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芳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沈从文在20 世纪30年代的文学领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地位，其在自身的作品中展现了极强的社会历史风貌，在描写的众多形象的过程中能够展现生命的温柔、坚强、勇敢、凄美等不同的形象，即便是在表现凄苦环境中也要蒙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是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特征。

1 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的表现形式

1.1 风土人情的巧妙渗透

在作品的写作和表达的过程中，作者沈从文使用了别具一格的协作手法，采用多角度叙事的形式展现一个历史环境下的故事情节和发展背景，成为作者小说的独有特点。在语言表达上，一定程度上是站在主人公的角度和背景下进行的，也有一部分的描述仿佛置身事外，以第三人称的旁观角度进行，这种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形式能够将故事以更为生动完整的状态展示在读者面前。

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社会的压榨、 人们的反抗、社会底层的不幸等。沈从文的小说作品也像是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社会的病态现状和阶级没落。小说的叙事中展现了阶级斗争下资本家对于农民的压榨和掠夺，故事开展的背景具有极强的深度，并且能够将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以更为鞭辟入里的形式述说出来，演绎着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不幸和艰难。资本家对于土地的渴望是十分迫切的，土地和金钱是资本家们欲望的源泉。在叙述乡土事件的同时也是对土地流转的记叙。在作者的情感表达中对土地的继续也是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写照。只有在地主阶级，以土地的争夺作为蓝本，进行着内在的斗争，并以最后兄弟之间的最后争夺展现写作角度的精辟[1]。在作者的笔下，这一段历史的华丽谢幕也如同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一样，罪恶、绚丽、明媚、消沉。作者用自己的一段段文字彰显了地主阶级的困境和局限，在无能为力而又无法逃避的环境下谋求自己最后的欲望和尊严，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花摇曳生姿的背景下，必将是深入污泥的结局。

1.2 心理描写的深入细致

沈从文小说形象作为死亡的欲望之花，以自己无限的美丽，嘲笑那些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迷恋。在土地上这些女性犹如花朵一样迎风招展，是一种绚丽的死亡现场，作为历史罪恶之花，展现了历史的实在性。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花在我国的历史中是转折、是罪恶、是无法弥补、也是开天辟地。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最终阶段，属于历史的罪恶之花，以历史和鸦片直接的丑恶联系，展现了属于鸦片历史的真实性。但是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的历史具有双面的历史特征，是性的纵欲和颓靡的堕落相重合的事物，构成了沈从文笔下对欲望和鸦片历史颓败的解释[2]。也正是因为有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我国才能认识到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锁住的是民生凋敝、是天朝上国、是赋税冗杂、也是反抗之路。这样的历史无法以一种政治、理性的层面去解释。而是要以一种肉身化的历史，展现属于历史的肉身写照。

在此基础上，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真实层面而言，小说在进行叙事的过程中将叙事描写的角度放在沉草身上，通过这一角度的描写和表达能够看出一个家族的兴衰和没落，而自身也是家族没落的一份子，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社会变革自身无能为力，只能够化身为其中的一份子随风飘零。这种伤感与悲凉中蕴含的是无奈和困苦，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不能够回避的真实现象。

2 沈从文小说生命主题的文化书写特点

2.1 原始质朴的人性

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提及，在沈从文的作平中女性的形象基本上已经与社会历史背景的距离较远，能够在自身的小环境中得到充实的发展。王太太能够在困苦的生活中以一小块菜地支撑着家用，并且种植大量的蔬菜，在蔬菜的烹饪和使用中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凸显家庭中女性的地位，给予勤劳朴实的女性形象以赞扬和肯定。三三的母亲为了能够保证家庭的完整更是从不离开碾坊，用自己的温度和双手构建了自己心目中的家庭，也能够为女儿营造一片虽然不大，但是足够温馨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整日辛苦奔波，为了儿子能够得到医治，牺牲自身的时间和身体苦苦在生活中颠沛流离。在当下的生活中，人们获得价值判断和社会认知的基本形式就是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证明，证明自身的能力和水平，给予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以关注和帮扶。沈从文小说中对于社会劳动环节的女性以近乎夸张的形式展现其中的劳动场合和劳动形式，能够彰显女性形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自然意识和自然选择，彰显女性形象在维持生命过程中的艰苦和勇敢。

2.2 丑陋虚伪的人性

在沈从文小说《薄寒》中的女教师，在颠沛流离的爱情中难以寻找到自己心仪的男子，世界的虚伪扼杀了一个又一个渴求爱情的女性的赤诚和专注，即便是女教师并不希望，也更不要求男性能够给予自身物质上的满足和充实，也并不一定要求男性能够具备英俊的风姿和惊人的才干。女教师所希望的仅仅是一个能够有胆识的男人，能够在已经足够虚伪的环境中获得自身的一份稳定和踏实，没有家财万贯也能够有他爱我怜我。很显然，文中的年轻军官并不能满足女教师的愿望，军官对于女教师的误解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对于爱情有着渴望和憧憬的女孩子。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是十分炽热的，但是造化弄人，即便是能够获得近乎真实的爱情错觉，但是最终都是以爱人不得为结局[3]。

3 生命主题的文化书写——以《边城》为例

3.1 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

将“人性”“生命”作为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重要环节，对于当时社会中的不同阶级中的女性的命运和归宿进行研究，展现社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悲剧性和女性凄苦命运，形成了沈从文笔下的独有的人物形象。

沈从文笔下的形象还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和品质就是顽强坚定的生命力，如果说童养媳能够在畸形的婚姻中寻求一份温存和希望，那么少女对于爱情的追求的确没有停止过，但是社会对于这样一群人的不公正却更为严苛。《边城》中的翠翠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4]。即便是命途多舛，即便是造化弄人，作者笔下的翠翠都如风中嘌呤的寒号鸟一般，在愈发诡谲的命运中与社会的不公怒目相向，但求儿女家庭的一段顺遂安康。丑恶的制度和社会等级并不是封闭女性成长的桎梏和枷锁，反而给予了这些女性脱离现实压制的动力和机会，这是作者在生活中寻求到的女性不屈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营造出的女性形象中多彩的一部分。在虚伪的社会环境背后具有一大批诸如此类的女性形象，为了自身的爱情和生活正在坚定不移的拼搏和斗争，血液中流淌的热情和爱恋是当下文学领域中极为少见的，作者对于这类女性的熟书写能够展现作者对于旧社会中女性形象的同情的爱怜，近乎愤怒的笔法下塑造出了热情率真、敢爱敢恨的女性群体。

天宝与傩送在《边城》中的形象均是能够表达一定历史阶段中对于爱情的认识和追求，给予读者不同的爱情观、亲情观。在湘西地区的农村中，这种形式的婚姻是屡见不鲜的，翠翠的命运同大多数的童养媳是相似的。她们年轻、美貌、善良、多情，但是这些宝贵的品质与当下的社会之间是存在极大的失衡性和不适应性的。弗洛伊德在人性的研究过程中曾经认为，人的生命力不断进化和提升是在感情、激情、欲望的产生、解放、满足下进行的，社会极大的压力是对人文情怀和人本主义的压制，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人格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一旦这种压抑感消失，性欲和暴力就会毫无保留的释放出去，这种环境下的释放是没有理性和章法可循的，完全受到人性和欲望的支配。

翠翠不能够转变社会的发展进程，也难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翠翠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十分炽热的，不论是在社会中的逆反心理，还是对不平等、不公正观念的反抗，都是对于封建教条伦理思想的批判，这种执着和勇敢是值得赞扬和憧憬的。翠翠在小说中的表现是十分坚定并且勇敢的，是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女性形象，能够打破道德的约束，充满着对生活的活力和希望。翠翠的生活是否是一场悲剧？在读者的角度而言是的，然而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和社会阶段中，翠翠的生活是平淡的、普通的，还会有一个又一个像翠翠一样的童养媳在家庭中任劳任怨，为了孩子和自由不断的抗争，为了家庭和子女不断的劳作，这是悲剧，亦是真实的历史。

3.2 诗意美丽的风土人情

阅读过了《边城》，也就领略过了其中宁静美丽的湘西神土，仿佛是在喧嚣的现实中窥见了世外桃源的一隅，其中的人情之美与风俗之美，体现出悠远的诗意，平凡中透出生命的美丽与庄严。

当读者踏入那片画中一般的土地，溯流而上，三丈五丈深的潭水也能一眼见底，潭底的白石子，花石子明明白白地被白日映照着，游鱼仿佛空游无所依。两岸的高山深翠，桃花杏花里必掩映着近水人家，读者踏足其中，处处都是远离尘嚣的自然之美，能够净化人心。在这样的青山绿水中，孕育着让人沉醉的风俗与人情。端午节时，人们要热热闹闹赛龙舟，捉鸭子；小伙子有了心上人，要在皎洁的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在小河上，人们为往来的客商设立了渡船，并不为收取一分的钱财，而主动要给予钱物的客商还会让老船夫生气，这老船夫便是“翠翠” 的爷爷——一位白发苍苍的摆渡老人。在这片湘西土地，没有现实世界中的尔虞我诈与丑恶的嘴脸，只有人们的一腔古道热肠，哪怕是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读者身处的世俗社会中，原本神圣的爱情，常常被铜臭与风流玷污，但在边城中，男女青年之间的心动仍然是纯净剔透的，不染一丝尘埃，没有轰轰烈烈，却执着含蓄，相互捧上一颗赤子之心。如情窦初开时的翠翠，显出了一些少女的孤独，在缠绵的茶峒歌声中凝望天上的星云。祖父若是问她，“翠翠，在想什么？ ”她只会害羞掩饰：“在看水鸭子打架！ ”而翠翠真的没有在想什么吗？ 读者这样问，翠翠心里也在这样问：“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吗？”却也默默自答道：“我想得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只字不谈情爱，却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了少女旖旎的初恋情怀，含蓄动人，不染纤尘。而在天保与傩送的爱情中出现冲突时，两个少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丑陋的暗中中伤，只有执着的坚守与宽容的谦让，体现出一种君子之风。而老船夫也一直对翠翠怀着真挚的爱与关心，在并不富裕的生活中，让翠翠在爱里成长。可以说，《边城》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显示出美丽质朴的真性情，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美固无处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在这里，每一处风景都无须雕饰，每一个人都过着平凡的生活，远远谈不上精巧，唯有健康自然[5]。但其中体现出的生命之美，令人心驰神往，使之成为让读者见之忘俗的精神家园[6]。

4 结语

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无法走出历史的宿命，逃不开历史终结的命运，消失在历史浪潮之中。在小说的背景故事营造方面，以人物的悲悯与社会的没落之间相互映衬，能够展现出对人生哲理的探求，以及对生命发展的思考等。沈从文在进行小说写作的过程中能够将自身的情感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形式倾注在文章中，进而展现了作品独有的先锋文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