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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独贵龙”助力新牧区文化建设

2020-01-02宁雨霏

文化产业 2020年26期
关键词:民间文化牧区牧民

◎宁雨霏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随着牧民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广阔牧区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下面主要针对“文化独贵龙”助力新牧区文化建设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根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下发一系列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牧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以本文研究的乌审旗为例,2006年,旗政府针对在牧区进行的演艺活动,“组织建立起来了‘文化独贵龙’。它是以民间艺人为主体,服务于农牧民的民间组织”[1]。据笔者调查,同年乌审旗的各苏木镇上也组织了很多文化独贵龙。

革命“老区”乌审旗位于鄂尔多斯市西南部,是“独贵龙”运动的发源地[2]。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 《中国历史大辞典》《丝绸之路大辞典》等工具书中,对“独贵龙”定义的相同点如下:1.蒙古语“环形”和“圆圈”的音译;2.近代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种斗争形式;3.独贵龙成员签名时将名字排成换环形,以示参与成员的平等。历史上,“独贵龙”作为一种红色符号与合作形式,已经被蒙古族民众所熟知。解放初期,“独贵龙”一词也被用以代替“小组”在各种合作组织中使用,如模范独贵龙(小组)[3]、胡尔其独贵龙(牧民合作放牧小组)、索尔沁独贵龙(牧民定居小组)[4]以及放牧场使用权以组(独贵龙)落实[5]和参与文化建设的文明组(独贵龙)[6]。

本文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文化独贵龙为切入点,分析牧区民间文化组织形成的可能原因及其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人类的组织性和合群性,乃是形成社会和创造文化的必要前提”[7]。文化独贵龙是兼具现代和传统两种形式的牧区民间演艺组织。在由各镇、苏木政府所在地的牧民和退休干部组成的文化独贵龙中,其组织形式和发展完全是现代的,即在民政局和文化局进行备案注册,有法人,分管财务、艺术创作和联系演出的固定成员,同时,他们也能依靠家庭和日常演出收入,促进组织平稳健康运转。而那些分散于各个嘎查里的文化独贵龙,则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独贵龙组织,即遇事则聚,事毕则散。繁忙的农牧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使这些民间能人和文艺爱好者只能在节日和嘎查的其他大型活动中一展才艺。这种演出大多时候都是无偿的,但牧民们的这种热爱为新牧区文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本文研究理论主要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小传统”概念和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部分观点。

二、大传统和小传统中“文化独贵龙”的意义

鄂尔多斯地区民间一直有组织文艺队的传统,当乌审旗首次有牧民以“文化独贵龙”的名义进行小范围文艺活动时,旗政府和文化部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红色文化符号的复兴,并鼓励更多牧民参与到当地的文化建设中。本文所采用的“大传统”强调的是由国家提出、认可并支持的,比较制度化的文化,此处对应官方主导的牧区文化建设。“小传统”实指民间的、杂散的、口耳相传的、与老百姓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非官方的文化,也是民间的一种生活方式。此处主要指乌审旗民间组建独贵龙的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大小传统在乡村社会的互动可以看作是小传统能动地“解读”大传统的实践[8]。从文化独贵龙的发展过程来看,政府为了充实基层文化建设力量而扶持和激励民间自发组建的文化组织,并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在民间传播。这些举措同时也使民间文化组织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增强了牧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由此可见,传统的民间文化组织通过改造、调整自身来适应国家的利益诉求,在谋求一定合法性的同时,借助国家力量策略性地发展自身[9]。在新牧区建设中,政府应尊重拥有这些“小传统”的牧民,发挥他们在牧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三、“独贵龙”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新牧区建设就是要为牧民创造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因此如何利用牧区的内源性资源并实现其现代性转换至关重要。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林毓生指出,“创造的转化”具体内涵是“使用多元的思维模式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或改造,使经过重组或改造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变革的资源”[10]。近年来,牧民在经济生活日渐丰裕的同时,也开始充实自身的精神生活。因此原本是作为红色“革命俱乐部[11]”的独贵龙顺应时代需求,被创造性转化为“演艺俱乐部”,既填补牧民文化生活上的空缺,又促进了和谐新牧区的建设。

乌审旗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活态的形式保留在民间文化能人当中。然而他们中少有人能获得非遗传承人这一层面的认证,大部分人因年龄、学历等限制也无法成为乌兰牧骑的一员。文化独贵龙的出现给他们提供更易实现自身精神需求和人生价值的路径,且其演出内容植根乡土,顺应时代,表演形式也多来自于牧民的生产生活,因而能极大提高牧民的参与度。在政府的倡导下,各个文化独贵龙在日常实践中扶助弱残,既实现其成员的社会价值,又促使其成为民族地区传统社会资本创造性转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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