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瑶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在川端康成的《舞姬》出版之前，明治时期的作家森鸥外曾于1890年发表了其第一本小说《舞姬》。笔者认为，完成度更高的是川端的《舞姬》。川端康成的《舞姬》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作品，以战后面临转折期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是川端康成战后发表的第一部连载长篇小说，发行单行本后，受到很高的评价[1]。

故事以芭蕾舞姬波子和曾经给自己做家庭教师的矢木结婚二十余年的家庭生活为主线。矢木是一位国文学者，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品子是芭蕾舞界的未来之星、母亲的爱女，儿子高男正在大学读书，尊敬父亲，也是父亲的宠儿，然而看似完美的家庭，背后支撑着全家家计的却只有妻子波子。波子年轻时代的恋人竹原一直是波子的情感寄托及倾诉对象，波子的助手友子为情人而离开波子；矢木陷入战争恐惧，与儿子高男计划逃到海外；波子意识到自己对竹原的爱而决心离开丈夫；女儿品子也奔向心仪的男人香山，由此，矢木家即将崩溃。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或许是由于川端名作众多，人们对《舞姬》的研究显得不那么火热。国内对于《舞姬》的研究主要为文学文本解读，如叶渭渠的《〈舞姬〉——爱情、生活和事业》[2]、卢华的《川端康成的〈舞姬〉》[3]等；对于主人公波子的分析研究，多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考察，如谢宇振的《从波子形象看川端康成战后的女性意识》[4]。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该理论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妮于1974年首先提出[5]。20世纪90年代，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开始从文学的视角对环境问题和性别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开始渗透到文学界。

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下，自然环境和女性生命主要有以下几个结合点：第一，女性与自然渊源极深，传统文化中人类习惯将孕育万物的自然称为“自然母亲”；第二，西方文化中的价值二元论以男权为中心确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关系，这是自然和女性遭受统治和压迫的共同观念基础，自然及女性处于“边缘”“他者”地位；第三，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沃伦剖析、揭露了父权制社会炮制的统治自然和女性的逻辑。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包括尊重差异，恢复长久以来女性被压抑、扭曲的天性，建构和弘扬女性美德——热爱生命、渴望和平等[6]。

川端康成的小说创作常表现出生态原则和女性原则相结合的倾向，且笔下的女性多具有自然性[7]，因此其作品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基础。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分析《舞姬》中的女主人公波子的事业观、婚姻观与家庭观、爱情观等，对把握《舞姬》内涵与思想、进而全面掌握川端文学脉络或有裨益。

二、波子的事业观

芭蕾舞姬波子是《舞姬》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位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女性，很有事业心，在曾经相爱的男友竹原的帮助下，拥有了自己的芭蕾舞排练场，由于日本发动战争的缘故，波子失去了在舞台上展现芭蕾舞才华的机会，钟爱的事业没有成功。于是，她寄希望于女儿品子，尽力将品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并且劝说自己的助理友子去芭蕾舞团工作，不愿友子牺牲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来当自己的助教。波子计划修建讲习所，她认为“舞蹈家由于没有好的排练场，十分苦恼，倘使现在就兴建一所颇具规模的研究所，还可以让其他舞蹈家使用。”可见，波子的独立性，对事业的热爱，对芭蕾艺术的痴迷与责任奉献精神。

但对于妻子的事业，丈夫矢木却认为“四十岁的女人即使跳舞，到下次战争，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十五年前矢木就说过：“跳跳芭蕾舞，女子锻炼了身体，又能取悦丈夫。”可见，他不理解、不关心妻子的事业，鄙视艺术，认为女性跳芭蕾舞就是取悦男性。

这正如生态女性主义所指出的那样，男权社会对女性禁锢、扼杀和蔑视，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女性只是一个客体，何谈尊重女性对事业和成功的追求。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男性精英论（矢木自视精英）让妇女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而工作，这种人性的关键是征服、控制、夺取与利用、解构与吞并，是对自然及女性的霸道欺凌。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对立都是二元对立的产物，其实质是将差别转为等级关系，进而使得平等和互助不可实现[8]。

三、波子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波子的婚姻充斥着“非理性”特质。波子同矢木结婚，是受家长之意，而波子自己感慨“和矢木在一起所感受到的恐怖，与爱情的发作并非同一件事。如果硬要扯上爱情，那么可能是丧失爱情的恐怖，或是在没有爱情的地方描绘爱情、爱情幻灭的恐怖吧！”“人与人之间的厌恶，没有比夫妻之间的厌恶更有切肤之感，实在令人生畏。假如它变成憎恶，那就是最丑陋的憎恶了。”由此可见，他们的结合并没有感情基础，如今更是只剩下躯壳。矢木认为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伺候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他却不把薪酬情况告诉妻子，瞒着妻子私下存款，准备同儿子去国外生活，甚至偷偷将妻子的房产改在自己的名下，处处表现出自私自利，摆出一副大男子主义的面孔。

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中，波子理应算作独立女性，但是，她受到旧传统、旧道德的折磨，厌倦不能独立自主的家庭生活，却没有勇气进行彻底的反抗。她单纯，虽然觉得丈夫卑俗、狡猾，但对于“丈夫的话，波子不曾怀疑。她相信是真的。”因此在竹原提醒她矢木在打“小算盘”时，波子仍认为“不至于吧……”；她恐惧，即使丈夫身处外地，幽会时也战战兢兢，丈夫突然回家后甚至险些晕倒；她被动，二十多年来，波子对丈夫从未公开地拒绝过一次，她感到罪恶，会在黑暗之中“把手藏在被子里双手合十”忏悔。正如三岛由纪夫在《舞姬》后序中所言：波子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拥有因不满而持续燃烧的灵魂，换个角度来说，波子更桀骜不驯，她懂得让罪恶就是罪恶、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并从中获得乐趣。

波子的这些表现充分反映了女性的“非理性”特点。在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中，自然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包括了理性所排斥的所有东西，女性也如此。正因此，许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不过是父权制压迫的工具。另一方面，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则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理性是人类的显著标志，妇女则在人的理想模式之外。这种理性的标准体现出了男性、工具性特征。小说中，丈夫矢木表现出充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却充斥着自私自利以及牺牲女性的特点。

四、波子的爱情观

波子与竹原的爱情贯穿小说始终，竹原仿佛是波子的避风港，所有的情节也给读者造成两人的爱情温暖可贵的表象。但实际上，波子的爱情同样体现着女性的“他者”“边缘”地位。

小说中多次出现波子面对自然事物、动物产生共情的情节。面对晚霞，波子感慨“多美的晚霞啊！”“晚霞能令人回忆起童年的往事。”而竹原嘴上重复着波子的话，心里却只是想：晚霞不过就是这样的东西。看到银杏树，波子说“这些树并排屹立，都相差无几，但凋黄的程度却因树而异。落叶也有多有少。如此看来，树木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吗……”波子开始思考银杏树的命运，而一旁的竹原却沉默不语。波子夜间观赏护城河里的一条孤独的白鲤鱼，竹原盯着她的背影，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实在叫人受不了。

小说中自然事物、动物的安插，看似无意，实则有着重要意义。波子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使波子面对晚霞陷入感慨与回忆，她内心的孤独又使她与白鲤鱼同病相怜。此外，读者即使对《舞姬》的写作背景毫无了解，也不会错失此书的历史感，因为小说中反复出现了战争创伤的痕迹。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屋顶上挂着美国国旗和联合国国旗，大学校园酝酿兴建阵亡学生纪念碑，到品子因战争失去留学的机会，矢木患上战争恐惧症，人人幻想随时可能在战争中死去，战后想要学芭蕾舞的人口反而增加等个人的痕迹。战争或多或少改变、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这便是波子转而思考树木是否也有各自不同命运的原因。可见，波子感情细腻且有大格局，她不仅思索自己，同时也站在时代背景上思考每个人的命运。

竹原是波子的感情依托，他给予波子关怀，本是最能理解波子的男性，但波子的种种情愫却不被竹原理解。普鲁姆德认为，对待自然和对待人类一样，能否对它关怀，对它具有责任心，体验对它的同情和理解以及对待特殊“其它”的处理和命运的感受，是我们道德存在的标志。对自然要有深切的关心，就要与自然有特定方面的特殊关系，对它关怀、有感情，而不是把自然作为抽象物[9]。小说中自然与女性的错位，男性（竹原）无法理解自然与女性（波子），体现了自然以及女性（波子）的“他者”“边缘”地位。

五、结语

在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分析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背后的价值体现具有一定意义与启发。

首先，主人公波子是一位具有自然性的女性，自尊、自立、自强，却无法彻底摆脱传统桎梏。体现出在男性-女性（自然）二元对立价值体系下，女性只是客体，处在“他者”“边缘”位置。其次，在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解读川端康成的《舞姬》，为理解作品内涵思想找到了一条路径。以战后面临转折期的日本社会为背景的《舞姬》传达出尊重差异，恢复女性被压抑的天性，热爱生命、渴望和平的思想；肯定、赞扬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分析、批判其中体现的物种歧视及性别歧视，深化并拓展了文学解读的思考，不再局限于表层视野。

最后，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理解和尊重，分析批判对自然、女性的忽视冷漠。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促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