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东传科学;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

〔中图分类号〕B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42-07

毋容置疑，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社会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在当时列强争竞之世，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形势下，康有为认为必须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为我所用，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现实。康有为在传播西学、改造中学、改革教育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于少年之时就树立起“经营天下”之志，广泛吸收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精华并融会贯通以构筑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晚清思想界独树一帜 [1]。康有为勇敢地扛起孔子和经学的大旗，并借用西学对其改铸。还把今文经学与时俱进的特征和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有机融合，再加之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开启了“援西入儒”的先河，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 [2]。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明显受到东传之西方科学的影响，因此对康有为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进行深度分析具有重要价值。

一、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

的影响性质探析

在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问题上，康有为始终强调二者的相通与契合，他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借助孔子的权威推行其维新变法活动。并在儒学和东传之西方科学比较的基础上，康有为断定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理念也是孔学的应有之义，强调实现孔学与传统文化之间时代转换的重要性。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他还把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方面的内容，巧妙地吸收并运用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康有为对孔学与西学的比较研究是在全球多元背景下展开的，他借助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整合。康有为儒学与东传之西方科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对于我们实现儒学现代化、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的《物质救论国》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其物质救国论思想，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和发展科技的策略，体现了康有为炽热的爱国情结以及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应该说，康有为对中国科学的未来有着深邃洞见的先进中国人，是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杰出人物 [3]。

进入21世纪，有关康有为科学与儒学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加，吴雪玲教授指出康有为把教育视为拯救国家危亡的前提和途径，也是基于他对西方科学的推崇。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关键是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素质，康有为的西学思想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4]。他还把“自然科学与社会改革融为一炉，把中国哲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5]。康有为自称是“吾学三十岁已成”，笔者以为康有为自称其思想体系形成于三十岁之前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从他一生思想轨迹来看，其“儒西并尊”与“以儒化西”的重要阶段显然不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不管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思想到语言，无不彰显出新旧时代交替的特征。正如德国人鲍吾刚所指出的，“哲人康有为被称为‘满清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复杂的‘乌托邦思想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如同聚光镜一般，古老中国光辉的政治宗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格当中，而且经过全新科学思想的折射后，其思想传播影响至今仍然不减。” [6]（345）

二、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表现探析

学界很多学者都肯定西方科学扩充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内容，改进并完善了清初以来今文经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世纪80年代，董士伟先生就得出结论，康有为今文经学充分吸收西方思想从而突破了封建思想的藩篱，形成比较完整的近代启蒙思想体系，真正触及到启蒙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

20世纪90年代，宋德华先生以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康有为逐步深化的西学观。作为岭南学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受西学影响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加深;同时，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也是康有为对西学认识日益深化的过程。在当时接触西学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以康有为为首的岭南学派开始从西学中寻求救世济民、变法图强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等人能够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从文化源流、今古嬗变的维度对中西思想进行全面比较，因此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无疑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8]（420-508）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的是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对原有经典给予了大胆的质疑，而“疑古”的做法不仅是“默顿科学规范”中最核心的一点，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一种体现。

也有一部分学者否定东传之西方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影响，某些学者甚至认为今文经学就是封建意识的残余，从而否定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成就。李泽厚就曾对康有为思想作过充分的概括：“康的思想也是数千年来传统思想体系终于在最后一代士大夫知识分子身上分崩瓦解和向资产阶级思想方向蜕化的表现，作为一面镜子，它清晰地照出了晚清这一整代人新旧并陈青黄不接的思想面貌和阶级性格。”[9]（165-167）李先生还认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失去了其最本来的意义，晚期康有为甚至把他建构并深信不疑的“托古改制”理论搁置一边。在革命高潮风起云涌的大潮中，康有为为守住自己的阵线无瑕东顾，也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反思、省察其思想发生的微妙变化了。

赵吉惠教授著有《中国儒学史》一书中认为儒学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在提到东传之西方科学冲击下儒学困境的时候赵先生指出，两种文化一接触，就显现出了巨大的反差，儒学的落后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剧了儒学走向衰微的进程。经过“托古改制”对儒學的改造，儒学的外衣虽然保存着，但其骨肉和灵魂都被蛀空，蜕变为改良资产阶级式的文化。“经过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并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以纲常名教为支柱的儒学，便走向了最后的衰落。” [10]（829）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代大儒希望从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通向现代化之路，这个初步尝试的落点主要在于社会的政治改革，他们力图以儒家的社会理想来构筑社会的历史深层价值系统。应该说，康有为是自觉地利用西方科学对中国儒学改造的第一人[11]。康有为援西方科学对儒学的改铸也贯穿了其学术生涯的始终。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康有为在进行“孔教复原”的过程中，孔子的地位固然被神化，但是“后儒之学”“流行儒学”，也就是程朱理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于当时社会的观念革新、文化革新无疑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 [12]。从康有为新儒学的内容来看，西方科学和儒学在康有为思想里有着一种相互发明、交互阐释的复杂关系。其今文经学体系所阐释的新儒学既有别于旧有的儒学又不同西方纯正的科学，康有为构建新儒学的努力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化形态的集中呈现。

三、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方式探析

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影响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层面的会通、方法论层面的契合、认识论层面的衔接以及价值观层面的呼应四个方面。

（一） 知识层面的会通

“经世致用”思想一直是儒学悠久的传统，儒学更贴近于社会政治生活，贴近于社会现实，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积极入世的内涵。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过程中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沟通“西学”与“中学”以及“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纽带。受这种思潮影响下，康有为冲破羁绊，转向“西学”寻求“经世”的妙方，最后成为维新派的领袖。[13]

有学者倡议建立一门“康梁学”，主张把康有为与梁启超二者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奥秘就隐藏在其思想之中，抓住“康梁”思想的灵魂就是抓住了中国近代化的关键。其实康有为的科技救国思想，早就体现在欧美游历期间著成的《物质救国论》等著作里。书中他大力呼吁中国改变数千年轻视物质的观念，提倡“物质救国”“银行救国”“生产力救国”以及“科技救国”等具有重要意义的主张。而且一再重申的“物质”概念，这其实已经兼有“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信传统儒学应该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根基，并且要在坚守这个根基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化的现代国家的方向转变。可见康有为对现代化的认识不仅先进而且深刻，他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撞的重要时刻，对中国现状及其未来的思考为后世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设计问题指明了方向，至今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有为重建儒学或者重新诠释儒学的努力带动了影响深远的思想维新运动。康有为在重建儒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哲学立场使他深信：现有制度必须要进行大幅度地革新。要充分利用中西方的智慧对儒学进行重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才能更加有助于判断其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康有为像其他许多前辈和同辈一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学大家。对儒家学说有开创之功的孟子、荀子和董仲舒到宋明时期的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大儒们严格地说都是儒家的修正主义者，康有为同他们一样，也非泥古者。只是这些名贤大儒在解释经典的时候也许不及康有为来得大胆，但是他们毕竟给予儒家传统以新的内容。[14]（33 ）

康有为在我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既是科技事业倡导者，也是科学思想的启蒙者。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就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康有为明确提出发展科学和技术的主张：“兴学育人、开局译书、广派游学、奖励工艺创新、鼓励科学发明等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张。”[15]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进一步提出“物质救国论”并号召社会有识之士开办实业，兴建学校，进行科学启蒙。康有为不仅学习并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无疑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性人物。

（二） 方法论层面的契合

近代科学的诞生对于人们思想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他们长期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关。“科学精神”“理性之光”在康有为著作里彰显着持久的魅力。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在探究维新变法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影响的同时，要看到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影响作用。“康有为还是近代史上最先介绍和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思想家。”[16]他积极引进西方的实验、逻辑和数学等方法，大大拓展了当时国人的理性认识能力。

在《实理公法全书》一书中，康有为像西方的唯理论者一样坚定认为数学是最严密的科学，数学方法是最有效地发现真理的方法。康有为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关几何学地方法来构造其今文经学理论。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一个形式逻辑的公理系统，它从若干定义、公理出发，经过演绎推导和论证，确立一个个定理、公式，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康有为的论述虽然有些牵强，但无疑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17]（7-13）康有为扬弃洋务派的器物科学观，对科学的本质特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康有为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对民主和科学的积极探索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对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 认识论层面的衔接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桑贤之教授就指出，康有为为适应变法和近代化的需要，以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对西学粗浅的理解进行“援西入儒”的努力对传统儒学重新整合、阐释具有积极意义。接着桑咸之先生进一步指出，虽然康有为的理论难免有牵强的地方，以至于成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体。但是“他对儒学的改造是对正统儒学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其展现的启蒙思想的功绩功不可没” [18]。

对于东传之西方科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单纯从时间节点上认为康有为维新变法失败是两者关系由好转坏的分水岭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从历史史实的角度进行考察，戊戌之后康有為走出国门开始十六年的欧美之旅，他以其亲身感受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直接对世界进行思考和观察，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不失为一位真理的探索者，其今文经学思想对于儒学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882年的康有为在上海大购西书，回乡后潜心研究，香港和上海的经验使他十分着迷，以至于逐渐萌生了古怪的念头，如果在中国不能实现其西学的报复和理想，他便去南美洲开拓殖民地。这个念头虽然荒诞，却正好表明他向往的不是“复古”而是“西化”，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理解当时的康有为。而且儒学、佛学和西方科学多种文化成分共存于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之中也是其思想体系最为突出的特点。同时康有为对实现工业化的依据、重要意义和实现的途径也做了详细的阐述，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落实，但是他的所有努力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价值观层面的呼应

《新学伪经考》的出发点是“破”，就是“破除”对正统思想的迷信，寻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解放。《孔子改制考》在于“立”，因为孔子一直被封建集团利用为合法的精神象征，而康有为把孔子当成“托古改制”的英雄，旨在说明孔子并非“述而不作”。公羊学为宗的今文经学成就了其维新变法理论，从而将中国由“小康”推至“大同”，让古老而年轻的中国以现代强国的身份跻身世界诸强之列，这就是康有为的矢志不移的信念。其思想与实践不仅体现了他远大的鸿鹄之志，更是康有为从儒家精神和文化传统中寻求现代化之路的初步尝试。

四、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价值探析

马来平教授指出，东传之西方科学中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具有暂时性。解决这些冲突的途径与方法不仅要根据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更要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科学发展的方向来改造、调整科学与儒学的关系。[19]“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一直是儒家思想悠久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基本精神。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儒学的现代性转型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成为沟通“西学”与“中学”，“传统”与“近代”的纽带。

自东汉以降，沉寂了近千年之久、复苏于清中叶的“春秋公羊学”经过康有为的一番改造，已然成为其宣扬改良理论的思想武器，最终登上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巅峰时刻，成为儒学近代化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康有为研究专家萧公权先生对康有为的全面研究旨在揭橥康有为思想之全貌，就康有为驳杂的思想及其备受争议而矛盾的一生做了更为合理地解释。指出康有为发展儒家学说、参与政事的做法更凸显出其是一个对儒家思想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儒家修正主义者，一个胸怀世界主义观念的理想主义者。

张耀南教授在《中国儒学史》（近代卷）中将康有为思想划分为四期具有拓荒性，论证了康有为利用东传之西方科学改造今文经学的努力，充分肯定了康有为对儒学的贡献与价值。张教授认为第一期的基本格局是“援西入儒”阶段，时间为甲午战败之前的这段时期。在这个一重要时期，中华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民族以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解释世界，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释读框架。康有为基本形成了以“中学”（儒学）为体，以东传之西方科学之用的方式予以释读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援西入儒”“援西入中”的释读框架，这种释读方式理应成为中国学者看待世界文明的最主流的方式。第二期的基本思想格局为“以西化儒”阶段，时间截点为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海外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康有为的基本倾向是利用西学来解构儒学。第三期的基本思想格局为“儒西并尊”时期，时间点为康有为逃亡海外后期。物质救国体现在器物层面就是试图以“自然科学”救国。这个时候的社会特征表现在：“自然科学”为本，“社会科学”为末。因此，康有为自然科学救国思想与当今社会近四十年如火如荼地改革开放政策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第四期的基本思想格局为“以儒化西”阶段，时间点在民国二年归国直到康有为逝世这一重要时期。康有为曾说过，居西洋愈久，愈觉中土之可贵。吾人同样可以说，愈是了解“西学西理”愈是感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博大。[20]（219）康有為的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然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21]，但确实是“以儒化西”的典范。因此，“中学中理”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靠自身获得的，而是在与“西学西理”相比较的过程中获得。但无一例外的是康有为思想的四期变化贯穿着“尊儒”与吸收、容纳东传之西方科学的两条主线。

萧公权先生眼里的康有为一直敬仰孔子，一直致力于儒学复兴的践行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复兴儒学的信念与日俱增。萧先生认为：“康氏一直敬仰孔子，他深信真正儒学的道德效力并未被几百年来的伪经损坏殆尽，仍然可以恢复，不仅可为中国人，而且可为整个人类服务。”[14]（73）他试图用西方科学之“纬线”与儒家经典之“经线”融为一炉来编织这一宏大的哲学织品，但此一哲学指向的最终结果并未产生康有为所要达到的预期。如果认为康有为仅以孔子作为掩饰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则是过分低估了康有为的心智，康有为为实现儒学现代化的努力着实让人肃然起敬。

（一） 对于儒学现代化意义的探讨

杨振宁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采用比较中西科学发展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直到公元1400年左右中国科技优于欧洲科技，但在之后的200年里中国科学大大落后于西方，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抗拒了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22]。诞生于1858年的康有为，显然正处于这个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最为重要的时期。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艰难的困境中，他一定有着比常人更为深沉的因中国没有科学而产生的切肤之痛。

在闭关锁国的清末，以康有为为首的有识之士开始从西方科学中寻求救世济民、变法图强的真理。他们从文化源流、今古嬗变的层次对中西方的诸方面都进行了全面比较，又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因此，康有为对东传之西方科学的认识成为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现代科学或者是立足儒学传统、历史研究的角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进路。就积极和消极的两进路来看，消极方面是历史证据似乎并不支持儒家阻碍了科学产生的说法。尽管如此，李约瑟本人却认为儒家对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负面的。其中有两种矛盾的价值指向：一是重视理性反对超自然的宗教，这一点有助于科学的产生;二是儒家只对人和事感兴趣，因此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宋明理学将自然与人都视为“格物”的对象，正是这种偏重于“人”和“事”的看法，在现实中阻碍了理学“格物”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透过文本研究可以深入探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探究东传科学对儒学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二） 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何以能够协调发展

以科学为坐标对儒学改造的症结在于使儒学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融合、相一致。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它只有和科学的精神气质相契合，才是最有前途的，也才能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23]。清末民初的特殊时期要求时代的有识之士必须冲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藩篱，利用睿智的头脑重新审视社会进行独立而深入地思考，吸取中华传统文化沉淀的经验教训，进而向西方学习，从而为中国探寻一条通达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之路。西方科学就像是一面镜子，丰富并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向科学理性思想的艰难转型。因此，从科学与儒学特定的发展环境来看，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契合的基因。

正是在现实与理想的张力之间，康有为企图利用儒家思想资源来达到既能变法维新，又能确立人类公理，从而使现实社会不断趋向合理的目的。只有通过这条思想进路，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今文经学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真正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去解释历史的多重性以及儒家文化在近代发展的命运，而不是简单的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文化。

（三） 儒学与科学关系现实问题的探讨

康有为利用西方科学改造今文经学的努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之先。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中国近代的革新时代，洋务派由于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思想的束缚，出现了滞后的颓态。而康有为维新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化改革亟需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大背景下应时而生，只有“通过会通古与今、中与西”[24]才能显示了自己的先进性。康有为以西方进化论和民权论为核心创建的这一崭新的思想体系，对中国传统纲常礼教和旧有的微言大义进行了最强有力的冲击，建立了西式的、日本式的现代化新国家的要求，既符合时代潮流，起到了启蒙民众的目的，又达到了推动社会改革的重大作用。

对维新派知识分子而言，以维新派为代表的中土儒士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所变化，甚至比顽固派和洋务派都更加进步和开放。但是，维新派对西方文化仍旧保持一种工具主义的心态。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士人“师夷长技”心态的延续。康有为的这种工具主义思想路线，对此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格局和走向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将西方科学、新知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也是坚定而明确的，康有为以“变器”“变政”“变学”为主张，以“西政”“西学”“西艺”为手段，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他所倡导的孔教运动，就是要避免儒教被基督教取代，以捍卫儒教的道统地位。

五、 结 语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具有两个价值指向：一是以西方政治体制和科学技术为模版的现实改革;二是以大同世界为最高发展目标的社会理想。在现实与理想的两个层面上，康有为借助儒家的思想观念来理解和表达其维新思想，并试图将儒家文化注入现代化社会体系之中，无疑是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治世之真理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以及变法维新派思想家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即改革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从而推动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

钱穆先生对康有为“以尊西俗者为尊孔”“尊孔实为尊西洋”[25]（782）的说法不能苟同。从康有为在民国二年归国之后的社会活动来看，16年亲历欧美31国的现实，让他以能更为广阔的视野，融汇东传之西方科学的精华，“使经典从根本上焕发出内在的活力”[26]，促成了他“中学中理”有超越于“西学西理”价值的独特认识。康有为谓之为“最高真理”“最高学问”和“普世价值”之类只能在东方，到“中学中理”中去寻求。萧公权先生指出，康有为一生不断呼吁政府和同时代的学者尊孔。无論时代如何剧变，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也正表明了他对儒学、对孔子思想坚守所呈现出宗教般的庄严性。在提到“大同理想”的时候，萧先生指出：“康有为作为一乌托邦哲学家，他是超越儒家的;但作为一实际的改革家，他仍然在儒家的范围之内。”[14]（35）康有为始终坚持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他的学说应该是社会和道德生活的最佳指针。民国之后的康有为深感保存“国粹”比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更为紧迫，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显然超越了对于物质方面的追求。康有为这种以儒学为本位，援西方科学改造今文经学的努力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其真知灼见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依靠西方国家的所谓奇技淫巧，西方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不能解决我们国家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挽救人们世道人心的关键还是要到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去找寻，而“康有为援西方科学对儒学改造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性转型” [28]。

康有为援东传之西方科学对今文经学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光显儒学，为适应时代需要，康有为始终以儒学为本位，积极吸纳西方科学建构其政治理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学的发展虽上承庄存与、刘逢禄和魏源等人，但作为服务于政治的经学在晚清变局中作用甚微，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观。因此，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活动以及积极学习、吸纳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挽救中国时局的努力具有重要价值，而援西方东传之科学思想也对今文经学的改铸开启了“援西入儒”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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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刘星.浅论康有为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2）：99-104.

（责任编辑：夏 雪）

The Influence of Dong-chuan Science on Kang Youweis Study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LIU Xing

（1. College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2.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ism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Kang Youwei was the most advanced Chinese who constantly drew wisdom from the west and pursued 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represented a group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s who tried to change the destiny of China to learn new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Kang Youweis Deology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s not so much a transplanting of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as a modern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cience. Dong-chuan scienc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system that Kang Youwei showed.

Key words： dong-chuan science; Kang Youwei; deology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causes of influence

〔收稿时间〕2019-06-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康有为《春秋》新解与儒学转型与发展研究”（编号为19BZX070）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面

上资助项目（编号为2017M6222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星（1977-），江苏邳州市人，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方向

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