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韦卓

东亚文学以其得天独厚的特点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东亚文学是文化圈上的概念，由汉字、宗教、文化、律令制度等多个要素构成。东亚文学的核心是汉文化，同时也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学，“是一元的，也是多元的”[1]。因此，东亚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要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又要结合东亚这一区域的地理、人文等特点；既要考虑其核心中国汉文化的特点，又要关注各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北京师范大学张哲俊教授是东亚文学、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代表学者，其对中日韩三国语言和文学文化的研究具有独特见解，研究主题涉及范围广泛，其作品《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是较早地对东亚中日韩三国文学体系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

张哲俊教授在上编论述了汉字、儒学、佛教、道教等构成东亚文学重要要素的特点及其与东亚文学的关系。下编从东亚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出发，对东亚古典诗歌、古典小说、古典戏曲、东亚文学中的翻案现象、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等问题进行考察。张哲俊教授从比较文学的学术立场、微观与宏观结合的角度对东亚文学进行考察。《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每一章节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关。

本文将以《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一书的第一章——《汉字与东亚文学》为例，对张哲俊教授的行文思路、逻辑等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一、汉字在东亚的传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汉字具有悠久历史，并随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对日本、韩国等国家文字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文字不仅是简单的记录工具，且具有促进人类思想、文化等交流作用。汉字在东亚文学的形成、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作者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汉字在韩国和在日本的传播历史。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汉字东传最早的国家是韩国，中韩两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战国时期“明刀钱”上刻有“左”“右”“行”等汉字，金属器具背面也刻有汉字，“明刀钱”和金属器具传入韩国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公元前2世纪，燕国卫满到朝鲜北部建立卫氏朝鲜也促进了汉字的传播。虽然当时汉字、汉文传播的情形没有文献进行考证，但张哲俊教授通过《三国志·魏书》等史料记载，从外交、政治制度等方面论证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合理性。

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高句丽最早开始使用汉字，“这是由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北端的地理位置决定的”[2]。太学扃堂的设立和佛教的传入这两个重大事件促进了汉字在高句丽的传播。张哲俊教授通过《旧唐书·东夷传·高句丽》中的记载，对小兽林王在372年建立太学、利用汉字传授儒家经典等情形进行叙述；此外，对佛法经典的传入也进行了分析。

作者还对壬申誓记石上刻有的汉字，乡歌中使用的汉字，新罗统一后采取的措施——更改国名、国号、地名、官名，新罗语中固有名词向汉字词汇的变化等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简略概括了汉字在韩国系统传播的过程。作者论证过程详略得当，逻辑清晰。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百济王仁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带入日本，从而开始了有汉字的历史”[3]。然而，张哲俊教授认为这是汉字系统传入的标志。张哲俊教授认为同韩国一样，汉字在日本也大致经历了零星传入和系统传入的过程。

王充的《论衡》是较早记录中日交流的作品。然而，王充的记录是否可靠，尚未有定论。张哲俊教授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若其记录可靠则说明周成王时汉字已经传入日本。然而，其记载并不一定可靠，因为当时的航海技术并没有达到很先进的水平。

张哲俊教授通过以上考证，证明汉字在很早时期就已零星传入日本。王仁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带入日本，则是汉字系统传入的标志。日本较早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都是用汉字书写完成的。可以说这是汉字在日本较为普遍使用的标志。

随后作者对汉字与东亚文学的诞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汉字与东亚文学的诞生

“文学是以文字为工具、塑造艺术形象的作品。”[4]文字在从口传文学向书面文学演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张哲俊教授在《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论述了汉字在东亚文学诞生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了先行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汉字与东亚最初的翻译文学

作者以韩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箜篌引》为例进行分析。不过，《箜篌引》最初记载于中国晋崔豹的《古今注》中，而非韩国文献。其国别问题尚未有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作品，因为这首诗中的地名、人名等都是中国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韩国的翻译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将地名和人名中国化，而张哲俊教授认为《箜篌引》的国别问题颇有争议，还值得研究。《箜篌引》是民谣口传作品，没有具体的作者。较早的另一部韩国诗歌作品《龟旨歌》也是以汉字记录的民谣，是翻译作品。

这两部作品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韩国文学始于汉文学。……如没有汉文，便不会产生最初的诗歌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汉文是韩国文学产生的直接前提和结果。二是翻译为汉文诗歌的意义。……翻译文学是韩国文学史上的最早作品，这意味着韩国文学的产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此后韩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成为东亚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5]

汉字在翻译文学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其实，不仅韩国的文学是从翻译文学开始的，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文学大多也是从翻译文学起步的。

(二)汉字与东亚最初的母语文学标记

除了翻译文学，日本和韩国还有以汉字来标记母语文学的作品。日本和韩国母语文字出现前，汉字已经传入并且逐渐普及，因此，汉字在母语文字出现之前起到了记录母语文学的作用。然而，当时日本和韩国汉字的教育并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用汉字记录母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与困难。

在日本和韩国，用汉字记录母语文学的方法几乎相同，张哲俊教授以日本较早成书的《古事记》中的歌谣以及韩国较早的乡歌《薯童谣》为例，对日本人和韩国人用汉字记录母语文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从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汉字在标记日本、韩国等母语文学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这种标记方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汉字大部分都是起到标音的作用，因此很难通过汉字推测歌谣本身的含义。

由于日本和韩国的记录方法相似，张哲俊教授又提出了问题：日本和韩国的记录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对此，张哲俊教授以百济王仁到日本后创作的和歌为例进行叙述，得出两者可能存在一定关系的结论。

(三)汉字与东亚最初的创作文学

如前所述，张哲俊教授对自己的观点——《箜篌引》等是韩国较早的口传民谣而非创作作品进行了论述。韩国最早的个人创作作品是琉璃王的《黄鸟歌》。张哲俊教授对《黄鸟歌》与《诗经》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二者都是四言诗，且体裁、语句的运用都极其相似；《黄鸟歌》与《诗经·小雅·黄鸟》都是以失恋内容为体裁，《黄鸟歌》的第一句“翩翩黄鸟，雌雄相依”与《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中的“翩翩者鵻，载飞载下……翩翩者鵻，载飞载止”的句法十分相似。由此得出结论：琉璃王创作的《黄鸟歌》受到最早传入韩国的经典作品之一——《诗经》的影响，二者有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百济王仁对于促进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张哲俊教授认为是王仁将汉字系统地传入了日本。后人在日本大阪王仁的遗址处发现了一首和歌。这首和歌以汉文标记日文，据推测可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早记录为文的作品。如果此作品作者是王仁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王仁创作了日本最早的和歌。然而，这首和歌是否出自王仁之手，还需要考证。张哲俊教授认为，王仁创作和歌只能算是一种假说。

张哲俊教授通过从翻译文学、母语文学标记、创作文学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汉字与东亚文学诞生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较早时期东亚文学的形态以及汉字在其中的作用。

三、结语

张哲俊教授的著作《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是东亚文学、文化相关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本文以第一章——《汉字与东亚文学》为例，对作者的行文思路、逻辑等进行了分析、梳理、解读。

“东亚文化圈包括汉字、儒学、律令和中国化的佛教等思想文化要素。”[6]汉字作为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先决条件。汉字对东亚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是东亚文学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张哲俊教授以汉字在韩国、日本的传播为切入点，结合大量考古文献资料进行论述，并且对相关先行研究进行整理，条理清晰地论述了汉字在韩国、日本零散传入以及系统传入的历史、汉字与东亚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作者引用大量文献，涉及汉语、日语、韩语等，可见作者语言功底之深厚。

《东亚比较文学导论》的《汉字与东亚文学》一章对于东亚文学、东亚文化的研究具有指导、借鉴意义，其研究方法对于东亚文学、文化领域的学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