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帆 刘风光

《飞鸟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享誉国际、最负盛名的著作。325首清新隽永的无题小诗在歌咏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同时又富有灵动的哲思，语句受日式短歌俳句影响流畅简洁。国内《飞鸟集》翻译自郑振铎(1922)开始，后有陆晋德、徐翰林、白开元等人的译本，但郑译本被公认是国内最经典的译本[1]。2015年，冯唐区别于传统翻译的全新译本问世后评价分化达到极端。

学界也通过不同视角对《飞鸟集》郑译本和冯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包括在忠实原则视角下选取合适的语料库探究译本的风格变异问题[2]；以文化取向为出发点，对比分析翻译策略差异[3]；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究译者显形和诗学重构现象[4]，探究两位译者诗学观差异及其对译文的影响[5]；结合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四步骤分析二者分别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地位[6]。目前并没有学者从语用顺应论视角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二者差异和影响的。

本文选取《飞鸟集》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原文及译文为研究对象，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两位译者在顺应意识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其二，从语境关系顺应和语言结构顺应角度来看，两个译本存在哪些差异？其三，如果差异存在，对诗歌交际效果会产生何种影响？

一、语用顺应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后期，Jef Verschueren提出了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基础的语言综观论，顺应论是这一思想的核心。考虑到语言使用是一种受到认知、社会和文化多层面影响制约的语用交际行为，Verschueren希望用一以贯之的较为宏观的理论框架解释阐述语言现象。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是在不同交际需要的驱动下，受或高或低的意识程度支配的一系列选择行为。语言选择基于语言的三种特性，即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其中顺应性居于核心地位[7]。顺应论从四个维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意识突显程度，对语言选择行为进行解释。语境关系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为语篇内上下文，后者涵盖交际对象双方、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顺应语言结构则体现在语音、语体、语码、词素、词汇、句式和句法等多个层面的语言选择。顺应过程中每种选择都不是割裂的、固定的、机械的，相反是联系的、变化的、灵活的。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认知心理状态和能动性，也会影响语言的选择，进而影响交际效果。

语用学和翻译都注重对交际信息的正确理解和恰当使用、传递，所以二者联系十分紧密[8]。在翻译实践中，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原语和译语的字句一一对应[9]。翻译是一个受多方面因素制约，需要不断调整、做出合适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而诗歌文本形式短小精悍，语言高度凝练，其阐释空间区别于其他文学文本。诗歌意象和语境的不确定性，表达形式和语言使用的特殊性都决定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10]。因此，译者需要格外注意诗歌翻译的动态顺应，以期减少经典诗歌文本语用等效和交际价值的损失。

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

翻译的选择体现在各个维度上，确定当译之本更是首要选择[11]。郑振铎(1898—1958)在其译本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他的“选择”主张：源语和译语的差异导致散文诗中部分特用的文词和隐喻暗示性强的句法具有不可译性。直译不可达意，稍加诠释则致原文风韵和含蓄丧失。因此，郑振铎主张诗集的翻译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受译者的兴趣与能力制约[12]。同时，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坛主力军，郑振铎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经世致用的翻译理念。在译本序言末尾，郑振铎表明：“我的译文自信是很忠实的。”[13]而当代著名作家冯唐翻译的《飞鸟集》遵循自己独到的翻译理念和个人典型风格。在其译本末尾的自述中表示，自己“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甚至于“翻译中一半的时间是在寻找最佳的押韵”，承认自己“没百分之百尊重原文”，认为诗歌翻译需要更加“有我”[14]。

意识程度在顺应论四个维度中占据主导地位。语言使用者个体心理和经历的差异及时代差异会导致顺应意识突显程度有所不同，受其支配的语言表现也有所不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郑振铎和冯唐的顺应意识突显程度具有明显差异。下文笔者将深入对比分析在不同顺应意识程度支配下二者译文的具体差异。

三、《飞鸟集》郑译本和冯译本对比

(一)语境关系顺应

语境涵盖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交际对象双方、社交、物理和心理四个维度互相影响，共同构建有机统一的交际语境。社交层面涉及社会场合、情境、规范和原则等；物理层面包括时空的构建和指称；心理层面则包含情感、个性、信念和意愿等认知心理因素。

例(1)：

原文：In my solitude of heart I feel the sigh of this widowed evening veiled/ with mist and rain.(1)文中泰戈尔英文诗歌原文均出自:[印]泰戈尔.冯唐译.飞鸟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郑译文：这寡独的黄昏，幕着雾与雨，我在我的心的孤寂里，感觉到它的叹息。

冯译文：在我心的苦寂中/我听到夜的叹息/雾/雨。

原文的with介词结构表明“雾”和“雨”都是与前面“孤独的黄昏”相伴相融的意象，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在雾雨朦胧的黄昏之际“我”内心的孤寂和忧伤。郑振铎译成“寡独的黄昏，幕着雾和雨”，渲染呼应下文“我”的内心感觉。其散文体译文能较好地将这一物理场景完整连贯地描绘出来，充实了语言语境，通过环境营造、气氛烘托，使得情感晓畅地传递到读者心中，引起共鸣。而冯译文追求诗歌的形式简洁，丢弃了对“夜”的修饰成分的翻译，没有将“widowed”(寡独的)词意和with结构的逻辑译出，而是将“雾”和“雨”独立出来，单独并列置于句末，且前文末尾是与之并无关联的“叹息”。这种字句安排使得场景缺少融合感和逻辑感，没能与语境的物理世界较好地顺应，也不便于读者理解。

例(2)：

原文：Sorrow is hushed into peace in my heart like the evening among / the silent trees.

郑译文：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中。

冯译文：痛在我心里渐渐平和/夜在树林里一字不说。

原诗旨在用笼罩山林的无声夜色渲染类比在“我”心中逐渐沉淀的忧思，表明哀伤之感可以淡化却不可完全消除和摆脱。笔者认为，在此句诗中，“like”至关重要，因为它应和了前后两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也是提示比喻修辞的词眼。“忧思平息”和“暮色降临”都是动态的，郑振铎一个“正如”串联了两个变化，顺应了语言语境，也让读者的心理过程自然过渡，情感得以流畅传递。而冯译文割裂了语句的逻辑，牺牲了连接两个状态描写的关键词“like”的翻译，用两个独立的句式分说“痛的渐渐平和”与“夜的一字不说”，没有恰当体现该句修辞，且联系缺失，有破碎孤立之感，影响诗歌传情效果。

(二)语言结构顺应

对语言结构的顺应涉及具体的语音结构、语体语码、词素词汇、分句命题等的选择。本文主要分析两个译本在语句长度和语音形式方面体现的语言结构顺应情况。

例(3)

原文：Shadow, with her veil drawn, follows Light in secret meekness, / with her silent steps of love.

郑译文：带着面纱的影子/随着光的步子/爱恋/柔软。

冯译文：阴影戴上她的面幕，秘密地，温顺地，用她的沉默的爱的脚步，跟在“光”后边。

郑译文中的“阴影”有娓娓道来之感：戴上面纱，脚步沉默而充满爱意，秘密而温顺地跟随着“光”。其擅长以散文体保留诗句的神韵和诗意，与原语成分结构相似，长度相似，表意清晰完整，音韵和谐动人。冯唐则追求形式，崇尚至简，寥寥数字描绘了“影子”，并且省略了原文两次出现的第三人称指示语“her”，省略了“secret”和“silent”。冯译文中“love”和“meekness”被译为“爱恋”和“柔软”，仅以词语形式单独置后并列，表义较为孤立。原文中诗人塑造了一个温柔羞怯甚至有些隐忍卑微的“影子”形象。冯译本打破了原文的形式结构，过分追求语言的凝练和对等，刻意遗漏细节信息的翻译，因此没有很好地顺应原文的语言结构，不能生动体现出原诗“影子”的特点，有失原文意境。

例(4)：

原文：Bees sip honey from flowers and hum their thanks when they leave.

The gaudy butterfly is sure that the flowers owe thanks to him.

郑译文：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盈盈道谢。浮华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该向它道谢的。

冯译文：蜜蜂采蜜/道谢辞花/浪蝶觉得花应该谢谢他。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郑译文的散文形式简单平实但表意准确；而冯译文则过分追求形式，以形害意，生硬的对称结构和押韵没有顺应原文句式和语音形式，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在对原句字词“gaudy”(华而不实的，俗丽的)的处理上也出现了错译，没有很好地顺应经典诗歌文学的格调，引起很多读者反感甚至抵触。原诗意在表达谦卑者比高傲者更懂得感恩的内涵，冯唐“喧宾夺主”的结构形式和词汇选择干扰了读者的注意力，有碍读者品味原诗的哲思。

总体而言，郑译文虽平实，但更加忠实于原文的表意、结构和情感意境，能较为恰当地顺应原文的多维语境和散文诗体，体现原作语言的经典风格和深刻内涵。而冯译文并未完全顺应原文语意和语言结构，过分关注押韵，存在漏译、错译，有损部分原诗的文学及审美价值，有碍经典诗歌文本教化怡情的社会功能。

四、结语

本文从顺应论视角对比分析郑振铎和冯唐二者顺应意识程度的差异和译本在语义表达、结构转化、意象处理、意境传递等诗学要素处理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笔者发现：郑译本对原诗语义、结构、意象、意境等诗学要素方面的顺应较为全面，适当地进行语境补缺和语用充实；而冯译本个人风格过于突显，未能较好地顺应原作和读者，因此二者译作的语用交际功能、文学审美价值和大众接受程度也有所差异。诗歌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跨语言的语用交际，原作、译作、读者之间构建的语言语境顺应与否，顺应程度的差别，都会直接影响诗歌翻译的交际效果。顺应论对经典诗歌文本翻译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动态顺应要求译者在原作的合理制约下充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15]，在翻译实践中要强调顺应的动态性，保持顺应的意识性。译者应在宏观上把握顺应，考虑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风格，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期待，双方所处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信息等，做到顺应交际双方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同时要在微观上把握顺应，关注语音词句、语义连贯等语言结构。不能“顾此失彼”，要进行综合视角下的选择平衡，以期实现原语和译语多层面上的语用等效，通过最佳顺应最大限度地去“获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用等值”[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