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清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 273100)

《尚书·金縢》记录了天降异象一事。由于《尚书》对时间上的描写十分简略，因此，对于天降异象发生的时间，有不少争议，大致有如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天降异象发生在周公死前，代表人物是孔安国；另一种观点认为，天降异象发生在周公死后，代表人物为司马迁。学者们对于天降异象发生时间的看法不同，也造成了对《金縢》篇存在不同的解释。

一、学者对于《金縢》的解读

《尚书·金縢》篇载：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1]115-116

孔安国认为，天降异象这件事发生在周公死前。他在《尚书·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下注曰“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东未还，改过自新，遣使者迎之”[1]116，表明周公因为成王的误解，避居洛阳后一直没有返回，成王改过自新后，派遣使者将周公接回国。其中，孔安国还指明“新逆，马本作亲迎”[1]116，即成王亲自迎接周公。

与孔安国持有的相同观点在《越绝书》、“清华简”与徐干的《中论》中可以见到。

《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第四》曰：“周公乃辞位，出，巡狩于边一年。天暴风雨，日夜不休，五谷不生，树木尽偃。成王大恐，乃发金縢之柜，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国，天应之福。五谷皆生，树木皆起，天下皆实。此周公之盛德也。”[2]80《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曰：“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弁夫□，以启金縢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为功以代武王之说……王布书以泣，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余冲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动威，以章公德，惟余冲人其亲逆公，我邦家礼亦宜之。’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风，禾斯起。”[3]158许慎《说文解字》中：“逆，迎也”[4]34，清华简中“惟余冲人其亲逆公”也能与孔安国注《尚书·金縢》“新逆，马本作亲迎”相互印证了。另有东汉徐干《中论·智行》中记载：“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摄。管蔡启殷畔乱，周公诛之。成王不达，周公恐之；天乃雷电风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后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聪叡之故，助畔乱之人，几丧周公之功而坠文武之业。”[5]36

这些文献中所呈现出来的观点，与孔安国相同。他们都认为成王听信他人谗言，怀疑周公有谋逆之心，周公避居东方，天降灾祸以彰周公之盛德，成王启金縢后，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亲自将周公迎回。

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周公卒后才发生天降异象这件事。《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徳，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6]501

如果确如司马迁所言，周公死后天降异象，那么此处会产生疑问，既然周公已死，“惟朕小子其迎”[6]501，“迎”的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其他与《史记》持相同观点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答案。“迎”的是礼制。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云：“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7]2925《汉书·儒林传》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变礼，而当天心。”[7]3605《白虎通疏证·封公侯》云：“周公身薨，天为之变，成王以天子礼葬之，命鲁郊，以明至孝，天所兴也。”[8]156《白虎通徳论·丧服》云：“养从生，葬从死，周公以王礼葬何？以为周公践祚理政，与天同志，展兴周道，显天度数，万物咸得，休气允塞，原天之意，予爱周公与文武无异，故以王礼葬，使得郊祭。《尚书》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礼亦宜之。’”[8]532《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云：“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9]2027《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云：“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9]2141

上述文献表明，周公死后，成王准备使用诸侯的礼仪来安葬周公，成王的这种做法不当天心，故而天降异象，成王醒悟，即更换天子之礼来安葬周公。“惟朕小子其迎”[6]501，此处的“迎”即迎接礼制。

通过对比两派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对于“惟朕小子其新逆”这句话，两派学者都认同“逆”即“迎”。不同的是，孔安国一派，认为“迎”的是周公；司马迁一派，认为“迎”的是礼制。因为司马迁跟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缘故，前人多据《史记》以辨《尚书》之今古文。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存在问题的，通过对比孔安国《尚书·金縢》的注与《史记·鲁周公世家》就可以看出，虽然司马迁跟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但是司马迁与孔安国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

二、学者们产生分歧的原因

对于同一历史事实不同史书存在着矛盾的记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司马贞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下注曰“《尚书》武王崩后有此雷风之异，今此言周公卒后更有暴风之变，始开金縢之书，此不然也。盖由史迁不见古文尚书故谬尔”[6]501。司马贞认为，司马迁将天降异象写在周公死之后，是由于司马迁没有看过古文《尚书》。

司马贞的这种看法显然存在问题。孔安国于鲁壁中得古文《尚书》，司马迁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大概率是看过古文《尚书》的。

东汉王充则认为，对《金縢》解释的不同，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研究的内容、方法不同，因而分成了今文家和古文家。他在《论衡·感类篇》中指出：“《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葬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变，或以为葬疑，或以为信谗，二家未可审。”[10]283

王充指出，古文学家认为，周公代政，管叔、蔡叔传言周公要篡位，成王对周公起了疑心，故而周公避居东方，天降雷雨彰周公之徳，使成王醒悟，迎回周公；今文学家认为周公死后，在安葬的礼制方面，成王不知该用天子之礼来安葬周公还是用臣子之礼来安葬周公，成王在考虑的时候，天降异象。

王充的观点可以得到印证。

伏生是今文学家，欧阳生跟从伏生学习今文《尚书》。欧阳生的完整作品已不可考，但在清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可以看到欧阳生的《尚书欧阳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辑佚书·尚书欧阳章句· 金縢》“秋大熟，未獲，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其下有注“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王出郊，天止雨，反风，禾则尽起”下有注曰“开匮得书，觉悟泣过，決以天子礼葬公，出郊观变，天止雨，反风，禾尽起”。[11]384

通过《尚书欧阳章句》可以发现，师承于伏生的今文学家欧阳生也认为天降异象是发生在周公死之后，是因为周公死后成王葬周公的礼制存在问题，故而天降异象。

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提到“赐引书語亦並辑入其他，引三家及今文家说，不能区別，各辑录之。郑康成‘书赞’讥欧阳氏失其本义，郑师祖孔氏古文学，故有此论”[11]382马国翰在此处指明，郑康成不认同欧阳生的看法，是因为郑康成师承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因此，通过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也能够佐证对于《尚书》解读的不同是由于学者们处于不同的学派。

三、据“昔”字训诂管窥天降异象时间

对于天降异象发生时间的两种看法，似均有一些道理，所以都有不少研究者追随其后，加以申说附会。但正确的理解只能有一种，到底哪种意见更符合事实需要进一步考察。

王充认为，研究《尚书》的人将天象与人联系起来，是有问题的。他在《论衡·感类》中指出：“《书》家则谓天为周公怒也。千秋万夏，不绝雷雨。苟谓雷雨为天怒乎？是则皇天岁岁怒也。正月阳气发泄，雷声始动，秋夏阳至极而雷折。苟谓秋夏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为天怒，雨为恩施。使天为周公怒，徒当雷，不当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于是日也，哭则不歌。’《周礼》：‘子、卯稷食菜羹。’哀乐不并行。哀乐不并行，喜怒反并至乎？”[10]284从客观事实上来看，雷电雨风是自然现象，它和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是先秦两汉的文人学者在进行记述和创作的时候，普遍使用的天人感应的学说。

要确定周公生卒在天降异象之前还是之后，无法从今古文学家中的争论中得到结果，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

毛亨在《诗经·陈风·墓门》“知而不已，谁昔然矣”下注曰“昔，久矣”[12]253，表明在先秦两汉时期“昔”已经有表示时间遥远的这种用法了。《尚书·金縢》中，成王开启金縢后感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1]116通过整理《尚书》发现，《尚书》中带有“昔”字的语句中，“昔”字后面紧跟他人名字这样的句式共出现了七次，除了此处的“昔公勤劳王家”外，其余六处所表示的人都已经不在世。

《尚书·说命下》：“王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1]104此句为商王武丁所言，“先正保衡”指的是前代大臣伊尹，武丁时期，伊尹已死。

《尚书·酒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1]123此句为周公所言，“殷先哲王”指的是殷过去的圣贤的君主，也不在世。

《尚书·君奭》：“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1]133此句为周公所言，成汤为商朝开国君主，周公旦为周朝人，此时，成汤早已经不在世。

《尚书·君陈》：“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1]142此句为成王所言，成王所说的周公，在《君陈》开篇便说道“周公既没”，“昔”后的周公也不在世。

《尚书·顾命》：“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1]143此句为成王所言，“昔”后的文王是成王的祖父，武王是成王的父亲，早已不在世。

《尚书·康王之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砥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1]146此句为周康王所言，康王是成王的儿子，康王此处提到的文王武王也是不在世的。

通过考察《尚书》，“昔”后紧跟的人是不在世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是一种习惯性用法，因此，《尚书·金縢》中“昔公勤劳王家”，“昔”后的“公”是有极大可能已经不在世的。即周公死后，天降异象以彰周公之徳，天降异象发生在周公死后。

结语

对于《尚书·金縢》中天降异象的时间，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经考察，看法的不同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同，所处的学派不同。古文学家认为，天降异象发生在周公死前，是由于武王死后，周公代政，管叔、蔡叔传言周公要谋逆，成王对周公起了疑心，故而周公避居东方，天降雷雨彰周公之徳，使成王醒悟。今文学家认为周公死后，在安葬的礼制方面，成王不知该用天子之礼来安葬周公还是用臣子之礼来安葬周公，成王在考虑的时候，天降异象以彰圣功。本文综合研究各家各派观点，通过对《尚书》中“昔”后紧跟人名这种句式进行分析，认为天降异象发生在周公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