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茜，刘 彬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跨文化交际在世界交际舞台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如何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也成了当今炙手可热的话题。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则体现作家作品的强烈的民族和文化精神，并且内涵有一个民族独特的、丰富的语言特征[1]。因此文学作品翻译的好坏对于国外受众理解源语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问题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之后，学者们逐渐发现翻译具有文化特性[2]。20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的文化论的到来，此学派将跨文化翻译上升到跨文化交际过程的角度，脱离以往单层对文化的讨论，代之以多元文化研究[3]。翻译作为一种信息转化与传播行为，不仅在源语与目的语的转换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也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翻译好文学作品，弘扬源语文化，也成了世界各国翻译家们的一项艰巨任务。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中的两种策略自提出到现在一直受到众多翻译家们的“热宠”和众多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对源语文化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输出源语文化，达到归化与异化的平衡，也成了众多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白睿文(Berry，1974—)作为一名优秀的汉学家，曾翻译出版了《活着》《长恨歌》《野孩子》等作品，其本人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本文拟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实践入手，以白睿文的《活着》英译本为例，从跨文化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以揭示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平衡使用对传递源语文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