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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的“学术武功”

2020-01-02唐小林

文学自由谈 2020年6期
关键词:徐志摩胡适鲁迅

□唐小林

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孔庆东究竟算学者,还是作家?朋友们大都莫名其妙。说是学者吧,孔庆东根本就没有一本像样的学术著作;说是作家呢,他却连一本像样的文学作品都没有写过。即便是其当年因书商的包装和炒作一度暴得大名的《47楼207》,也并非真正的文学作品,而更像是插科打诨、撩拨观众的单口相声;他的《国文国史三十年》,口水多过茶水,谬误百出,被杨光祖教授称为“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

遗憾的是,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为《国文国史三十年》作序时,给予了孔庆东言过其实的赞扬。温儒敏明明知道孔庆东的文章“太过意绪出发,毫无现实操作性”,却又毫无原则地将这种“意绪”赞为“片面的深刻”,并吹捧说:“如今中文系缺少‘文气’,能有多少老师真的会写文章?孔庆东起码活跃了‘文气’,何况他收放自如,学术研究也水平很高。”“庆东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早已抵达现代文学的学术前沿,而且总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观点闪亮呈现,只不过这些实绩都被他的博客盛名掩盖了。”“孔庆东讲课思路非常活跃,他不满足于只讲文学史,同时要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说,他要通过文学来讲‘国史’。”

我真希望温先生冷静下来,摒除学界的门阀气,看看孔庆东究竟是怎样一位“学界奇葩”。

荒腔走板,糟蹋鲁迅

孔庆东在自我介绍时,宣称自己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人称“北大醉侠”,被誉为“继钱锺书以来真正的幽默”,是“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主攻现代文学,兼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他自我吹嘘说:“北大图书馆的《鲁迅全集》常年都没有人借。但北大这种地方,偶尔有一学期《鲁迅全集》被借光了,一打听肯定是孔老师开课了。”

孔庆东在大学课堂、“百家讲坛”讲鲁迅,常常颠三倒四,肆意忽悠,成为当下令人担忧的学术生态的典型。他有部“学术著作”,叫做《正说鲁迅》,其中随处可见惨不忍睹的硬伤和自相矛盾的叙述。在该书中,孔庆东忽而说,鲁迅先生“留下的作品字数并不多,写了大概有200万字左右,与一些大文学家相比字数是少太多了”,忽而又说,鲁迅先生“在他一生六百多万字的书稿中,译作占到一半”。二百万和三百万(除去译作的字数),百万之差,孔庆东居然从来就没有认真过一下脑子吗?在他的《革命与金钱》中,居然出现了这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太空语”:“我们了锯到鲁迅把自己的金钱翻益S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正说鲁迅》一时成为学界的笑话,堪称中学语文纠错练习的“题库”。有学者统计,该书中的各种差错,至少有二百九十多处。

孔庆东讲鲁迅,动辄心潮起伏,任意发挥,讲着讲着就开始“跑火车”:“那个时候胡适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整理文物呢。那时还没有‘国学’这两个字,今天有人弘扬国学,可国学其实是‘五四’的儿子,因为有了‘五四运动’才有了‘国学’这两字。”孔庆东哪里知道,“国学”一词可谓“古已有之”。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而在1902年秋,梁启超就和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经学名家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和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并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出版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即便是普通的读者,想必也是耳熟能详。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孔庆东在讲解这篇作品时,却连基本的故事情节和时间顺序都没有搞清楚。孔庆东说:“阿Q除了精神上极度贫穷之外,在情感世界上也极度贫困,所以他想的第二个是女人,他把他平常见到的女人挨个想了一遍,谁有什么缺点都历数了一遍。假洋鬼子的老婆怎么怎么样?谁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样?最后都否定了,他的心还挺高,都看不上,他唯一看上的是叫吴妈的女仆,而吴妈也是受封建观念的毒害很深的,阿Q刚向她求爱,吴妈就要跳井,阿Q这方面是很惨的。”在这段叙述里,孔庆东把故事情节和时间顺序搞颠倒了。在鲁迅的小说中,长期处于性饥渴的阿Q,常常产生怪诞的心理:“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女一男在那里讲话,一定有勾当了”;女人真可恶,她们全都是“假正经”。于是,他便趁吴妈在赵太爷家洗完碗碟,坐在长凳上与其聊天之际,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和她“困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吴妈在“啊呀”地愣了一下之后,“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惊动了众人。此时吴妈的反应,与“受封建观念的毒害很深”并无关系,而是出自一个乡下老实女人的本能。邹七嫂劝她“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而她“只是哭,夹些话”,哪里说要跳井了?

至于阿Q历数一个个女人,那完全是阿Q对革命成功后的一种幻想——他幻想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一旦成功,“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到那时,赵太爷都得叫他“老Q”,所有的女人都会乖乖地由他挑选,而之前的那些女人,却没有一个入得了他的“法眼”……在这样的梦幻里,阿Q再一次用他的“精神胜利法”,为他当初得不到吴妈找到一个台阶——不是吴妈不愿和他“困觉”,而是他嫌吴妈脚太大。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精妙之处,孔庆东根本就没有领悟到。

孔庆东读不懂鲁迅,却又偏要强作解人。在《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孔庆东说:“中国从鲁迅去世到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乎都要从鲁迅那里寻找思想根源,都要重新解释一次鲁迅,社会才能前进。不重新解释鲁迅,社会就变不了。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研究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听说过哪个时代要转折,先得重新解释一遍《红楼梦》的,没有这个事情,这是鲁迅学与红学不一样的地方。文学就是政治,文学就是意识形态。我们现代文学中鲁迅是一个绝对的战略高地,乃兵家必争之地。”之所以老是会说出这样荒腔走板的话,我猜想,孔庆东是不是因为长期沉溺于武侠小说,从而总是产生出一种幻觉,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因为一味陶醉于骑士小说,一度走火入魔,时刻幻想着成为侠客,以致把羊群当成敌阵,或以为有谁时刻都在和自己争夺“战略高地”,于是便“大战风车”。

在当代学界,孔庆东堪称是一个著名的“鲁迅消费者”。孔庆东消费鲁迅,可说无所不用其极,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孔庆东说:“鲁迅这个人很不注意自己的健康。鲁迅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死亡的态度,一个是拼命做,一个是随便死。他不追求生命的长度,他讲究生命的质量和密度。……正因为他的这种生命态度,使他的晚年消耗很大,有了病也不及时治。抽烟、喝酒、吃零食,晚起晚睡不锻炼,所有这些毛病他全都有。还有人开玩笑,要加上一条太太比较年轻,可能这些都不利于鲁迅先生的身体健康。”孔庆东极不厚道地猜测说:“有时候我分析鲁迅这种人,他的潜意识是不是在有意地追求死亡呢?”概而言之,在孔庆东的妖化下,鲁迅先生就是在“故意找死”。孔庆东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鲁迅先生究竟因何去世,这只要看看他生前的密友许寿裳的《鲁迅传》,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先生虽然明察秋毫,洞悉人性,但绝对想不到,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会有孔庆东这样的学者,极为冷酷地消费他的死亡;也无法料到,古代昏君纵欲暴死和“红颜祸水”这盆脏水,居然泼到了他和夫人许广平身上。

为博眼球,狂喷名人

孔庆东的书中,处处充满着哗众取宠的戾气,乃至火药味和血腥气。为了博取读者的眼球,孔庆东常常罔顾事实,刻意妖化和狂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文学名人,连俞平伯和朱自清都被视为二流文人。这种恶意炒作,除了可暂时赢得某些浅薄的青睐和追捧外,早已被学界所唾弃。

在当代学界,孔庆东确乎已把鲁迅当成了工具,把文学史研究变成插科打诨、大肆招徕看客的“学术评书”。对看不顺眼的文学大家,孔庆东一律采取颠倒黑白的抹黑和狂喷。他说:“没有胡适这个人,历史便也这么过。胡适的作用就相当于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大家便也这么过。’……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的,胡适有什么高超的成就?胡适哲学上有自己的学术么?胡适有哪一条至理名言?……胡适之所以能留在文学史上是因为他适逢其时,赶上了第一拨儿,博客上叫‘坐沙发’,就是做(坐)了几回沙发和板凳而已。”“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

事实上,胡适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和思想界的意义是开创性和革命性的。他的《尝试集》,虽然在艺术性方面赶不上后来的许多新诗,但这就像当许多人都只能使用有线电话而又深感不便的时候,胡适先生却认认真真,埋头苦干,率先开始尝试研制无线电话,并成功生产出了“大哥大”。我们岂能因为今天有了便捷美观的智能手机,就指责当初发明“大哥大”的人?胡适先生告诫人们,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孔庆东说胡适是一个乏善可陈、“不读书的人”,并吹嘘自己“每天读几十万字的东西,而且还必须是上等精品”。这么大的阅读量,也只能是走马观花、浮皮潦草,所以,孔庆东才会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左支右绌,大出洋相——我非常怀疑,他究竟是怎样阅读的那些文学名著的。倘若真正认真读过原著,孔庆东怎么会将《西厢记》和《牡丹亭》混为一谈,把《牡丹亭》里的小姐杜丽娘,名字说成是崔莺莺,把杜丽娘的丫鬟春香,说成是《西厢记》里崔莺莺的丫鬟红娘呢?不仅如此,孔庆东还把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里祥林嫂的丈夫贺老六说成是“酒鬼”——祥林嫂的丈夫,明明是因伤寒而死,跟“酒鬼”哪里扯得上半毛钱的关系?

虽然自己的学问那么低,文学鉴赏能力那么差,孔庆东却总像高人,拼命贬低现代文学史上的众多大家。他的硕士导师钱理群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对徐志摩是这样评价的:“徐志摩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在灵感袭来的刹那间就抓住了其中的契合点,并且总有新鲜的发现,既在人们感觉、想象之外,又十分贴切、自然。徐志摩诗中经常出现令人惊叹的神来之笔,飞跃出除他之外别人不能创造的,只能称作‘徐志摩的意象’。……徐志摩以其令人叹服的生命活力、创造力和才情,成为中国新文学、新诗历史青春期的‘一道生命水’。”但是,在《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孔庆东却说:“喜欢徐志摩诗歌的人一般以青少年为主,你在中文系待着就知道了,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恐怕就没有喜欢徐志摩的了。中文系骂人有很多方式,其中一种是‘这人喜欢徐志摩’,这是一种中文系骂人的方式。”孔庆东这种无知的偏激,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浅薄无知、狂妄自大的病态特征。孔庆东还捏造说,徐志摩读书很差,“一定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事实上呢?1907年,徐志摩在其家乡硖石开智学堂读书,成绩全班第一,早有“神童”之誉,小小年纪就写出有苏洵《六国论》气势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1915年,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的入门弟子,同年留学美国,学习历史,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和一等荣誉奖。1921年,徐志摩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此违拗师意、罔顾事实,孔庆东是个好学生吗?

我们看到,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似乎成为孔庆东迅速走红的“秘笈”。在妖化徐志摩的同时,孔庆东还大肆贬低沈从文:“沈从文小说的特点是,他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他说在他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什么叫人性?阶级性不是人性吗?民族性不是人性吗?说作品写的是人性,这是一句废话。所有的性都是人性,你只要写了人,就是人性,除非你写得不好。就好像你不能开一个饭馆,说我这卖的是饭,这是废话。”孔庆东轻狂地说:“我的感觉是沈从文好的作品也就《边城》《长河》那么几篇。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很差的,有些作品还是中学生作文水平,因为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很多句子都是病句,错别字连篇。把沈从文吹得神乎其神都是那些没水平、有邪念的学者干的事情。”看到孔庆东这种对沈从文先生无理取闹的恶评,我只能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形容。孔庆东如此鲁莽灭裂地诋毁沈从文先生,不禁使人想起胡适先生的名言:“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这种逞一时口舌之快的轻率学风,无异于一种学术公害。

胡编乱造,信口雌黄

在当今学界,孔庆东是一个怪异的存在,大学讲台俨然已成为其表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孔庆东出乖露丑,硬伤迭出,各种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和形形色色的闹剧,层出不穷,应有尽有。他说:“杂文本来不算文学,是鲁迅几乎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把杂文变成了一种文体,所以今天讲文学史的时候经常要讲杂文。”孔庆东似乎不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列有专章谈论杂文。熟悉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从先秦时代开始,杂文就已经开始出现;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杂文已经非常成熟;到了宋代苏洵,杂文写作更是蔚为大观;明代刘基的杂文《卖柑者言》中的名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难道孔庆东能说韩愈、柳宗元、苏洵、刘基这些古代文学大师的杂文不算文学?

孔庆东说:“中国的文化主要掌握在两种人手里。一个是士大夫,一个是妓女。就这两种。为什么提到妓女呢?因为家庭妇女没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家庭妇女做妻子的只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她没有必要有文化。有文化想这想那的,思想就不老实了。所以古代社会最有文化的妇女全都是青楼女子。为什么士大夫喜欢到青楼去呢?寻找知音去了。”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却一再辱没孔门学风。孔子早就告诉过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试问,卓文君、蔡文姬、卫夫人、谢道韫、上官婉儿、李清照、管道升这些古代女性,不可谓没有文化吧,她们中哪一个是青楼女子?说士大夫到青楼寻找知音,但愿这是一种戏谑,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凭空臆想。

只要读一读孔庆东的书,我们就可以发现,他虽然身为中文系教授,但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学天赋,根本就谈不出一部文学作品究竟好在哪里。所以,他只能谈一些文学以外的东西,甚至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坛八卦。如果没有八卦可谈,他还会杜撰一段。

在谈到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时,孔庆东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胡编乱造:“他本人从小长期生活在国外,中国话说得很差。他的外语比汉语好,可现在要用汉语写作,所以他的汉语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李金发的语言是混杂型的,有外文翻译体的感觉,有文言的感觉,比如他的句子里经常有‘之’这样的文言词出现。”

事实上,李金发长期生活在他的家乡——广东省梅县梅南镇罗田上村。十五岁时,李金发到梅州市区读书,直到1919年才与同学一起离开家乡,赴香港学习英文;也就是说,从小到大,李金发都一直生活在广东,哪里像孔庆东臆造的那样,“中国话说得很差”“外语比汉语好”?李金发写诗,学习的是法国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孔庆东不懂诗歌,尤其不懂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方法,所以就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不懂装懂,信口雌黄。

张口就来是孔庆东的一贯手法。他说:“根据我的理解,中文系其实也是历史系。历史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对于学中文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功夫是历史学的功夫。……司马迁,我们相信他人格很伟大,但是正因为他人格很伟大,他的立场太鲜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残暴的统治,这个立场可能导致他的记载不客观。……司马迁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有他个人鲜明的立场,所以他写的历史到底真实度如何?这是要画个问号的。”这种逻辑混乱的表述,完全就是颠倒是非——难道历史应该由那些站在人民立场之外的阴鸷小人来书写,才会客观真实?

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游谈无根,早已逸出了文学范畴。他有时像江湖郎中、八字先生。他毫不隐晦地说:“要想通过提问获得知识,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热狗狗也。”有位高二学生向他请教:“我无法安心读书,甚至想转班。希望老师你帮我算一下,我身边是不是有小人出现,我该怎么对待?”孔庆东是这么说的:“你的八字是己卯年甲戌月辛酉日辛卯时,鸡兔同笼加个狗,考虑问题不大气,五行缺水火,金比较多,所以你跟环境容易产生矛盾。”这哪里还有一点学者气息?分明就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转世嘛。

走火入魔,宣扬暴力

因为陷入武侠小说的泥淖,沉溺于疯狂的打斗、复仇和血腥的屠杀,孔庆东早已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无论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还是著书作文,他时刻都忘不了宣扬残酷的血腥世界,煽动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

小时候一定要打过架。要殴打过别人,被别人殴打过,打得很惨,骑在身上打,打得头破血流的,你才知道什么是生命,长大之后你才知道怎样去尊重生命。

小时候欺负过女孩子的男孩子,长大之后他知道保护妇女。

——《国文国史三十年》

违反了禁忌怎么办?打!通过打,使被打者懂得了规矩,融入了集体,保护了自己,提升了素质。所以打就是爱。

——《五十五岁花满天》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小孩是必须要学会打架的,不然大了肯定出问题。我本人是参加过两百多人的群殴的……

——《笑书神侠》

从这些奇谈怪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庆东始终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动物思维”——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在孔庆东看来,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拳头来解决。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是绝不会毫无底线地胡言乱语,煽动孩子们从小就满怀戾气和仇恨的。孔庆东说:“你看了《动物世界》,你能明白许许多多文学、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那是我们的原来,我们原来就是那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人生目的,难道就是为了使从动物中走来的人类,又重新回到动物中去?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无知和狂妄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一对歪瓜。且看孔庆东在《五十五岁花满天》中是怎样自我膨胀和王婆卖瓜的:

客观地说,《47楼207》是一篇很优秀的作品,开创了一种叙事文体,也开创了一种叙事文风,许多人想模仿,但都不能成功。这说明此文包含深层魅力,喜欢者虽多,未必都能体味。

其实本人后来的许多文章都越写越伟大,至少也是各有千秋,足以彪炳千古的。

你不觉得现在孔和尚貌似嘻嘻哈哈的微薄,正是在开创一种伟大的文体吗?你没有听说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说,鲁迅杂文孔微薄”吗?

不是俺王嫂卖瓜,你可以找一套《孔庆东文集》翻翻。

凡是六七百字到一千来字的文章,几乎都可以说是最佳范文。

孔和尚佩服的文章大家不少,但说到对付当今高考作文,就是孔夫子加鲁迅再加上二十八画生,也比不上孔和尚哉。

现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正常的速度下我两个小时也就读完了。如果要写书评或者序则四个小时足矣。我们搞当代文学的老师一个礼拜甚至能读十本以上的长篇小说。

——《无限江山——孔庆东谈文化》

看了这样的王婆卖瓜,我只能说:一、孔庆东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别人不敢说的,他都敢说;别人治不好的病,他都敢治,并且包医百病。二、孔庆东真的是太能忽悠了。

孔庆东提出的问题,都是“脑筋急转弯”一样的伪问题,谁要和他较真,谁就中了他的圈套。就说读书吧,两个小时读完一部长篇小说,估计也只能一目十行了。正因如此,他虽然号称读了一辈子鲁迅、讲了几十年文学课,但一本薄薄的《正说鲁迅》也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低级错误——孔庆东的“学术武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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