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鹏

一、卑污与光辉对立统一的救赎语境

严歌苓的小说作品有许多独到之处，尤其体现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小姨多鹤》用一个抗战时期流亡到中国的日本女人竹内多鹤来作为叙述的立足点，《扶桑》的第二人称叙述下嵌套了白人少年克里斯的视域，《666号》中作者在叙述视角方面同样进行了精心设计。

赵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位将领，他相貌平平，却骁勇善战，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闵志宏是混迹于珠河、汤原一带的戏子，“大姑娘、小媳妇知道闵志宏的可不在少数”[1]。因为外在的某些特征相似，闵志宏在闹市剪头发的时候被日本人当成赵霖宇误抓进了监狱。两个反差巨大的人物各自折射出来的社会阶层通过故事冲突而联结，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叙述空间，从而为666号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可能。

故事发生的监狱里人员成分极其混杂，他们中不乏张桂堂、翟传国等仍想着杀敌卫国的人，而黑岩曹长、典狱长等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缩影，他们奴役、殴打囚犯，把囚犯之间的厮杀当成古罗马斗兽场的表演。在密闭的叙事空间内，666号成为将军赵霖宇和戏子闵志宏二者人物特性交错投射出来的新形象，整个作品的叙述过程也变成666号的英雄之旅。666号本身具有卑污与光辉的二元性，两者在666号的英雄形象中相互作用，对立统一，成为666号完成英雄之旅的推动力。

“身份”一词在汉语中有多种不同的表述：一是指出身和社会地位，二是指身价，三是指姿态、架势。闵志宏之所以能够代替赵霖宇成为666号，得益于他在姿态、架势模仿上的职业优势——他第一次出现，“所有的前抗联战士都精神了，举起手行礼”[2]。在这之后，他收到单恒均递过来的烟屁股，丁铁给他的一小块熊肉干，甚至监狱给他优待，狱友为他绝食抗议等，这些都是闵志宏以原本属于赵霖宇的666号身份获得的新体验。他自己也顾虑着坦白身份后的后果，所以闵志宏在卑污和光辉的交互中逐渐获得了对新身份的认同。“WeeksJ认为，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从本质上来讲，认同给人一种存在感，它涉及个体的社会关系，包含你和他者的复杂牵连。”[3]闵志宏在获得身份认同的同时，也通过张桂堂的叙述而厘清了赵霖宇的社会阶层和人物关系，于是666号作为一个卑污与光辉对立统一的形象有了稳固的逻辑支撑。在作品中，这种身份认同的叙述实则是与使命达成的过程同时展开的，666号的救赎使命也是促成闵志宏完成身份认同的推动力之一。当时被日军侵略的中国需要英雄，赵霖宇充当了这个英雄角色，而监狱里同样需要英雄，这个英雄便是666号。

666号的英雄之旅本质上也是牺牲自我、完成自我神圣化的过程。从最初的两种力量、特性的对抗，到后来逐渐完成身份认同，作者对666号的叙述始终处在一个救赎语境之中，这种救赎是666号对监狱里囚犯的救赎，也是赵霖宇对闵志宏的救赎，应该说这融合在666号这一角色身上的两种救赎都是成功的。666号制止囚犯们洗澡时打架斗殴，是他完成自身救赎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家伙跟附了体似的，原形不见了，简直就是赵霖宇的模子翻出来的。你看他，眼睛里全是威慑力，眉间透着一股英气”[4]。之后他又在张桂堂策划的越狱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暴动被日本人镇压了，但仍有一部分人逃了出去，逃出去的这部分人在刘庆儿的带领下又成为抗联的一支新力量。到作品最后，当典狱长最后问他到底是不是赵霖宇的时候，他发觉“他现在可以跟任何人站在一块儿瞧不起闵志宏”[5]。666号的英雄之旅以他的死亡而完结，他的死亡无论在个体或是群体上，都是极其悲壮的。

二、艺术虚构中的“信仰真实”

同样是对英雄主义的书写，严歌苓的《床畔》出版后，很多评论者认为作品在叙述过程中给出的人物信息不足以支撑作品的逻辑主线，因而万红的“信仰”便没有根基，从而得出作品“失真”的结论。这些争论实则指向的是关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666号》的题材读者比较熟悉，能够得到经验上的认同，在“失真”问题上或将不会面临大范围的争议，作者在信仰问题的处理上也相对更流畅、统一。

作为一部反侵略题材的文学作品，“信仰”可以说是《666号》英雄形象建构与情节推进的源动力。首先，囚犯的信仰是一种比较直观、外化的展示，他们本身遭到日本人的囚禁、折磨，精神自由又得不到伸展，国土遭遇入侵，失去家园只在旦夕之间，这种境况只能寄托于信仰才能得到救赎。然而，现实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使他们和信仰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666号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信仰有了可以物化的形式。牡丹江籍的警察偷偷给666号抹牙粉，丁铁在洗澡是否脱裤子的事情上宁肯违背民族风俗也要执行666号的命令等，他们潜藏的那些甚至不为己知的信仰都通过666号爆发出来。

666号的信仰则更饱满。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包含了个人崇拜与家国情怀，经历诸多矛盾和挣扎，在曲折磨难中走向升华。托尔斯泰曾说，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牺牲自己，如果军人精神的核心是英雄主义，那英雄主义的核心便应该是信仰了。666号的信仰树立过程与身份认同过程互相融合，当他完成身份认同，他的信仰也随之而确立。但这个最终确立的信仰与其他角色相对直观的信仰不一样，它具备了一些难以捉摸的形而上的属性。666号不需要征战沙场，因为他毕竟不是赵霖宇；然而他也不能做回闵志宏，他只能在监狱里做一个戏子。“我们的信仰也是其他人的信仰，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情况几乎总是这样。”[6]于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形象在卑污和光辉的对立中构建完成，在选择信仰时保持和其他人方向上的一致。只是他的信仰要比别人更隐秘，除了张桂堂外不能为别人所知晓。

张桂堂在666号的英雄之旅中充当了导师的角色，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在对俄罗斯民间传说的研究中称这一角色类型为“捐赠者”(donor)或“提供者”(provider)，因为他所提供的恰恰是英雄所需要的东西——获得补给、知识和自信，然后用来克服恐惧、开始冒险。在666号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张桂堂便认出他不是真正的赵司令，但他知道这个假赵司令的出现意义重大，因而在后来666号矛盾挣扎时给予他诸多引导和帮助。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借助信仰的习惯，人类心灵就被引导去赞同适应一种正确信仰的那类东西，而不是赞同其他东西。”[7]从一开始666号想方设法地否认，到典狱长最后一次审问时他坚定地声称自己是赵霖宇，“把他再搁到乌烟瘴气的茶馆、小戏园子里，他找不回闵志宏那身贱骨头来”[8]。这之间的转变既有“赵霖宇”对“闵志宏”个体心灵上的救赎，又有666号信仰的最终确认。

《666号》与《床畔》相比更接地气，它的“信仰”揉合了个人、民族、物质、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因而能够契合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逻辑。但这并不表示作者在处理《床畔》的“信仰”问题上有“失真”之嫌，也许它显得单一，但并不单薄，因为“我们生而具有信仰”。

三、价值性与永恒性问题的思考与隐忧

以666号为中心所呈现的英雄主义，究其故事核心，是一种伪英雄主义，他不是真正的英雄，他的形象建构处于真正的英雄的阴影之下，因此他本身便不具备英雄的价值属性。而真正的英雄能否被永远铭记，作者在叙述中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价值问题是书写英雄主义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是英雄形象中最无可替代的那一部分，是永恒性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倘若价值性被忽略和抹杀，永恒性也随即消亡。666号理应是在作品中讨论永恒性和价值性的关键所在，但作者并没有通过他的视角去进行阐释，反而在尾声部分和交代赵霖宇的结局一起进行。作品的前十五个章节，666号所陷入的一系列矛盾纠葛，始终是围绕个人情仇和民族大义而展开，价值问题几乎没有参与其中，这也成为刻画666号角色内心情感时唯一缺少的部分。“而死就是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事物。因为死亡就是终结，一个人死了，任何善恶就不会再降临到他头上了。”[9]因而无论是闵志宏还是666号，在面对死亡时其实都应当考虑自己到底死得值不值。对666号来说，直到他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刻，他才会发觉自己是完满的，他实现了自己最终确认的信仰，发挥了他应有的价值。但对于闵志宏来说，他的死是以抹杀自己价值为前提的，自然也就谈不上永恒。

666号被押送刑场的那一刻，“整个监狱里一千多犯人整齐地用脚镣砸在被白蚁蛀空的地板上，惊天地泣鬼神”[10]，彼时看起来足够大的价值应当是被历史铭记的，然而这些足够大的价值却是建立在一场误会的基础上，所以当误会被澄清时，现实真相把更大的价值摆在人们眼前，666号的价值也终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文章尾声部分，翟传国想要写一份材料给赵司令证明清白时，提起666号，“其实也就是那个唱二人转的捣乱……”[11]

《床畔》中，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奋勇杀敌的赵司令，在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落得非常凄惨的下场，他身上曾经所携有的巨大的价值性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死亡。而《666号》结尾部分为没落的英雄点亮了一丝曙光，“新竖起来的墓碑上刻着‘民族英雄赵霖宇之墓’一行描金大字”，“瘸子吃力地弯下腰，用手把落在眼前的松针拨拉开。那个666号让民族英雄多活了整整二十八年又十九天”[12]。作者的意图很明显，为英雄正名的同时也旨在挖掘那些被掩埋的、应当成为永恒的价值。

四、结语

《666号》秉承了严歌苓一贯的创作风格，在细节和人性上描摹深刻，艺术形象的塑造也极富力量。从监狱里的囚犯着手，用独特的视角和以小见大的方式再现了英勇无畏的抗联精神，在卑污与光辉对立统一的救赎语境中阐述了信仰和英雄的价值性、永恒性等问题，运用了继承性和开拓性并存的一种英雄主义的叙述模式，为其后续创作积累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