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弘韬，苏新连

（中国矿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1 托马斯·哈代及其文学创作

托马斯·哈代（以下简称哈代）是英国一位跨时代的文学巨匠，他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开拓了20 世纪的英国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出身于落寞家族的哈代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深刻感受着日不落帝国的光荣与强大，而正当维多利亚人被当时社会的表面繁荣所蒙骗时，哈代却看到了大工业时期农村社会的瓦解、阶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道德的极端化，他并不同其他作家一样奏响帝国强盛的颂歌，而是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反映工业文明对乡村体制的冲击、农工日益窘迫的生存环境及人民所遭受的心理创痛。作为一位写实派作家，哈代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从诗歌到小说，再由小说回到诗歌的过程[1]。1865年，哈代便正式提笔创作，他一开始主要写诗，然而他超前独特的创作风格无法被当时19 世纪60年代“语言精致、音韵优美”的诗风所包容，诗歌消极悲观的内容与论调也与读者对于帝国的信仰与认知相悖。他早期创作的诗歌不被当时的文坛所认可，发出的稿件也一一被退回，只有几篇散文得到发表。

19 世纪，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市民文化也逐渐繁荣，小说超越诗歌成为社会的主流读物。哈代便逐渐将精力转移到小说创作上来。1871—1872年，哈代先后出版了小说《枉费心机》和《绿荫下》，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而真正使哈代在英国文坛名声大噪的莫属1874年小说《远离尘嚣》的问世。此后，哈代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如今享誉世界的名篇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成为当时英国最受关注的一位作家。但与此同时，哈代也遭到了来自各界的批判谴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民群众无不对社会充满了信心，以至于无法接受任何批判帝国的文学创作。哈代在《裘德》中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教育、婚姻与宗教制度的激烈批判更是让他成为各行各界口诛笔伐的对象。哈代自此发誓再也不写小说，回归诗歌创作以求得内心的平静[2]。

1898年哈代发表了他第一本诗集《威塞克斯诗集》。19 世纪末，英国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扩张，传统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崩塌，社会愈发动荡不安，人民群众也逐渐丧失了对帝国的盲目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代诗歌里所展现的对于存在、时间、爱情、死亡等哲学问题的思考正巧与当下人民的内心世界相契合，他的诗歌也因此得到了大众的关注。1908年，史诗《列王》的问世让哈代受到业界的高度好评，哈代也最终成为英国当下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哈代一共出版了8 本诗集，发表了九百多首诗歌。他被誉为是英国传统诗的最后一位大诗人，也是英国现代诗的第一位大诗人。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也深深影响了20 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同时作为一名小说家与诗人，哈代这样“双重身份” 的文学巨匠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哈代的作品最早于1917年被引入中国，其小说在我国早已拥有大量读者，相关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 然而哈代的诗歌却长期以来不为国内读者所知，诗歌的译介研究也一直未能达到其小说的高度。翻译并不是一种只存在于原文和译文间的行为关系，其背后的文化环境与现象都对翻译这一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分析哈代小说及诗歌在20 世纪中国的译介情况，我们还需结合20世纪中国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综合考察。

2 哈代作品在20 世纪中国的译介情况

纵观整个20 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几个至关重要的节点；1919年、1949年、1966年和1976年。这4 个节点既是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间点，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转折点。受中国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的影响，外国文学在20 世纪中国的译介情况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鉴于哈代作品译介在1966—1976年的空白，该文试着分以下几个时期来回顾哈代作品在20 世纪中国的译介历程，这几个时期分别为：20 世纪初至1919年，1919—1949年，1949—1966年，1976年—20 世纪末。

（1） 20 世纪初至1919年。

自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冲击后，中国有识之士便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我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也就应运而生。然而这次翻译浪潮前期的重点都集中在对于西方科学、 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著作，一直到19 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才逐渐意识到了文学对于启迪大众的作用。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就曾有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3]在当时政治家及学者们的倡导下，西方的文学著作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一时期译介工作的选材也是有所取舍的。其中，拜伦由于其诗歌中所具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由解放的追求首先成为20 世纪初译介工作的重点。而哈代的作品则由于其缺乏反抗精神、 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未能成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著作。一直到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其中收录了哈代的短篇小说《回首》，哈代这才以“汤麦司·哈苔”的名号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标志着哈代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开端。

（2）1919—1949年。

1919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思潮大大推动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主要承担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既要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 另一方面也要反映现实，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代的作品被陆续译人到中国文学界。1921年11月发行的《小说月报》第12 卷上刊登了由理白翻译的哈代短篇小说《误他的妻》。理白在篇末简要介绍了哈代的生平与著作，并将他归类为“悲观派”“宿命论”作家。这是所记载的最早对于哈代的评论，也奠定了哈代最初在中国文坛的形象。

至此，哈代已有两部短篇小说被译入中国，其诗歌的译介却迟迟未能见诸报端。对于哈代诗歌首次被译入中国的时间，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是1923年11月10日在《小说月报》第14 卷上刊登的由徐志摩翻译的《她的名字》和《窥镜》。然而根据所掌握的一手资料，哈代实则在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就有诗歌被译入中国。1922年5月3日出版的《晨报副刊》的“诗”栏目内刊登了傅东华先生所编译的《四十年来之英国诗坛》，其中就收录了哈代《他杀死的人》一诗。在傅东华先生的笔下，哈代被翻译为“哈提”。傅先生也在译诗前简单介绍了哈代的诗歌著作：“王者（The Dynasts）剧本拿破仑战争，共三部……为近代戏曲中难得见之巨制。诗集（Collection of Poems）一九一九由……出版”[4]。这是国内文坛第一次对哈代诗歌著作所进行的介绍，也第一次让国内读者认识到了哈代其作为诗人的一面。

而说起这一时期哈代诗歌的译介，徐志摩先生可谓是功不可没。除了上述《她的名字》《窥镜》这两首译诗外，他还在同年1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 卷上发表了《伤痕》及《分离》两首译作；1924年6月1日出版的《晨报·文学旬刊》也刊登了徐译的诗作《在火车上的一次心软》……步履不停，徐志摩此后几年一直在从事哈代诗歌的译介工作，大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文学周刊》《语丝》等文学报刊上[5]。在徐志摩所翻译的60 多首英译诗歌中，哈代的诗作就占了三分之一，先生对于哈代的喜爱与仰慕可见一斑。在翻译诗歌的同时，徐志摩也写了很多关于哈代的评论，如1926年5月20日刊登在《晨报副刊》上的《厌世的哈提》。其中他这样形容阅读哈代诗歌的感受：“念哈提老头的诗使你想起在一个严冬的晚上从一个热闹的宴会场中出来走进冷入骨髓的空气里……仿佛有什么深沉的消息要对你吐露似的”[6]，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哈代诗歌悲剧的论调给人带来的阅读体验，为哈代及其诗作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由徐志摩等学者的介绍，哈代的文学著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文学界的重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伴随着国内所掀起的“哈代热”，哈代的著作被大量地引入中国。在小说领域，傅东华首先在1925年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刊登了短篇小说《两个青年的悲剧》。1928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了由虚白、仲彝先生编译的哈代短篇小说选集《人生小讽刺》，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哈代著作单行本。在这一时期，顾仲彝先生无疑成为哈代小说译介的主力军。他先后在1928—1933年间发表了哈代四部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的译本：《理想中的佳人》《同乡朋友》《可敬爱的萝娜》《富于理想的妇人》 及 《苔丝姑娘》，并在1930年编译了《哈代短篇小说选》。此外，哈代其他的长篇小说著作也在20 世纪末正式译入中国。1929年的《金屋月刊》 连载了郭有守翻译的《无名的裘特》，这也是第一部被译介至国内的哈代长篇小说。进入30年代后，哈代译介工作的重点就转移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上。吕天石、张谷若等学者承担起了这一时期哈代长篇小说译介的重担，《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等著作得到了一再的重译与再版，反映了文学界对于哈代作品的重视及翻译文学的兴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1937年间出版了由杜衡翻译的哈代史诗剧《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出版该诗剧的时间正值我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译介该诗剧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它其中所展现的反抗及爱国主义精神将激励中华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奋力抵抗，拯救中国及中华儿女的未来。该诗剧一共有3 部，共19 幕130 景，是哈代译介历程中最具价值的成果之一。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疑给哈代作品的译介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之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哈代作品的译介也大多停留在对于先前译介作品的重译、编译。哈代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落幕。纵观整个这30年，哈代的小说和诗歌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译介，为改革开放后哈代的译介与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经验与参考。然而这一时期被译介入中国的作品仅仅只是哈代所有著作的冰山一角。国内的学者与读者无法通过其作品对哈代的文学思想有全面透彻的了解。这一时期的评论家们也大多沿用西方文坛的观点，致使大众对哈代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3）1949—1966年。

总的来说，20 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文化环境相对轻松的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多多少少会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工作产生阻碍，但也并不会对这一时期译介工作的选材产生干扰与操纵。20 世纪上半叶的译介工作多数情况下只有学者翻译家及出版方会对最终呈现给民众的作品产生影响。对于译介工作的选材只有这两方的取舍，而并没有第三方权威力量设下的限制。

1949年，国内长达百年之久的动荡时期正式结束，社会逐渐趋于和平与稳定，然而文学翻译却也没有因此回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后，两届文代会的召开确立了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文学文艺作品自此与政治紧密相连。评判一部文学作品优劣的依据不再是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而是看它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翻译文学中的小说多为现实主义风格，小说需要充分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生活，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败。而诗歌则多为对英雄人物的讴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7]。

随着出版社公有化的完成，翻译文学的选择便越来越受到政治意识的操纵，选材的范围也越来越小，欧美文学普遍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被列为“政治不合格”的作品而拒之门外。在这样严格的政治审查中，哈代则由于其作品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批判而得到了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据所掌握的资料，这一时期也还是有哈代的译作得到出版：1953年，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了由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张译的《还乡》；1955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由侍桁、 淑勒翻译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谷若翻译的《无名的裘德》。期间，哈代的短篇小说集也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得到译介出版，但大多也只是对以往译介作品的重译与再版。哈代的诗歌则在这一时期彻底销声匿迹，没有更多的作品得到发表。

到了60年代，文学愈发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对于西方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让位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的译介史也自此出现了长达十几年的空白。这一时期对于文学所施行的严格的审查制度给外国文学的译介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样的社会“文化沙漠”，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所好转。

（1）1976年至20 世纪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艺术也重获新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哈代的文学作品又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1980年，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和《还乡》得以再版，并很快销售一空。其作品的畅销得归功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新时期文学虽然还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代表，然而不同于解放初期及文革时期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焦点实现了从英雄人物到平民百姓的转移，文学作品需要真实地展现广大人民的生活，表现平民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7]。哈代的小说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作品本身的创作风格正契合了当时文坛的审美取向。对于哈代作品的译介与评论也因此迎来了又一个高峰，他的代表作品经历了不断的重译与再版。哈代先前未被译介的小说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中国，如1982年由陈亦君、曾胡翻译的《远离尘嚣》。哈代的诗歌作品在经历了近30年的沉寂后也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1980年王意强发表了这几十年以来的第一首哈代译诗《谁在乱挖我的坟》。1987年11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蓝仁哲编译的《托马斯·哈代诗选》，这是除《列王》以外国内所记载的第一本哈代诗歌的单行本。蓝仁哲先生在序言里高度评价了哈代的诗歌，指出哈代诗歌思想深刻、内容充实，诗篇情真意切，选材广泛，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强烈的个人抒情意味。蓝仁哲先生深感哈代诗歌长期以来不为国内学术界和读者圈所知的遗憾，故编译这本诗选为国内读者提供进一步认识哈代的机会[8]。1992年，白飞、吴笛所编译的《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也经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两位译者一共从1985年版《哈代诗集》的947 首诗中选译了140 首，对于哈代诗歌在新时期的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到了20 世纪末，哈代的小说及诗歌一直都保持着稳定的出版与译介。学者们对于哈代作品的研究也得到了不断地深入，期刊杂志上到处可见对于哈代的文学著作的评论文章。在王佐良先生主编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中也把哈代放在了第一位介绍，可见其作品在当时国内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力。

2 20 世纪中国社会背景下哈代作品译介的特点

回望整个20 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哈代作品的传播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起伏。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对哈代在中国的译介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然而其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哈代诗歌的译介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影响上都与其小说的译介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在西方文学界，哈代作为诗人的声誉显然已经超过了他作为小说家的盛名。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菲利普·拉金就曾推崇哈代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弗洛伦斯·哈代也曾经指出，要想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的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足见哈代诗歌的文学价值以及其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然而与其在英国文坛所获得的赞誉相比，哈代诗歌作品的译介与传播则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中国读者大多只熟悉哈代作为诗人的一面，并不了解他在诗歌领域所立下的成就。

造成这样的情形，笔者认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首先便在于哈代诗歌的创作内核。哈代的诗歌大多是其内心感情的流露以及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与前大半个世纪的诗学审美标准都不太契合，可以说一直都没有成为外国诗歌的译介重点。虽然哈代诗歌的译介在20年代走在了前沿，但这样的兴盛也只是昙花一现。徐志摩作为当时新诗的倡导者及若干文学期刊的编辑，本身在国内文坛就具有一定的权威。他以一人之力先后翻译了哈代二十几首诗歌，成功让整个文学界都开始关注起了这个曾遭受他们冷落的作家。但好景不长，自二十年代末起，其诗歌的译介数量就远远不及其小说的高度。若当时文学界能持续重视哈代的诗歌作品，每年保持一定的译介数量，其在当代的影响力也必定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再来，我们也必须提到解放初期对于哈代诗歌译介传播的影响。哈代的诗歌译介在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空白，而哈代的小说作品仍然在此期间得到了零星几篇的发表。纵观整个20 世纪，哈代的小说作品实则在被译入中国后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译介，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相对持续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哈代的小说作品也首先得到了重译与再版。国内民众也由此对哈代有了新的印象，但他们大多都只知道小说家哈代，而并不熟悉甚至完全不了解哈代的诗歌作品，这样的印象也一直伴随着人们走到了社会环境趋于稳定的20 世纪末期。最后，我们还必须得承认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局限性。总的来说，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行文规范的文学形式，它要求作者拥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及一定的创作技巧。与之相应的，读者也必须具备更高的鉴赏能力才能理解其背后的深刻内涵，体会其行文的独特魅力。诗歌与小说，正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小说作为一种阅读“门槛”较低的文学形式，自问世以来一直都能拥有大量的读者。相较之于诗歌，小说作品则更加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多多少少也促成了哈代作品在译介与传播程度上的不对等。

1917年，哈代的作品第一次被引入了中国文学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文学愈发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哈代的作品能同陈年的美酒一样愈久弥香，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无法替代的地位。在未来，哈代的诗歌与小说必将得到更高程度的译介，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学价值也等待着后人去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