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奇

绿色的时代，呼唤绿色的思想。自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绿色发展是基于对传统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反思而形成的全新的革命性发展理念，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徽文化内容广博、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系列性等突出特点，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和活化石，其中也蕴含着先贤关于绿色发展的朴素认知和辩证思考，值得深入探究。

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所以，徽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思想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自然的范畴又可以划分为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基于此，徽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思想又可以分为人与天然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工自然的和谐、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的和谐三大部分，下文将从这三部分分别论述徽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一、人与天然自然的和谐

人是由天然自然产生的，是天然自然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天然自然的存在发展理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高度的相关性。在徽文化中，人与天然自然的和谐建立在人与天然自然的有机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徽州先民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同时，人通过了解掌握自然规律对天然自然产生能动的影响，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

(一)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观

徽文化中蕴含着古代徽州人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价值观，这是他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这种生态价值观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关爱自然

北宋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大众是同胞，世间万物是朋友和伙伴，主张善待自然，普爱万物。徽州人朱熹充分肯定了张载的这一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当事亲之道以事天地”，要求人类要对自然一视同仁，用关爱亲人方式来对待自然，关爱自然。深受新安理学熏陶的徽州先民，在朱子古训等经典文化的指导下，重视自然环境，积极保护生态，用“事亲之道以事天地”的方式，世世代代用心守护绿水青山。大量徽州古代文献资料证明，古代徽州人普遍以宗族家法、乡约村规的形式进行环境保护，内容包括禁伐禁渔、保护山林植被、保护水源、保护土壤、保护野生动物等。如歙县鲍氏宗祠保存的鲍氏族规石碑明确记载了对于“盗砍荫木、破坏村落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族丁给予‘永不发放祠谷，用不准籴祠谷’”[1]的惩罚。江西婺源县清代《目录十六条》中封山“禁帖”规定：“嗣后内外人等，一概毋许入山樵采，窃取桠枝，盗砍成林树木，如有犯者，众业主坐其侵害之家，照禁规公罚演戏，赔偿树命。倘恃顽挠众者，即开载循环究治，决不姑贷。”[2]道光年间黟县西递胡氏《公议禁碑》规定：“井前坦上无许倒垃圾；井泉水无许搀粪，如有违者，公罚银。”[3]在今天的徽州乡村，仍能在桥口、村头、山脚、路口看到古人所立的“禁伐”“禁渔”“奉宪禁渔养生”等各类禁约石碑[4]。

2.关爱生命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保护自然环境，徽州先民将关爱从人自身扩展到其他生命，大力提倡保护动物，这在徽州文书中也有明确体现。徽州济阳江氏家训中提到：“以口腹之欲态杀生灵，仁者所不忍。”[5]告诫族人不能因自己的口腹之欲滥杀生灵。歙县呈坎罗氏家族《祖训》规定了“养生溪”的明确范围，该范围内“禁止捕钓，如违，一律严惩”[6]。祁门县环沙村在村旁河口立有一块“放生碑”，该碑碑文规定“上至双河口起，下至弯袋坑口止”的水域内严禁捕捞鱼虾，只供放生[7]。

(二)尊重规律的生态实践观

徽州人追求人与天然自然的和谐，还表现在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更加有效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少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徽州人秉持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态度，突出表现为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

1.因时制宜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民以食为天，农业种植是生存之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智慧的中国人总结出了诸如二十四节气等节律指导农事，徽州人也不例外。徽州人根据一年四季的气象和气候变化进行不同的农业活动。清嘉庆《黟县志·地理志》就详细记录了当地谷物种植进行的时间节律：

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秧生五、六寸，拔而莳之，高七八寸则耘之，耘毕放水熇之；苗既长茂，薅去良莠，相土所宜者而粪之，复引水浸之，及时而收获之。崔实曰：三月可种粳稻。

徽州许多农谚也蕴含着因时制宜、遵循节律的理念，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懵里懵懂，清明下种”“谷雨很少摘，立夏摘不辍”“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处暑萝卜白露菜，寒露菜籽霜降麦”“吃了清明饺，种子田里地里插；吃了艾叶饺，一年四季百病消”。

《新安竹枝词》也有类似内容：“清明灵草遍生芽，入夏松萝味便差。多少归宁红袖女，也随阿母摘新茶。”这是说，松萝茶要在清明时节采摘，若到了入夏时节，味道就差了，所以出嫁的女儿也回家帮忙采茶。还有“油菜花残麦穗长，家家浸种办栽秧”“红英紫笋簇山尖，谷雨岩前玉手纤；莫笑发边云影乱，一朝忙过未盈襜”[8]等描写时令的竹枝词。

2.因地制宜

古代徽州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徽州地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单位耕地面积产出粮食的产量是有限的，徽州地区多山的地形决定山地、坡地并不适宜粮食种植，过度开山造林则会引发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必须因地制宜，使农业生产结构更加合理，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经济产出和综合效益，以购买粮食。徽州地区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多种经营，广泛种植毛竹、松树、杉树、桑树(养蚕)、油桐、漆树、茶树、果树、棉麻等经济作物，形成了高山林地、低山茶园、山谷稻粮的立体种植结构，充分利用不同地形的价值。产出的经济作物向外地运输销售，再购入粮食，有效解决了人多地少的压力。

(三)节约循环的资源利用观

徽州人在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自觉形成了节约利用、高效利用、循环利用的观念，与当代人熟知的3R原则“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再循环(Recycling)”已经非常相似。节约利用是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资源消耗，高效利用是提高利用效率，循环利用是对资源价值的多次开发，节约利用、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三大理念构成了徽州人生态实践中的资源利用观。

1.节约利用

对待生产生活资料，徽州人秉持“节用爱物”的理念，采取了尽量节约的方式。弘治《徽州府志》记载：“黟县民朴而俭，祁门俗尚勤俭，婺源不尚浮华。”明人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写道：“吾郡民俗织俭，务蓄藏。”[9]清人许承尧则在《歙事闲谭》里写道：“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城市日鬻仅数猪，乡村尤俭。羊惟大祭用之，鸡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10]

徽州人崇尚节俭，民间还流传着不少关于节俭、甚至太过吝啬的故事。徽州有一则笑话，有个人外出，除了干粮就只带了一个咸鸭蛋用来佐餐，每次吃饭只用筷子在咸鸭蛋上蘸一下。路途遥远，咸鸭蛋被蘸得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有一天他正吃饭，一阵风吹来，将鸭蛋壳吹落河中，他只好惋惜地说“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尽管戏谑，却也生动刻画了徽州人节俭的生活习性。

2.高效利用

徽州山多地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不得不对各类资源进行高效利用。为了方便农业灌溉，徽州人吸取先进技术，改进了当地原有的灌溉工具，广泛挖塘、凿渠、修坝、筑堨，兴建水利工程，变水患为水利，对生态平衡和调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熹曾提到：“陂塘水利，农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兴修，取令多蓄水泉，准备将来灌溉。”[11]徽州府曾修建渔梁坝，历经唐宋元明清，屡坍屡修。该坝长143米，顶宽6米，底宽28米，高约5米，横练截江，具有泄洪防旱、截流行船、美化环境、涵养水源等多重功能，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号称“江南都江堰”。

在日常生活中，为最大限度保存和利用食材，避免腐烂、浪费，徽州人熟练掌握了风干、腊制、腌制等技术，对鸡鸭鱼肉、各类蔬菜、菌类、山笋等进行相应处理，以达到长期储存、高效利用的目的，发明了徽州火腿、腌鲜臭鳜鱼、毛豆腐、刀板香等既耐储存又味道鲜美的徽州名菜。

3.循环利用

循环利用是指物品在完成其原有使用功能之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对资源的使用价值进行循环开发，以达到可持续的目的，这在古代徽州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体现。如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辖镇宏村，在明代时就建成了非常超前的水循环净化再利用系统“牛形村”。智慧的宏村先民依照牛的形象设计仿生水系，将西溪之水引入村内，通过“牛肠”水圳流经每家每户，正如诗云“浣汲未妨溪路远，家家门巷有清渠”。宏村中心修建有池塘月沼，即“牛胃”，将流水汇集为“内阳水”。水中的食物残渣等养分物质进入月沼后能供养水中鱼类，沉淀过滤后的水又从月沼中流出，经“牛肠”流向村外的南湖，即“牛肚”，剩余养分再次供养鱼和莲藕、菱角等水产。在南湖中二次沉淀过滤后的水最后复归西溪，完成了一个循环。如此精妙绝伦的水系设计堪称千年一绝，实现了对水资源的循环、充分利用，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

二、人与人工自然的和谐

人的一切活动本质力量应该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产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而不是为了伤害人类、毁灭人类。这就意味着人类所创造的人工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即人工自然有一定的利人作用，具体表现为增益作用、消费功能、审美效应[12]。

(一)增益作用

增益作用即人工自然对人类能力及地位的强化作用，主要是指人工自然能够延伸、增强人体器官的功能[13]。增益作用要求的是对人工自然“异化”状态的扬弃，追求工具性人工自然与人的和谐。这种增益作用主要体现在古代徽州的科学技术和各类技术工具方面。

与新安理学相比，古代徽州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同样辉煌灿烂，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和能工巧匠，分别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地学、农学、机械制作、工程技术等方面形产生了突出的成果[14]。计算工具方面，程大位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卷尺“丈量步车”；天文观测工具方面，郑复光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测天望远镜，齐彦槐研制了中星仪、天球仪等天文仪器；水利灌溉工具方面，黄履庄、戴震、齐彦槐先后对“龙尾车”进行了制作和实验，“一人能转多车，灌溉最便”；堪舆工具方面，徽州的万安罗盘制作工艺精良、精密度高，被誉为“罗盘正宗”，广泛应用于天文、地理、航海、军事、风水等领域。这些技术工具无疑对徽州人的生产生活起到了明显的“增益”作用。

(二)消费功能

消费功能主要是人工自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质量和消费水平，追求生活性人工自然与人的和谐[15]。

以徽州古民居为例，建筑布局和空间细节处处体现出生活性的人工自然与人的和谐。徽州古民居在形制上主要为“地床+高床+天井”模式，下层中间是客厅，两侧是农具杂物堆放的空间，上层为居住的卧室。这种建筑结构下部开放，有利于空气流通，兼具防潮和防蛇虫的功能。墙体多为空斗砖墙，外表平整少凸凹，封闭，刷白，开窗面积小，这样的设计，夏季能减少阳光照射和热量传导，冬季能阻挡室外寒气。客厅地板下开凿一深井，上漏一孔，具有冬暖夏凉的温度调节作用，又能对食物进行保鲜储存。屋宅两侧山墙顶部砌有高出屋顶的“封火墙”，形似马头，又称“马头墙”，具有防火功能，“马头墙”与天井、高墙的结合又增加了居宅的防盗功能。天井能够有效采光、通风散气、蓄积雨水，雨水顺天井流下，归于堂下，是为“四水归堂”“肥水不流外人田”。蓄积的水一部分成为生活用水，溢出的水经暗渠流入房外的水圳等人工水系，最终汇入湖沼河流。天井下的院子里普遍栽种绿植，修池养鱼，通过客厅暗井、水圳、天井、高窗等通道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它几乎不需要耗能设备运作，熵值接近于零，同时能引入负熵流，营造出一种适合人类生理需求又兼具自然审美的小环境和微气候，“绝无多费而奇情妙趣尽在其中”，可以称作是“天人合一”的生活性和谐典范。

(三)审美效应

审美是人类的本性追求，当人工自然在人们面前呈现成为人们鉴赏、审视的对象时，能够引发人的美感体验、陶冶人的审美情趣，使人感受到审美带来的愉悦感，人工自然的这一性能即是其审美效应[16]。

徽州是南北文化交汇沉积之处，中原移民汉文化和山越土著文化融和，儒释道三教文化互通，在多元交流中凝结了独特的审美个性，在个性中追求人工自然的审美价值。徽州村落在选址、设计、布局、构建中坚持“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巧借山川地形创造出了牛形村、蝴蝶村、船形村、八卦村等令人叫绝的仿生、宜居杰作，集生态美、情态美、形态美于一体，蕴含了风水、伦理和意象等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国画里乡村”的美景。徽州民居是天人合一之美的意境流露，徽州祠堂是神圣庄严之美的独特体现，徽州牌坊是形式之美的实践。徽州建筑之美，美在水口园林的自然灵动，美在“粉墙黛瓦马头墙”的朴素典雅，美在天井下的“四水归堂”生态意境。“徽州三雕”是装饰的线条之美、图形的象征之美、谐音的口彩之美、寓意的文化之美、徽风儒韵的气质之美。凡此种种，均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趣味，这是徽州人工自然在审美效应上与人的和谐。

综上所述，增益作用是人与人工自然“真”的和谐，消费功能是人与人工自然“善”的和谐，审美效应是人与人工自然“美”的和谐，徽文化中人与人工自然在“真”“善”“美”三方面都能够递进实现和谐。

三、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和谐

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二者一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物质环境系统。人工自然是连接人与天然自然的渠道和中介，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努力促进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的和谐。如何实现这种和谐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徽州先民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一)形式协调

形式协调即是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在空间、形状、尺度、比例、色彩、线条等外在形象上的和谐。徽文化中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形式协调主要表现在园林建筑的选址和构造之中。一是村落选址天人合一。在人文思想、自然环境、风水观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徽州古村落作为人工自然的载体，在选址、布局上十分讲究整体性和实用性。徽州先民科学选择地理位置，依据原有的山川地貌进行规划和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对地形地貌进行适当改造，实现了村落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营造出“天人合一”的和谐图景。二是园林营建因地制宜。对于风水条件不够完美、自然条件不佳的村落位置，徽州居民会积极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造，即风水中所称的“补基”，通过营建塘坝、水口、水圳、湖沼等方式加以改进，使村落的整体轮廓与所处的地形地貌、山形水系和谐统一。在具体营建中，徽州村落多以自然条件为布局线索，空间格局、结构形态从整体出发，合理规划，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作用，同时兼具舒适性和观赏性。街巷格局以水为主线，长短交错，路随溪弯，村随溪转，民居、祠堂、书院、亭阁、路桥、牌坊等逐水而建，村庄与山水融为一体，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交相辉映，形成了“循自然和谐之理，呈相生相融之态”的景观风貌。三是民居空间对称变化。空间上对称而富有变化的“人工自然天然自然综合体”能够使人赏心悦目。徽州民居建筑在空间上是三合院形式，平面结构多呈“凹”字形，三开间，沿中轴左右对称，各建筑空间单元以天井为中心进行布置。在这种结构基础上，徽州民居又演化出其他变化，沿中轴线向前后方延伸，衍生出“回”字形、“曰”字形、“H”形等多种形制。建筑内部的雕梁画栋同样讲究整齐和对称，营造出庄重大气的内部观感。外部的檐、窗、龛、门犹如人面部的眉、眼、鼻、口，布局对称，尺寸比例恰到好处。在村落整体中，大量房屋连成一片，既有对称，又有线条起伏交错，富有层次感和变化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二)作用互利

人工自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在于它和天然自然之间有益的相互作用。在古代，村落系统是最主要的人工自然物。徽州村落的选址和营建崇尚“枕山、环水、面屏”，即村落依山而建，周围有河流湖泊环绕，前方有低山为屏障。尽管徽州人的这种理念源于风水之学，但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考察，背山而居能够在冬季抵御北方寒流，在夏季享受山间凉风；河湖环绕能够为日常生活、农田灌溉、禽畜养殖、建筑防火、交通运输等提供极大便利；前方低山屏障既能保证较为充足的日照条件，又能阻挡狂风，是一种理想的人居环境。

千百年来，徽州人按照朴素的生态价值观，因地制宜，营建的水口、水系、水利设施、村落、园林、建筑等人工自然物，与天然自然形成了一个“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环环相扣，同时具备高度适应性和调控能力的有机系统。在这种相融共生的宜人结构下，人工自然与天人自然并行而不相害，共处互济，相辅相成，作用互利，基本实现了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

(三)意蕴相洽

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的和谐，除了形式统一、作用互利，还包括意蕴相洽。意蕴相洽是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所表现出的象征意义高度统一，互为强化因子，使系统的主题和内涵更加鲜明，形成意境相通、氛围彼此烘托、意象圆满规整的立体诗画。

就徽州的人工自然系统而言，建筑风格、空间结构、色彩搭配、单体功能等方面都深刻体现自然规律，深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影响。徽州村落水雾袅袅，庭院深深，雕镂轩窗，天井高墙，长廊水榭，曲径通幽，楼台千坐，烟霞百里，柳上池雨，滴碎荷声，犹如一幅幅工笔画卷，“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徽州古建筑以黑白灰三种颜色为主，在古代传统文化中，色彩通常划分为美色、恶色、正色、杂色等类别，黑白二色为正色，分别代表阴阳、乾坤、天地等诸多意象，灰色是二者的中和。黑白灰为徽州村落的基调，粉墙黛瓦马头墙与周围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相互映衬，给人一种天籁合韵的视觉享受。黑白灰三种颜色得体合宜、恰到好处的运用，比其他艳丽的色彩更具表现张力，犹如中国书法和国画的水墨渲染，大巧若拙、大道至简，虚实相生，返璞归真，引发无尽意境，生发人文情趣，景因情愈美，情因景愈浓。

四、结语

当今时代，必须将绿色发展思想融入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之中，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绿色发展道路就是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绿色实践和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文化的浸润和支撑。绿色文化的挖掘、整体、推广能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亲密，加深人们对绿色发展的理解，激发人们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的情感。徽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却蕴含着超越时空、超越制度的积极意义和永恒价值。其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尊重规律的生态实践观”等朴素的哲学观念，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发展观、绿色发展观高度一致。为了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价值观，理应从徽文化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先人的生态智慧和绿色理念，积极培育绿色文化，让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