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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密友”何以成“仇敌”

2020-01-02陈歆耕

文学自由谈 2020年6期
关键词:密友苏辙惠州

□陈歆耕

苛责与神化

苛责先贤与为尊者讳,两者皆非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前者让我们失去对一种伟大品格和伟人特殊贡献的敬畏;后者,则会导致大多数人将先贤供奉到神龛里去,只能烧香、跪拜,无法亲近和效仿。

是人就总会有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我们不必因为某巨公伟人有缺点,就忽略或抹煞其在特定历史时代或特殊领域的贡献;同样,我们也无必要因某人的伟大而遮蔽和讳言其瑕疵。

在现实中,对苏轼和鲁迅这样的文豪,可谓神化与苛责并存,但主要是神化,即对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人性的某些弱点,缺少客观的认知和反思。尤其是对于苏轼,近年来累积如山的文章和书籍,几乎都将他描述成集各种“家”于一身的白璧无瑕的完人、神人。

本文只谈苏轼的某个侧面,不涉鲁迅。

命运最惨的为何是苏轼

我们都知道苏轼的命运非常坎坷,尤其是晚年生活,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继因“乌台诗案”被贬放黄州,后又迭遭贬逐,先后被贬放到惠州和当时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虽然没有死在流放地,但死在了返回的途中。

按常理判断,在北宋晚期党争中,苏轼并不处于元祐党人(旧党)职级的最高端。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同时期在他之上任宰辅的有多人。司马光不算(他任相不到一年即离世,新党想“迫害”也无机会,只能祸延其后人、子弟),任宰相的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苏颂……在宋徽宗和蔡京联手刻录的“元祐党人碑”中,苏轼排在第二档——待制以上官员的首位。但苏轼却是遭到打击和迫害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位,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解释不通。

难道是天意作弄,要让苏轼这样的文学天才,在苦水的浸泡中升华出更多珠玑佳作?千万不要这么想!凡有仁者之心,都不会有这种“残忍”的想法。即便苏轼本人,也绝不会乐意成为这种文学理念的践行者,虽然他最好的诗文都喷发于绝望的磨难中。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章惇。

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让我们回溯一下苏轼与章惇交往的大致过程,也许就能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曾经最亲密的友人,为何成了主导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最凶残的敌人?

最亲密的友人

嘉佑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在此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表现: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他落在晚辈之后,居然愤愤不平,质疑考官识见,弃进士诏令于地,放弃此次功名。隔一年后,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见此人性情与才华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场与晚辈亲属论高下,耻于在其侄后;二是考场似乎为他而设,只要进考场,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

高中同榜进士,并非章惇与苏轼交往的起始。二人真正的交往,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苏轼调任风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恰好在嘉佑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有此机缘,又是“同年”,负责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甚欢”。

在此“相得甚欢”期间,野史载有两则趣事,已可见两人性情之异。

二人同游南山诸寺,至仙游潭,有一处双峰对峙,渊深万仞,之间只架一根独木桥,俯视其壑,毛骨悚然。章惇推苏轼过独木桥至对岸,在山壁上留下笔墨。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章惇则面无怯色,跨过木桥,且将藤蔓卷成的绳索,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缠住腰,然后“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用手拍拍章惇肩背感叹:“子厚(章惇字子厚)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当然也就有胆量杀人了。章惇听了,哈哈一笑,只当是友人戏言。

二人在山寺小饮。听人报说有老虎下山,二人皆已处在“酒狂”状态,乃勒马前往观望。果见一虎,距离数十米远,马惊,蹑足不敢往前。苏轼说:“马受惊不敢往前,我们还是回去吧!”章惇不惧,乃继续策马前行。到了距虎近处,章惇取一铜锣,用石头“哐当哐当”猛敲,老虎被吓得逃窜。归来后,章惇对苏轼说:“你这人啊胆子小,将来肯定不如我。”——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章惇“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至于苏轼听后是否也报之以哈哈一笑呢?不清楚。

以此二细节可证,章、苏二人性情有别。当然这不影响二人友情的建立和发展。今人皆知苏轼,是因为苏轼的诗文成就,随着时光推移而愈发昭彰。世人很少知道章惇,但在当时,章惇却是冠绝一时的风云人物,绝非等闲之辈,用台湾学者刘昭明先生的话说:“平心而论,章惇胆识、机智确实胜过苏轼,确是厉害角色。”苏轼曾在给章惇的书简中对章惇给予极高评价:“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在苏轼写给苏辙的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章惇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苏轼诗文中: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根据苏轼自注,诗中“章子”即指“章惇”。苏辙(字子由)中进士后,曾被任命为商州军事判官,但因多种缘由未赴任。章惇任职的商洛,是商州属地,故诗中写到章惇向苏轼介绍商州一带的风土人情,言及缺少得力的治理人才,所以希望弟弟能尽快到任,即所谓“苦道商人望汝来”。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三日,章惇的商洛令任期满,在离开前特地与友人苏旦、安师孟相约,同往凤翔拜访苏轼。苏轼则尽地主之谊,用四天时间,陪章惇等游终南山楼观、五郡、大秦寺、延胜观、仙游潭等名胜景点。对此游,苏轼、章惇的诗文中均有记载,可谓一时佳话。

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章二人仕途地位发生巨大落差。由于章惇追随王安石变法,升任翰林学士,在最高殿堂为皇上起草制诰诏令,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而苏轼仍在外地任职,沉于下僚。但地位悬殊并未影响两人友情的持续加深,仍时见诗词唱和往来。不久,因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冲突,章惇的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被人弹劾后出知湖州。赴任前,章惇曾作数诗寄知密州的苏轼,其中一首写道: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籧篨”是古代用笋或竹编的粗草席,“阳羡”乃古时宜兴的称谓,相传苏轼喜爱该地山水风物,欲买田在此终老。章惇在诗中与苏轼相约:“他日扁舟约往来,共将诗酒狎樵渔。”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国文人似乎皆有此通病,官场不得意了,便向往超凡脱俗,欲荡扁舟于江湖苇丛;而身处高位时,则雄睨天下,目空一切。

知密州的苏轼,收到章惇诗,即次其韵,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曰: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云水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苏轼在诗中盛赞章惇在仕任上建立的功业,也极度欣赏其放舟江湖、徜徉山水的高雅情趣。“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既是对年轻时在长安、凤翔共赏山川美景的回溯,也是对未来诗酒风流共度人生的憧憬。

苏轼与章惇的友情,在“乌台诗案”前后达到了巅峰。在“乌台诗案”中,御史台一群弹劾官欲将苏轼置于死地。任宰相的王珪一向不喜苏轼,也想借此契机,企图将苏轼“诛杀”。他不怀好意地在神宗皇帝面前推波助澜,诬陷苏轼有不恭之罪。而重返朝堂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为苏轼仗义执言,在神宗面前反驳王珪,为苏轼辩护。史载:

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

文中的“时相”,即当时任宰相的王珪。请注意最后一句话,章惇讥刺王珪:“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此话真够狠的。不过,这是章惇一贯的用语风格。另有史料载,退朝后,章惇继续质问王珪:“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脱称:“此舒亶言也。”章惇反唇相讥:“舒亶的口水难道也可以吃吗?”应该承认,章惇是变法派(新党)中的骨干人物,此时为苏轼辩护,需要超越党争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巨大勇气。章惇为苏轼免于治重罪而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立场鲜明,是有恩于苏轼的。苏轼被贬放至黄州后,又收到章惇表达慰问之情的书简。苏轼在回简中写道: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苏轼在落难之中收到章惇来信,对章惇在信中“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已,并高度评价章惇:以章惇的才干,出将入相只算是“业余的事”,溢美之言,“高”得不能再“高”了。在信中,苏轼又称:“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可见苏轼系狱时,“子厚救解之力为多”。

到了此时,章惇与苏轼的友情,可以说已从普通的友人上升为患难之交了。

最凶恶的敌人

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苏轼得以回到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轼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持续了近八年。

然后便是太后驾崩,哲宗亲政,重续父志。新党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苏轼的噩梦开始了!而且这噩梦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直到最后在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死于常州。

而给苏轼持续制造“噩梦”,让他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在“乌台诗案”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高太皇太后驾崩后,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章惇为左仆射,持续执掌大权七年。时任枢密大臣的曾布对哲宗说:“人主权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在持续打击元祐党人的“组合拳”中,章惇对苏轼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恨不得立即置苏轼于死地。

最亲密的朋友,成了最凶恶的敌人。

高太皇太后驾崩前,已对执政大臣放出口风,大意是,我死后,官家必启用一批新人,诸位不妨提前考虑自己的后路。诸臣中,苏轼对政治风向的变化算是敏感的。他于太后驾崩前,即上疏请求离京去外地任职,并于元祐八年(1093)六月二十日被罢去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改知定州;他改知越州的请求未获许可。在赴定州前,他请求面辞皇上也不可得。由此,苏轼预感到祸患将至,只是不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有多猛烈。

台湾学者刘昭明认为:“元祐群臣,苏轼首遭贬黜,自有章惇因素。”因朝堂大臣皆知,章惇与苏轼关系早已交恶,于是在章惇拜相前后,对苏轼交相弹劾,以取悦章惇,成为章惇打击、迫害苏轼的打手。侍御史虞策弹劾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章称:“轼凡作文字,讥刺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范纯仁在苏轼危难之际,上书为苏轼辩护,求“宽贷”,但上不从。“时宰”(即章惇)有加害意。苏轼被贬岭南后,其弟子黄庭坚有诗句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平生人欲杀,耿介受命独”,说的都是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在这一波弹劾后,苏轼以垂老之身再遭贬黜,于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被革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

才过两日,有人上疏认为苏轼“罪大责轻”,苏轼又被降一职。

在前往英州途中,苏轼实在承受不了陆行颠簸之苦,上章乞求改从滑州乘船,至南康军再改陆行。尚未至英州,新的贬黜诏令又来了。御史来之邵上疏再劾苏轼:“自元祐以来多讬文字讥斥先朝,虽已责降,未压舆论,应加罪处罚。”

对苏轼再贬惠州的制词,奉“时相(章惇)风旨”,由林希起草,用语极其恶毒:

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阍寺,矜诧倖恩,市井不为,缙绅所耻。尚屈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怼?保尔馀息,毋重后悔。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林希也曾是苏轼友人,此时见章惇得势,竟卖友投靠,不惜颠倒是非,丑诋苏氏兄弟。时人称,林某有文采,苏轼见诰词后,用揶揄的口吻说了一句:“林大(林希别称)亦能作文耶!”

苏轼无论是贬黜惠州,还是再贬儋州,章惇都是幕后“总导演”。在章惇独相七年间,所有贬放元祐党人的旨令,都要经过章惇的手。

章惇在不断贬逐苏轼到更远的蛮荒之地的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做得实在太过分:一是一旦发现苏轼沿途经过的州郡,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对苏轼一行待之以礼或提供生活便利,则给予严惩,使得沿途州郡官员对苏轼避而远之。看《苏轼年谱》就知道,苏轼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庙。其次,派遣对苏轼有宿怨的官员或政治敌手任贬放地州、路官员和巡按流放属地,进一步加重对苏轼身心的折磨,乃至促其早亡。称其凶恶之极,应不为过。

苏轼初到惠州时,循州守曾多次向苏轼馈米。但时间不久,这位循州守即被罢了。到惠州第二年三月,章惇派苏轼的“冤家”程之才到惠州巡视。说来,这位程之才还是苏轼的姊夫。苏轼父亲苏洵娶眉山望族程氏女,苏、程两家有了姻亲关系。苏洵唯一的女儿八娘,又嫁给了程氏家族下一辈程之才。这本应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好事,却导致亲家成仇家。其原因是苏轼姊八娘个性耿直,不见容于公婆和丈夫程之才,因此饱受虐待,即使生病也不给找医生,结果,八娘年仅十八岁便郁郁而终。苏洵为此悲愤不已,曾撰文大骂程家“薄骨肉之亲,缺孝悌之行”,骂程之才的父亲程濬是贪财好色的卑鄙小人、多行不义的州里大盗。苏轼入仕后,也曾指斥程之才为“邪恶小人”,并断绝与其来往。苏、程两家情感彻底破裂。

章惇与苏轼相交多年,当然深知苏、程两家势若仇敌的宿怨往事。巡视官员有督查罪臣的职责。这次章惇特地派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巡视惠州,就是企图借程之才之手,把苏轼往死里整。但效果居然完全相反,苏轼与程之才四十余年的心结因此而冰释。对于程之才即将来惠,苏轼起初非常紧张,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位断绝交往四十余年的姊夫。他先是请广东程乡县令侯晋叔打探程之才的态度,没料到程之才表现出化解两家冤仇的高姿态,并特别请侯晋叔转达他的善意和关心。于是苏轼与程之才恢复书简联系。程之才一到惠州,即携礼物亲临苏轼住所嘉佑寺探望,离开时还关照惠州官员,请苏轼搬到三司行衙合江楼居住。为此,苏轼多次致书表达谢意。这位程之才,因化解旧冤、善待苏轼,而遭章惇打压,不久即调离广南东路,自此仕宦不显。

绍圣四年(1097),在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加重惩处的新一轮打击中,二苏受贬最重。苏辙从筠州再贬至岭南雷州,苏轼由惠州贬往海南儋州。这次贬谪,由章惇主导,来之邵、张商英等人再次充当打手。

此时,苏轼刚刚费时十月,为自己建造了新居,改变了原来迁来迁去居无定所的状态;再度被流放,意味着前功尽弃,又要踏上更为险恶的跨海旅程。正如清代学者王文浩所感叹的:“公方稍安,后命已至……每为三叹。”有史料记载,章惇看到苏轼写于惠州的诗句“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觉得苏轼在惠州活得如此安逸,要让他再度经受颠踬跋涉之煎熬。

为减轻家人的流离之苦,苏轼只让三子苏过伴随自己渡海,令长子苏迈仍在惠州照料家眷。

苏轼至儋州后,章惇又故伎重演,企图派苏轼仇敌、酷吏吕升卿等按察广南西路,逼苏轼自裁,因曾布、陈次升等人上疏劝阻,哲宗才罢此诏令。

最难宽宥的错误

在“乌台诗案”中,章惇为挽救苏轼免死,在皇上面前仗义执言,顶撞时相王珪,可谓是“真君子”;而至绍圣年间,章惇持续贬谪苏轼,欲置其死于流放之途,可谓是“真小人”。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为一体?究竟是何因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翻转?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苏轼在处理与章惇的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初。那时,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哲宗年幼,接掌皇权的是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反变法的旧党人士渐复起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马光和苏氏兄弟。新党重臣章惇初期在朝,由通议大夫、门下侍郎,改知枢密院。新旧两派人士,围绕新法的存废,展开激烈交锋。司马光抱老病之躯,欲尽废新法。朝堂上的唇枪舌战中,司马光显然不是章惇的对手。章惇气盛且有辩才,嘻笑怒骂,荤素搭配,语锋四射,常常让司马光处于窘态,乃至于司马光请苏轼传话给章惇,劝其勿当众羞辱他。由此也可见,此时苏、章的友好关系尚未破裂。

神宗去世后,新旧党的交锋,胜负一度处于胶着状态。但司马光的背后是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因此司马光一进入中枢,一道道废除新法的诏令接连下达,变法派人士纷纷被贬黜离京。章惇也是被旧党围攻、弹劾的主要攻击目标。诸多弹劾奏章,用语皆很刻薄、恶毒。章惇被列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对此,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恶攻”行列。元祐元年闰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疏:

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则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箚子,一切依奏。及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箚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在此奏章中,苏辙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役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苏辙乞罢章惇,有政治理念、党派不同的因素,但如果仅仅因此而翻脸不认人,对其兄密友,且有恩于苏轼的章惇拔刀相向,是否太无情无义了?在章惇看来,握着刀把的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众所皆知,苏氏兄弟的关系亲密如穿“连裆裤”,苏辙在弹劾章惇前,按常理该与其兄通气,所以,苏辙的翻脸无情,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即便苏辙上章前,苏轼不知,但在苏辙上章后,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于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

台湾学者刘昭明认为,司马光变更免役法产生弊端,“苏辙不弹劾司马光,却归咎于章惇”,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惇自然会感到愤恨不平。他认为,苏辙的奏章“夸大章惇恶行,力加挞伐,目的只有一个:将章惇逐出朝廷”。

苏辙的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用章惇自道的话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在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苏轼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轼此“状”中阐述的理念,与司马光奉行的处理边防问题的“苟且”思路一脉相承。司马光主张宁可割让土地,以求得边境的和平。这种以肉饲虎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曾在诗中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在此事上,苏轼随官位的变化而“前恭后倨”,评价截然相反。文名显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苏轼先生,难道在做人上也可以如此不堪么?更何况面对的是曾经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仗义执言的恩人。难道他此时已将在黄州写给“章七”的信札忘得一干二净了?章惇不再是他给予高评的“奇伟绝世”的章惇了?说此时的苏轼“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算不算过分?士人皆知苏轼是有情有义的“真君子”,此时为何成了无情无义的“真小人”?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常言道:“一朝君子一朝臣。”苏轼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苏轼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儿。章惇昨天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但一翻脸,他也可以对你“两肋插刀”。

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轼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呜呼!愚夫为先贤悲泣唏嘘时,也忍不住时时要捶击自己的胸膛。

(限于篇幅,本文删去史料标注和部分文字。全文收入作者随笔新集《何谈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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