点带面详细分析论述其臆造本质：

一 藏币形成的历史脉络和临时铸币

西藏地区在清代乾隆朝之前并无自铸流通货币。在金属流通货币出现之前，和诸多地区一样，藏族先民也是从早期以物易物，较原始的农牧交换方式逐步发展而来，诸如贝壳、盐巴、酥油、青稞、核桃等物品，都曾按照一定比例和数量作为支付手段，并在漫长的岁月和严酷的环境下，因地制宜的逐步形成了鲜明而又厚重的高原文化。自唐朝以来，史料中有不少关于藏地使用金银的记载，但这些金块银锭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和不便，主要用于大额支付和少数人使用。

元朝统一后，中央拨给西藏地方的金银及其他物资逐渐增多，进而发展到以金银等贵金属为货币单位的贸易交换形式。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16 世纪以后，随着与周边国家贸易往来频繁，一些土邦王国（主要为今尼泊尔境内地区）所造的薄片银钱（图1），开始大量流入西藏，相比交易时需要称重验色的银锭、碎银而言，单枚薄片银钱重量规格统一，比值稳定携带便捷。久而久之，藏民开始习惯于用白银兑换银钱进行交易，这种货币支付媒介的升级，促使了贸易额的大幅增长，流通市场对于银钱的依赖程度也急剧增加，以致发展成为一项新的贸易内容—“以银易钱”，即演变成为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商团间的大规模银钱贸易，专门提供纹银交于尼方，委托其进行银钱代铸。这使得外国商人在贸易中占尽好处，也直接导致了大量的白银外流。

图1 尼历812 年（公元1692 年）

至18 世纪中叶，由于廓尔喀（尼泊尔部落之一）的迅速崛起，切断了附近几个土邦国家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商道，商旅骤减，使得原来在贸易往来中使用的各土邦国家的银钱骤然减少，市面上银贱钱贵，流通兑换不畅，严重影响了地区正常的贸易秩序。无奈之下，西藏地方只得仿效尼泊尔银钱大小样式，临时铸造[2]银钱平抑市场流通之需。四川总督鄂辉于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在奏章详述此事：“据伊等言，前辈地穆呼图克图在日，于乾隆二十八、二十九年为巴勒布来钱稀少，不敷民用，曾铸银钱两年。”[3]后于乾隆五十年，也因同样缘由铸过一次。

这是西藏地区有记载的两次早期临时铸币，其造币时间较短数量有限，目前存世实物均已成为藏币中的珍贵品种。值得注意的是：两次非正式造币从一开始考虑的，都是类似尼币形制的薄片银钱而非铜元。这正符合藏地两个世纪以来的贸易习俗，充分考虑到藏地较特殊的银本位制货币制度的特点。

二 廓尔喀二次侵藏和试铸银钱

18 世纪中叶后，廓尔喀进一步征服各土邦国家统一了全境，并垄断了代铸银钱事宜。大量的白银被运往廓尔喀，造成银钱后又往来藏地换购物品。起初，这些银钱按重量规格和银子同等兑换，但由于交易时通常只论银钱数量多少，容易忽略银钱的具体成色，廓尔喀为牟取暴利，不断在银钱中掺杂，致使成色百分比大幅下降。以至一些银钱仅凭肉眼即能辨识出泛黄钱色，连其本国商民都拒绝收用。西藏地方要求其提高成色，收回不合格旧钱，廓尔喀却提出以一枚新钱兑换二枚旧钱的苛刻条件。藏地官民在长期兑换交易中原本已亏损严重，自然无法再接受其无理要求，终引发为银钱贸易纠纷。而廓尔喀非但不思悔改，还以各种借口袭扰藏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廓尔喀武力入侵西藏，遭驱逐谈判。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夏，廓尔喀又以藏官欠银不予，第二次武力入侵后藏，攻克聂拉木、济咙等地，还洗劫了班禅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掠去大量金银和物资。乾隆帝闻之震怒，钦命福康安为将统兵入藏平定。

战争期间，廓尔喀钱币已无法流入西藏地区，致使市面流通银钱数量急剧下降，再次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原本一两纹银可兑换九枚银钱，此时实际却只能换得六枚左右，加之部分商贩囤货居奇伺机观望，严重影响到入藏军队的正常物资供给。清军副都统成德随即上奏：“今亦请照上年地穆呼图克图造过样式令于商上暂为铸造，以资急需，与兵行食用实为有益。”[4]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丁未谕：“至成德所奏，请暂铸铜钱，以资兵丁换易行使。”[5]有学者即以此谕旨批复中有“暂铸铜钱”[6]字句，就认为当年曾造过流通铜元，此想法显然过于轻率，未从根本洞悉事情缘由。

首先，成德上奏针对市面银钱流通不畅，明确请旨按之前地方执政地穆呼图克图造过样式铸币，即一钱五分形制银钱。其次，藏地漫长的银钱贸易习俗也决定了所造流通货币应为银钱而非铜元，即便一定要制造铜钱，也是按户、工部宝泉、宝源二局所造之“乾隆通宝”方孔铜钱，仅供入藏兵丁急需。再者，从现存实物看，自1791 年福康安率军入藏，直至平定廓尔克处理善后事宜。1791 年、1792 年、1793 年，每一年份都有一定数量的实物银钱存世，且币面都以藏文标示藏历数字纪年（图2），无论文献还是实物，都证实了当年实际所造即是银钱。

三 设宝藏局建立钱法和正式自铸银钱

图2 藏历纪年“久松西阿”1791 年，“久松西珠”1792 年，“久松西堆”1793 年银钱

为从根本解决贸易争端和银钱兑换之弊，乾隆帝较早已考虑在西藏设立铸币局自铸银钱。如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庚子谕：“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必转用外番币货。况伊将所铸之钱易回银两，又复搀铜铸钱向藏内交易，源源换给，是卫藏银两转被廓尔喀逐渐易换，尤属不成事体。……莫若于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即在彼鼓铸。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自可不虞缺乏。”[7]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福康安奉旨参照其他各省设铸币局的命名方式，在西藏设立“宝藏局”，并着手设计制造钱模呈送御览。同年十一月，福康安在会奏中引述乾隆帝之前要求，“兹复钦奉谕旨，藏内设炉改铸宝藏字样铜钱，所有廓尔克银钱，嗣后作为银两，用完销除等因，钦此！”[8]其中也出现了“宝藏字样铜钱”，有学者随即以此认定“乾隆宝藏”宝塔图铜元为当年所造，这显然又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清代流通制钱主要以户、工部乃至全国各省钱局所造铜钱为主，故谕旨中皇帝一开始提出在藏地铸造宝藏铜钱，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晚年的乾隆帝显然经验老道驭人有术，深知藏地事务繁杂特殊，他一边在大方针上乾坤独断，一边在实施细节上多次明谕福康安，令其统筹处理。福康安谨慎办差亦不敢懈怠，他在充分了解了藏地实际情况后，认为如要开造铜钱仍恐不能行使且困难重重。在奏章引述之后，紧接着的便是大篇幅向皇帝详陈藏地不适铸造铜钱的缘由：“伏思卫藏久隶版图，原应通行国宝，若有铜矿可开，无难就近采办，设炉鼓铸。惟是藏地素不产铜，向来成造佛像，俱用巴勒布商人贩来铜器，销毁铸造……若设炉鼓铸宝藏钱文，铜斤必须运自滇省，而滇铜开采日久，近来矿苗欠旺盛，仅敷京局及各省采办，恐难冀供西藏鼓铸。自滇至藏，一路崇山峻岭，不能水运，脚价实属不资。计算采买铜价，并柴炭人工脚价等项，较之内地加至数十倍。更须由内地拨运帑项，添设官员匠役，烦费滋多。即使通行使用，成本亦难合算。况藏地拉哩西通各部落，番民习使银钱，骤难更易。即内地铜钱，亦只行至打箭炉而止。自打箭炉直至拉哩，全系使用碎银。藏内铸出铜钱，仍恐不能行使，靡费更为不值。”[9]“上年经成德奏明，以军与需用，由商上铸造银钱，一律通行，商民称便。”[10]“若藏内自铸银钱使用，使廓尔克无所居奇，即将来仰蒙恩准，复通贸易，商民交易公平，更可经久无弊。”[11]

可见，福康安考述详实，不仅分析了藏地铜矿欠缺运输不易，徒增人力物力成本，不适铸造铜钱等主要缘由，还阐明了自铸银钱的必要性和长久性。至十二月庚午皇帝谕，“所定藏内鼓铸银钱章程，亦止可如此办理。藏内既不产铜，……购运维艰，自不若仍铸银钱，较为省便。”[12]同时乾隆帝还指出，之前所进呈钱模币面均无汉字，不符“同轨同文”要求，命即改为正面汉字“乾隆宝藏”和具体纪年，背面为相同意思藏文的银钱，并在颁布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三条“钱法”中严格规定：“西藏章卡历来掺假很多，今后政府须以纯银铸造，……不得有丝毫掺假。”[13]可以看到，“钱法”中的相关内容也是完全按照铸造银钱的标准来制定的，在当时资源境况和技术背景下，西藏地区根本不具备制造流通铜元的客观条件。通过梳理造币事宜前后过程，再次明确了乾隆朝在藏地所造流通货币皆为银钱。

从以上几处关键点来看，此类标示乾隆本朝铜元的臆造性质已昭然若揭。为求严谨，我们不妨通过钱币实物来做进一步分析考究。

1.关于铜元形制

早在1954 年，美籍收藏家耿爱德先生所著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也曾刊载此类正背图文之臆造银币，直径约31 毫米。而《西藏地方货币史》书中所载“乾隆宝藏”宝塔图钱币，描述为合金币，重19.5 克，32.8 毫米，厚1.1 毫米，据其图文和相关数据来看，应与耿氏所载为相似品种材质的臆造币（合金币），并且二者均非铜元。故自八十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引用出处提出相关质疑，实际可能连讨论对象的基本材质都尚未明晰。

近年出版的《西部民族文物与文化研究》，书中收录的“‘乾隆宝藏’宝塔图真伪辩”一文，实际即原“乾隆‘宝藏’铜币考述”相似内容改换标题之文章，有意思的是，其刊文配图竟是本人所藏“乾隆宝藏”宝塔图铜元实物（图3），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得自贬其价的指出，此类铜元绝非正式发行之珍贵货币，其详细数据为直径35 毫米，重量10 克，厚1 毫米。纵观目前所见各类西藏铜币品种，皆无如此大的直径尺寸，而乾隆朝正式所造西藏货币中，大型一钱五分形制银钱，直径也不过29 毫米左右（图4）。目前公认西藏地区最早制造流通铜币，始于宣统元年，是在购入新机器提升了造币工艺的前提下，从早期打制币发展过渡到以人力水利带动机械化造币新阶段的产物，而西藏早期造出的几组铜元，如狮图卡冈、宣统坛城图（图5）等，主要直径均在22-26 毫米之间，较大的狮图启介铜元直径也未超过30 毫米。

图3 “乾隆宝藏”宝塔图铜元（笔者所藏）

图4 “乾隆宝藏”五十八年一钱五分银钱

图5 宣统坛城图四分之一钱铜元

图6 不同剖切方式的银钱

图7 “章嘎”银钱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地区向来缺乏铜元和其他辅币，在漫长的银钱贸易和实际生活中，藏族人民保留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并发展出剖切旧式银钱以满足找零需要的独特习俗，其剪切银钱的历史在尼泊尔代铸币时期便已出现（图6），并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故此所谓的乾隆朝宝塔图铜元，与西藏地区长期以来的贸易习俗严重不符，与藏地货币流通使用习惯相脱离。

2.关于币面钱文

此类铜元正面按上下右左仅有“乾隆宝藏”四个汉字钱文。而清朝是满族统治时期，藏地许多官员并不精通满文，汉文更甚。我们从清晚期驻藏大臣联豫的奏折中还能看到，至光绪三十二年年底，在详细向皇帝陈述藏地的一些突出问题和急需办理事宜中，其中第一条便称：“拟设立初级小学堂二所。查西藏文字数千年来，不通中国，仅译注经典而已。”[14]实际上，当时诸多劳役民众连基本藏文都不能完全识读，辨识满文和汉字根本无从谈起。纵观藏地所造各类流通钱币包括样币，即使是临时铸币和试铸币时期，币面也有藏文文字标示。即使正面带有汉字的“XX 宝藏”系列银钱，也在背面用藏文标示出了相同意思。而如“乾隆宝藏”宝塔图铜元这般，币面只有汉字，无任何藏文或满文文字说明，完全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基本属性，以及在西藏地区流通使用的意义。

3.关于图形元素

铜元正面中间醒目位置，勾勒有宝塔图形轮廓，背面中间圆圈内有莲花图案，圈外环绕带有藏地特色的八吉祥纹样。通过分析八吉祥纹样排列方位和组合规律，其与早期几种藏文纪年银钱明显不同。相比之下，其背面图案的排列组合与西藏地区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章嘎”银钱却极其相似（图7），而出现此莲花图案下单水线样式的“章嘎”银钱的大致时间已至清末，而非乾隆时期，再次有悖“乾隆”本朝币面文字说明。而观察八吉祥图案细部更是粗制滥造，细节缺乏图形演变过渡规律，其寓意表达和位置排列均不够准确，凡此种种与藏文化特点貌合神离。细究之下依然错误不断，如铜元正面宝塔图案样式也有悖常理，佛塔本随佛法东来而传入中国，经历各朝代发展，常见样式有楼阁式、密檐式、金刚宝座式、覆钵式等等，而覆钵式佛塔又称藏式喇嘛教佛塔，清代原本对藏事较为重视，建造过大量的藏式佛塔。反观此铜元宝塔图形似楼阁式佛塔，却绝非藏式喇嘛塔，若作为藏地流通货币，显得毫无缘由也颇为怪异。

图8 NGC 评级公司封装“乾隆宝藏”宝塔图铜元（J.C.LEE 旧藏）

综上所述，“乾隆宝藏”宝塔图铜元当属臆造币无疑。美国评级鉴定公司NGC，曾封装入盒一枚原为J.C.LEE旧藏（图8）此品种铜元，评级鉴定公司引据为台湾徐祖钦先生所编《中国钱币目录》，标示所造时间为宣统2年（1910 年）。书中与其类似风格的还有“班禅像背宝塔图”、“五族共和通用十文”等一系列西藏题材臆造铜元。笔者从多方面综合分析认为，将其大致时间划归民国时期更为合理，又因其刊载出现有一定时间跨度，所见各品材质、直径、厚度等数据也均有差异，存在猎奇陆续仿造的可能。

特定历史时期的老臆造币风格独特，存世量也不多，本也可作为主币外的趣味藏品，其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既为臆造币，若将其当作钱币中的“珍品”来收藏研究，那便本末倒置了。如再断章取义将其孤立的纳入历史渊源，那只能是南辕北辙。正如曾有学者希望通过此币，来弄清清朝在西藏地方所造的第一种流通货币，究竟是宝藏铜币还是银币，而对于一枚臆造币而言，此疑问显然是无价值意义的。

注释：

[1]肖怀远.西藏地方货币史[M].民族出版社，1987.

[2]“铸造”为古代传统金属热加工工艺，用于造币则一般按预先设计好的钱模，采用金属冶炼浇铸成型制造，并遵循一定加工流程.而实际西藏早期制币皆为手工打制，工艺与铸造币有明显区别，为确保引述完整性，本文沿用文献用词，特作说明.

[3][4]方略馆臣.欽定廓尔喀纪略[M].西藏社会科学院影印武英殿刊本，1991：卷十三，二二三页.卷十一，二O 一页.

[5]清实录.高宗实录 [M].中华书局出版，1985：卷一三九二.

[6]此处“暂铸铜钱”字句引自《清实录》，而同时期更详细记录此事件的《欽定廓尔喀纪略》卷十一中也有整段相同记载，唯有一字不同，即暂铸“银”钱.由于《清实录》倾向于对皇帝言语的实时记录，皇帝口述准许暂铸铜钱是可能的，而《欽定廓尔喀纪略》则以事实为客观描述，故二者有此一字之差，非但合乎情理，更真实的反映了成德所奏及最终实际所造确为银钱.下文第3 项对此也做了说明.

[7][12]张其勤、吴丰培.清代藏事辑要[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57 页.319-320 页.

[8][9][10][11]王雲五.卫藏通志（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二十五年.卷十，一九一、一九二页.

[13]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M].1995 年.第50 项.

[14]吴丰培.联豫驻藏奏稿[M].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