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

科举中第和洞房花烛在科举时代被士人视为人生两大喜事，这两大喜事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科举制度空前盛行的时代，痴迷科举的社会风气使人们在择偶、嫁娶方面非常重视科举与功名。《儒林外史》在揭露科举弊端时有不少关于婚姻礼俗的描写，据笔者统计，全书有14次之多。虽然有关婚姻的叙述比较频繁，却并未给人冗繁重复之感，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就会发现，这些婚姻礼俗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内涵。

一、《儒林外史》中的婚姻礼俗文化

(一)追求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

中国古代的婚姻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爱情和自由作为基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背后暗含着家族之间的利益交易，人们企图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而科举制度自隋代建立起，一直都是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至明清，更是成为士子进入仕途、提高身份的主要途径。科举及第意味着授予官职，在社会上享有种种荣耀和特权，因此，科举便成了影响婚姻结合的重要因素，这在《儒林外史》多处婚姻情节中都有体现。

小说第十回中写道，在娄府的酒席上，鲁编修看过蘧公孙的诗话，对其十分赞赏，接着便询问起他的生辰。在封建时代，男女双方生辰八字的相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姻缘的结合，所以，从鲁编修当场询问蘧公孙的生辰便可初步推测其有择婿之意。回家后，他立即请陈和甫查算，委托陈和甫去娄府为蘧公孙和女儿合婚。仅仅因为在席间领略了蘧公孙的“才华”，便要将拒绝过许多人求婚的女儿嫁给他，可见鲁编修一心想选一个“有才气”“有前途”的女婿。而自小熟读八股文章、痴迷科考功名的鲁小姐更是把科举的愿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且她认为蘧公孙亦是一位通晓八股、不久就能考取功名的才子。事实上，蘧公孙根本无心于举业，也并不通晓八股文章，得知真相后的鲁小姐悔恨不已，整日郁郁寡欢，因而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王太太与鲍廷玺的婚姻也是追求富贵的典型。这是王太太的第三次婚姻，其多次嫁人都是为了享受名利。第二十六回中，作者借媒婆沈大脚之口道出了王太太的择偶标准：要有钱有势、长得标致，还要无父母兄弟。她毫不掩饰地将婚姻当作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的敲门砖，因而才会为媒婆所欺骗。“是一位鲍举人，有田产有商铺，腰缠万贯”，这样的条件与她的要求正好符合，所以她欣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以至于当她得知丈夫其实是戏子的时候气成了失心疯。

这两组人物的婚姻都反映了追求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对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后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许多人一心只想追求社会地位，贪图富贵，全然不顾夫妻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白头相守的正常婚姻关系，到最后，只能为这样不幸的婚姻所困扰。作者通过这些不和谐的婚姻，批判了科举制度下人们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追求。

(二)下层人民淳朴、真挚感情的展现

虽然痴迷科举、狂热追求功名富贵的风气笼罩着整个社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陷入了名利的漩涡。很多人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内心一直保持着对传统礼制的敬重，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质朴品质。

小说第二十一回中，牛浦郎的婚礼是其祖父牛老儿与邻居卜老爹一起商议操办的。在议亲时，卜老爹就提出可以省下彩礼与嫁妆，做几件体面衣服就可以举办婚礼。这与前面提到的追求功名富贵的婚姻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牛老儿与卜老爹不为势利风气所浸染的品质。虽然他们不要求名贵的财礼与嫁妆，也不要求婚礼有多隆重，但是该有的礼节和程序一项都没有遗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每一个环节都是既简朴又非常郑重，展现了下层社会的淳朴民风以及邻里之间真挚和睦的感情，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质朴之风的赞美和向往。

二、《儒林外史》中婚礼描写的艺术特色

对于小说中的婚礼场景，作者或蜻蜓点水，三五句话一带而过，或浓墨重彩，详尽细致地描绘婚礼的流程及热闹场面，但无论是简单的描写还是详细的叙述，都在增强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揭露现实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严贡生是个可恶至极的人，通过第四、第五回的描述可初步窥探他的虚伪和贪婪，第六回其为二儿子娶亲的情节则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的恶劣品行。他对人称儿子娶的是周学台的二女儿，其实与周进并无任何关系，作者在第七回中揭露了这一点。连娶亲这种事情也对人撒谎，可见其爱慕虚荣，虚伪至极。接下来的娶亲场面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克扣吹手的银钱、还叫人押着吹手过来，导致太阳快落山了也没有吹手愿意来迎亲。儿子娶亲这样的大事，连吹手都不舍得叫，而且对待下人非常苛刻，“从早上到此刻，一碗饭也不给人吃”[1]，可见其吝啬至极。迎亲回乡的途中，装病敲诈船家，借此赖掉了船资，可见其奸诈至极。通过这样一场滑稽可笑的婚礼，作者将严贡生的虚伪、吝啬、奸诈描绘得淋漓尽致，塑造了一个科举制度下丑恶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极具讽刺意味。

匡超人刚开始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少年，后来逐渐变得虚伪势利、忘恩负义，其变化有一部分便是通过婚姻表现的。他在潘三的介绍下与郑老爹的女儿结为夫妻，这时的匡超人还未完全堕落。虽然郑家不算富贵人家，但他依然对这门婚事心满意足。当其到京师见李给谏时，因怕李老师看轻自己而谎称并未成家，李老师便要将外甥女嫁与他做妻子。他听见这话虽然吓了一跳，但稍一犹豫，就用“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戏文佳话给自己找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随即应允了这门亲事。透过这两次婚姻可以看出，匡超人为了贪图功名利禄停妻再娶，与之前那个孝顺淳朴的少年形成巨大反差，其堕落也从侧面反映出追求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对人造成的恶劣影响。

(二)充满强烈的暗示意义

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礼可谓小说里最隆重的，但是在这热闹喜庆的氛围中却发生了几个极其尴尬的意外事件，把好好的婚宴搞得一团糟。对此，卧闲草堂评曰：“吉期饮宴时忽然生出两件奇事，是埋伏后文编修将病而死，所以点明‘编修自觉此事不甚吉利’。但阅者至此，惟觉峰飞天外，绝倒之不暇，亦不足寻味其中线索之妙。”[2]由此可见，作者在全书最排场的婚礼中安排这样尴尬又滑稽的闹剧是为后文作铺垫，不仅埋伏了鲁家的衰落，还预示着蘧公孙和鲁小姐二人婚姻的不幸。

第五十三回写了聘娘嫁给陈木南的梦境。来宾楼的妓女聘娘最喜欢与官宦人士交往，结识陈木南后便一心想着嫁给他做官太太。她在梦中梦到自己穿戴凤冠霞帔，被抬到国公府嫁给已经升授杭州府正堂的陈四老爷，途中却被一个黄脸秃头尼姑揪出来说自己是她的徒弟。聘娘做这样的梦完全是因为她对权贵有着强烈的渴望，但是陈木南这样连自己的生计都不能顾全的人不可能满足她的追求，因而梦的结局也暗示了聘娘的下场——出家做了尼姑的徒弟。

(三)加强小说的讽刺效果

作为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书中很多叙事和描写都是为讽刺服务的，其中的婚姻描写和婚庆场面更是很好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婚姻和婚礼作为中国传统礼俗本身并无讽刺性，但在叙述过程中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以及人物的表现则使得这一事件极具讽刺意义。前面提到的鲁小姐与蘧公孙豪华又尴尬的婚礼、严贡生二儿子穷酸又滑稽的婚礼、匡超人两次娶亲的婚礼都充满了讽刺，除了这几个比较典型的场面，其他人物的婚礼和婚姻也有很好的讽刺效果。

赵氏费劲心思一心谋求扶正，先是向身患重病的王氏极力献殷勤，得到王氏认可，又与严监生串通花重金买通王家两位舅爷，以“遗念”的名义赠送舅奶奶首饰。王家两位舅爷起初并不赞同扶正赵氏这件事，但得到严监生的银钱后态度立马转变，用一套虚伪的说辞极力支持扶正赵氏。从王德、王仁的前后态度可以看出，这两人全然不顾亲妹妹的死活，眼里只有钱。看自己的妹妹就要离世，便马上巴结即将扶正的奶奶，还不知廉耻地张口闭口说自己是读书人。作者通过这场“扶正”婚礼闹剧讽刺了王德、王仁二人的虚伪、唯利是图的品性，并揭露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道德败坏、纲常伦理被扭曲的社会现状。

季苇萧和杜慎卿的纳妾之事也非常值得探讨。作者对纳妾的具体情节并未展开描述，而是通过纳妾的言论来表现其虚伪。这两人都以名士自居，最看重自身声誉，他们觉得纳妾之事会损害自己的名声，便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季苇萧认为：“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3]杜慎卿则说：“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4]一人打着风流才子的幌子，一人以“嗣续大计”为借口，极力掩饰自己对美色的贪恋，通过对他们这种装腔作势的刻画，讽刺了当时一些假名士的虚伪和低俗。

三、结语

《儒林外史》中的婚姻礼俗既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风俗，展现了其背后的深刻内涵，又让读者看到了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风气及知识分子的堕落，作者用高超的手法讽刺了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