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 张传运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的发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技术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技术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新兴社会科学，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目前“与国外技术社会学进入主流社会学趋势相比，中国技术社会学还限于STSS(科学与社会研究)领域”，保持着“中国式沉默或失语”，距离“提出资深的规范理论和经验模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

丁克全(1914—1989)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提出体系化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社会学的社会学家之一，在“技术社会学在我国迄今还是个空白点，只有点滴翻译介绍的论说”“我们还没有把它构成体系的专著，更没有见到把它落实在研究上述的协调发展上”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丁克全率先提出建立以“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探讨以生产技术为主的人生需要的技术手段和社会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并且把研究的目的——指导实践——也落实到研究的任务中，即据以调整不相适应的关系”的“技术社会学”[2]。但遗憾的是，由于付梓出版者少且历史久远，其理论贡献很长一段时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通过发掘丁克全先生遗稿，结合已出版资料，试图对丁克全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观进行概括，以期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三部分：

一、“唯物史观”：考察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50年代，丁克全对艾思奇主编的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历史唯物主义》的学问定性进行了反思，认为其中部分内容应当隶属于社会学或政治学而非哲学，并尝试性的给出了自己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的观点[3]。经过长期的探索，丁克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唯物史观社会学，包含，一般社会学(或称普通社会学)、分科社会学(或称特殊社会学)两大类。上世纪80年代，技术社会学思想逐渐传入我国，丁克全敏锐地意识到了由于唯心主义观点导致的技术“悲观论”“乐观论”，主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社会学”。

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丁克全认为，auffassung(“唯物史观”中被译为汉语 “观” 的德语)，含有“把握、理解、解释”的意思，因而“唯物史观”就是“对于历史(社会)的把握(包含理解)”[5]，并且“进行分科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占有大量的详细的资料，而且还要用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列主义作指导，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即以“唯物史观”做指导[6]，将关注点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框架中。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丁克全形成了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与“技术的社会作用”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成果。

二、“社会条件—社会需要—社会效果”：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

(一)技术是在既有社会条件下基于社会需要建构，并形成一定的社会效果

丁克全认为“关于科技的发展，虽然在于人们对科技本身加以研究上，但是由于科技是整个社会系统及社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去促进，也就是必须使科技和社会关系协调起来促进较好地相互作用才行”。具体而言，“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在社会上有所需要的。这种需要，大多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即社会需要”。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依托已有的“社会条件”实现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生产工具的改进或创新以及生产经验和劳动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促使生产力的发展，构成经济、社会的发展”即丁克全所总结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效果”，这一效果又成为下一阶段的新的“社会条件”。[7]

(二)技术达致良好的社会效果的关键取决于是否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出发点

丁克全认为“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在社会上有所需要的。这种需要，大多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即社会需要”。而“个别的是某集团的需要，例如细菌武器的研制”，它“危及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对于社会发生恶劣作用。”[8]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感叹到技术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爆发中的巨大作用，这种爆发却是建立在技术的异化上。生产力的爆发源于劳动对资本由“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过程，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利用技术打压工人，例如“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同时也改造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9]。与此同时，丁克全指出，正是由于技术社会建构过程中的这一要求，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技术现代化更具优势，“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得看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为人们所掌握、利用的”技术所带来的劣势一部分经过特有的社会制度会放大或抵消，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被控制在了一个相当小的范围内。[10]

(三)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技术直接作用于生产的社会条件

通过科学技术史的梳理，丁克全认为，前现代社会中科学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以“技术”为中介实现的，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路径；现代的则是“科学——技术——生产”的逆向过程，现代新技术都是在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科学发展的转变，即当代科学“已发展到能够认识微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了，这也就是认识到物质力量的底细而能够借以取得巨大的应用成就”。丁克全指出，“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技术革命，即正在经历着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三大尖端技术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因为它的作用之大，速度之快，大非昔比”“以往是由生产到技术再到科学这样的历程；现代的则是由科学到技术再到生产的逆向过程。用于操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仪器等)，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地提高、创新。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已不限定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是推广到社会生活上的各个方面”而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其“效能之大，速度之快，是空前的，甚至是奥妙惊人的”。[11]

三、“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技术的应用路径

(一)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革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

丁克全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指出这种生产力的爆发源于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由英国开始的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作为这次革命标志的蒸汽机被应用，在生产上的效率，是手工业远远不能比的，并且逐渐推广到火车、轮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生产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换言之，生产力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参与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逻辑中。

我国现代化进程方面，丁克全有感于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任务，作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的判断，[12]提出技术社会学是“跨界的多边性的中间学科，是当前促进社会现代化迫切需要的科学”。

(二)技术能够调整生产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

正如仓桥重史(2012)对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的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学观点是“技术决定论”的批评一样，将生产力完全还原为技术或将二者划等号的理解方式是不可取的，[13]丁克全指出，生产关系也是技术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技术作为中间环节(即科学——技术——生产)而掀起作用的。这种作用，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是听其自然的，没有关于当时社会现代化的技术领导；而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作用巨大，如没有通盘的领导，就会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有关社会整体的领导技术的成功，是与调整社会关系分不开的”。就我国而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个关键，因而我们非常需要领导科学技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有利于开展这种研究”，即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提高生产技术”。[14]

早年日本留学的经历使得丁克全更为敏锐地把握到了战后日本领导技术在经济恢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丁克全认为，领导技术的工作关键在于在社会需要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通过领导社会关系调整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丁克全认为日本短期内的经济复苏，关键在于日本当局认清了一定时期的社会需要和经济构成的实际，利用和创造社会条件，调整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包括：“根据社会实际掌握带头工业而提高生产技术”“注重市场需要而抢先发挥有效功能中的社会活动与钻研生产技术”“利用大中小企业互相依存而各显其能来提高生产技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中搞好人事关系来提高生产技术”等方式，进而提高了生产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