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有群众意见建议“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一事，一度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个议题过去已在社会上引发过不止一轮讨论，现在又在《民法典》征求意见过程中出现，无疑会引发更多关注。从舆论反应来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仍是一个高度分歧的议题。即便放在全球层面，这个议题也是一个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的话题。不过，它的兴起有着非常深刻的背景和启示。这样的关注和讨论表明，“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在国家立法层面已被了解，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同性恋权益声音的回应，也为相关议题提供了新的探讨空间。

客观地说，现阶段不宜单从网络舆情上判断社会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这个议题刚被提出不久，倡议者发声意愿会相对高，但一旦进入现实化阶段，反对意见可能会更多。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提醒我们，需要对近些年来在社会上持续发酵或引发热烈探讨的一些新兴社会议题予以更多关注。

这些新兴议题的出现和传播，往往是多方面利益、理念相互交织及作用的体现，也有着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联的复杂效应。

比如同性恋婚姻的话题，其实和近年来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都引发讨论的其他各种新兴议题一样，既反映了各地社会内部某些群体和社会的要求等现实因素，也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带有某种相对激进色彩的社会运动与价值变化一脉相承。

类似议题还包括已被许多社会积极接受的环境保护议题，关于族群或性别平等以及反对性骚扰的议题，围绕同性恋群体权益等方面的关切，同时也有诸如动物权利或福利的话题。

这些议题的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普遍化、社会进入相对丰裕的阶段之后，社会议题多元化的结果。它们一方面主要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弱势和少数群体，即所谓的“少数话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过去看起来比较特殊的少数群体的权益受到更多关切，这些群体也倾向于更积极地发声，彰显自身的存在和作用。

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工业化或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这些观念刚出现时，大都具有西方语境中某种相对“左”的含义。但随着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的变化，这些观念又逐渐以“政治正确”和新兴社会运动的形态进入主流议题行列，形成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观念。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这些观念已经遍及当今的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文化这些年来的转变和延展，它们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进步”的高概念，一步步地取得了更多正当性。

在不断扩展和传播的过程中，这些高概念既成为西方观念的组成部分，也变成其他很多社会不得不加以了解和回应的方面，变成那些社会中的重要议题。相关过程与西方国家过去的演变类似，一方面是原来声音较弱的一些群体越来越倾向于发出声音，另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这些议题的探讨也进一步浮出水面，形成一些引人注目的焦点。类似“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议题，虽然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还存有相当争议和分歧，但某些地方针对其合法化的立法程序已经完成。

这类议题在中国社会引发讨论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感情的接受和认同度总体上有提高的趋向，但同性婚姻合法化仍是很有争议性的议题。一方面，有舆论认为同性婚姻是个人的事，立法保护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也有人基于伦理价值和婚姻传统的认知提出反对，而且同婚合法化还将涉及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等相关问题，这也可能在同性恋者家族成员中引起反弹。

前述的这些新兴社会议题大都有着高度复杂性，既涉及观念层面的问题，也涉及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差异，同时还与人们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等息息相关，和不同世代的人群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相关。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个例子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兴社会话题正在进入社会关注的主要话题之列，需要社会给予认真对待并加以回应。这既是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挑战，也是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必然认知和应对的现实议题。▲（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