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滨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薛天纬先生《李白诗解》对20世纪及本世纪前10年学界诸家著述中涉及李白诗歌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立足于实证性研究的诗旨阐释的成果作了尽可能全面的检视，广泛汲取各家原创型成果，并融汇自己的研究所得，对所涉及的李白诗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解读，以集大成、求实证、划句号、善创新的明显特征，洵为李白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一、考镜源流 细大不捐——集百家之大成

本书从一千三百余年来李白诗歌流传的实际出发，从一百多年来现代学术意义的李白研究的实际出发，从作者数十年潜心研究李白的实际出发，对李白千首传世诗歌逐篇把脉、推敲，对于诗篇所涉及史实的考订、诗人事迹的考订、诗中语词的训释等，凡有疑问者必着意探究，或广采学界诸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独创型成果，或出以作者自己多年治李白诗歌之创获，融汇贯通，爬罗剔抉，考镜源流，广纳百川，细大不捐，释千古之纠纆，集百家之大成。

全书选入李白诗歌298题484首，约为李白诗歌总数的一半。入选解读的诗歌，至少涉及到了李白研究的数百上千个各类实证性问题，比较典型的如《古风》一题之下，或做题解，或做句笺，或做义释，就有不少于五十九处需要解读的问题。根据作者自己的归纳，本书所讨论的李白研究学术史上最主要的问题有27个，其中，围绕李白人生经历展开的讨论有以下10端：李白婚于许氏的事实；李白“一入长安”之经历；李白在东鲁的寓家之地“沙丘”所在；李白奉诏入京之地“南陵”所在；李白在朝的身份，称其为“翰林学士”所指谓何；李白的幽州之行；李白之“三入长安”；李白被流是否到了夜郎；李白从李光弼军事；李白的卒年。围绕李白诗歌解读展开的讨论有以下17端：《别匡山》等故里诗作的真伪；《上李邕》的写作年代；《峨眉山月歌》的解读；《蜀道难》《行路难》等诗篇的解读；《清平调词》是否李白所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诗题、诗旨之辨；《戏赠杜甫》解读；《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之辨；组诗《秋浦歌》的解读；《永王东巡歌》的解读；李白陷浔阳狱时诗作的解读；《上皇西巡南京歌》的解读；《古风五十九首》的编集；《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的解读；宋蜀本“感遇”类诸诗与《古风》的共同性；《静夜思》文本演变及“床”之解读；《菩萨蛮》《忆秦娥》词的真伪。

以李白生平经历研究中聚讼纷纭的“两入长安”问题为例，作者在本书第二卷“酒隐安陆及初入长安之什”中，围绕《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和《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等作品，进行了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引诸家独创成果，如瞿蜕园、朱金城先生推测李白可能有天宝初年之前的另一次入关进京之行；1962年，稗山先生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从诗歌内部的感悟理解角度入手，认为《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等作品“表现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显示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这和他那些待诏金门、春风得意的作品，固然迥不相同，就是和那些受谗被放以后之作，也有严格的区别”，再加以逻辑推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李白两度入长安的说法，将瞿朱说法坐实并向前推进一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将李白初入长安定为开元十八年事；郁贤皓先生撰写《李白两人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等系列论文，对李白“一入长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不但坐实了“一入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而且明确了李白此次入京的干谒对象是张垍，这是确立“两入长安”说的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融入个人研究所得，薛天纬先生认为，李白自安陆入长安之前作《上安州裴长史书》曰“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其在京畿等待干谒机会时作《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曰“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其在干谒无成将出长安时作《行路难》其二曰“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先后三用冯谖客孟尝君弹剑作歌的典故，情绪由自信、抱怨到悲愤，正昭示了李白“一入长安”以干谒求仕进的初怀、遭遇和结局。作者由此进一步论证，“一入长安”的失败，给李白身心带来初次重创，因而也造成了他的一个创作高潮，高潮的主题就是“行路难”。由此，学界关于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得以坚实透辟地证成。

作者专门设置了《古风之什》卷，着力解决《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问题”，其中本卷“题解”和《其一》的“句笺”“义释”篇幅之巨为全书之最。关于“古风”组诗的命题及编集者问题，作者在介绍了两种观点对立但学理自成体系的判断之后，以“纬按”的方式洞幽烛微厘清源流，认为是李白自己命题和编集了《古风》，但当时未必即编就“五十九首”的格局；进而条分缕析了从李白“枕上授简”于李阳冰以来，在李白别集经乐史、宋敏求、曾巩、晏知止等渐次编辑刊刻过程中，《古风》逐步扩容并有个别篇章出入变动的整个脉络。这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重大问题所做的体系完整、线索清晰、逻辑严密、考证细致的最彻底的一次梳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为这一过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旁证：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姚铉编《唐文粹》中所收李白《古风十一首》，其排序依次为王注本《古风五十九首》的第1、8、9、10、11、14、15、18、21、27、49篇，而此序列排定于乐史与宋敏求所业之间，可知，在宋敏求《李太白文集》编成之前，“古风”至少已有四十九首，而且已排定后世所见编次。

另一个堪称“解人难”的“古风”研究“问题”即是《古风》其一(即“大雅久不作”)的题旨如何理解。薛天纬先生的看法是：此诗从社会与文学两方面标举的最高理想是西周，其文学为大雅；其次是在历史上亦堪称盛世的汉武帝时代，其文学为扬、马之赋；与此同时，诗人对唐王朝的盛世寄予极高期望，既望其政治清明，亦望其文学昌盛；他明显是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即：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环节是对“扬马激颓波”中“激”的理解，作者在袁行霈、林继中等先生推倒众家贬语旧说而正面解读“扬马激颓波”意涵的基础上，引经据典，详尽辨析，认为此处“激”字当作“遏制”解，“扬马激颓波”即扬、马以其宏大的辞赋成就遏制了文学衰颓的趋势。此句含义由是通达，上下诗句各得其所，全篇意脉自然连贯，可谓千载疑案一朝遽解。

二、辨章学术 言之有物——为实证之学问

薛天纬先生曾在其《七十自述》中表达自己的为学原则：“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因此，我做的题目无论大小，写的文章无论长短，自己觉得绝无虚文。”

薛先生的为学原则落实在本书中，就是作者在前言里反复强调的实证性研究，具体有三大类：诗篇所涉及史实与诗人事迹的考订、诗中语词的训释、诗篇题旨的探究。

安旗先生和薛天纬先生在《作品分析与〈李白年谱〉的编写》中曾认为，李白研究要同时做足“诗外功夫”与“诗内功夫”。所谓“诗外功夫”是指：“从史籍及文物资料中搜求有关记载，从其与作家作品的纵横关联中寻找坐标，坐实作家的行止出处及作品的作时作地。这是一种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方法，是非文学的方法。”所谓“诗内功夫”是指“转向作品内部，探求其底蕴，寻绎其联系，发见其规律，从而对其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的判断。这是一种从辞章出发的鉴赏分析方法，是文学的方法。”兼修诗内诗外两种功夫，将文学的方法与非文学的方法结合，有助于实现李白研究、尤其是在诗篇所涉及史实与诗人事迹考订方面的突破。

例如，李白从璘获难，向来迷雾重重。作者在大量文史研究成果中辨析考量，主要引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乔象钟《李白从璘事辨》、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李子龙《李白与高适的政治得失刍议》等成果与作者自己的论文《李白与唐肃宗》，从不同维度尽可能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与李白行迹的细节。类似的问题案例，本书中所在多有。

李白诗中语词的训释也是本书着意进行的实证性解读的大宗。李白诗歌中，不少貌似司空见惯的语词，细绎古来诸家注释，或被不同程度地误解，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作者以披沙拣金的耐心与功夫，或自出机杼，或择引高见，进行了合情合理切中肯綮的训释与解读。比较典型的，如李白《行路难》其一中的“歧路”，作者从大量诗歌文献实例出发，比勘追索，探究其义，提出了在《汉语大词典》所列“歧路”与“岐路”诸多义项之外的界定：“道路，此处指仕进之路。”再如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所涉“翰林”一词的理解，作者征引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李培厚《此学士非彼学士》、赖瑞和《唐代待诏考释》诸家看法，并进一步辨析，得出公允合理的结论，这对于了解李白行迹、理解李白诗歌都有极其重要的助益。其他如《古风》其四十六“五凤楼”之训释，征詹福瑞《李白〈古风〉其四十六试解》的“五凤楼在洛阳”的说法，《宴陶家亭子》“破颜花”之注释，引李浩《李白诗中“破颜花”正诂》不取诸家注释所宗的典出宋人著作《五灯会元》的看法等等，皆为的解。

正如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前言》所云：“李白事迹及作品多无确实年月可考。……然窃以为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而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澜，即胸中之块垒；其胸中之块垒，即生活之坎坷；其生活之坎坷，即时代之潮汐。吾人循其声则得其情，循其情则得其实，虽不中，当亦不远”，诗篇所涉及史实与诗人事迹的考订、诗中语词的训释，这两项实证性研究又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于李白诗歌题旨由外在到内在的、逻辑的而非臆测的探究。如对《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诗旨的理解，作者将自己所撰《〈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与竺岳兵《〈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旨新解》融汇辨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有力地否定了通行的、包括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说法。

三、截断众流 划上句号——尽守望之职责

“追随蜀道心犹健，独立朔风意转寒”，春秋近七十有六的薛天纬先生从攻读研究生起即追随安旗先生，矢志李白研究，黾勉以求，长期浸淫其间，将李白研究融入其生命生活，以李白研究作为其人生价值的依归。从1982年研究生毕业即出版《李白年谱》(与安旗合著)，到2017年《李白诗解》《李白诗选》相继面世，薛天纬先生未敢懈怠，未坠素业，不仅完成了《李诗咀华》(合著)、《李太白论》、《李白唐诗西域》和大量独创性的李白研究论文，更在其业师安旗先生领衔下与阎琦、房日晰等先生倾尽心力完成李白诗歌的编年笺注工作。该编第一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由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经修订，第二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由巴蜀书社2000年出版；第三版《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由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与前此出版的《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和其后出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郁贤皓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成为当代李白研究最权威的四种“今注本”。薛天纬先生作为《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第二作者，对李白诗歌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1987年中国李白研究会筹备成立时，薛天纬先生即担任理事；其后陆续担任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2013年卸任会长之后又担任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至今，始终承担着不同程度的守望之责。同时，薛天纬先生还长期负责《中国李白研究》的责任主编，通览历届中国李白研究会年会论文，关注各种李白研究动态。此外，由朱玉麒和孟祥光二先生承担的从1994年启动的旷日持久的《李白研究论著目录》编著工作，薛天纬先生或“谋划启动”，或知晓进程，或通读书稿，并最终为之序。这些职志所在的“被动”的守望之举，与薛天纬先生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李白诗歌解读”而“主动”所做的对近现代、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李白研究成果的全面考察，双途并进，长期坚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天纬先生了解和掌握李白诗歌研究动态的几乎所有“家底”。

正是薛天纬先生对李白、对李白诗歌、对李白研究动态的熟稔与精深，才有可能出现《李白诗解》的“截断众流”的景观与“划上句号”的绝妙。

本书在解读李白诗歌的诸多问题上做到了“截断众流”，“划句号”则是由薛天纬先生的一篇文章《〈静夜思〉的讨论该划上句号了》而引发的对“截断众流”更加形象的表达。

34年前，薛天纬先生在《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发表论文《漫说〈静夜思〉》，讨论过几种宋元刊本中《静夜思》第一句均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均作“举头望山月”的问题。

10年前，因为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华裔中学生在教科书中读到如上版本的这首诗而质疑中日传本不同，引起媒体跟风炒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陈尚君先生发表了《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时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的薛天纬先生发表了《关于〈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二位先生克尽守望之责，回应了媒体与读者大众的关切。

因为这首《静夜思》已成为国民唐诗的特殊性，薛天纬先生索性为之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学术史梳理，撰写了长文《〈静夜思〉的讨论该划上句号了》，刊于《文史知识》2011年12期，在详细梳理该诗版本流传变化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为大家所关切的“明月”和“床”。在《李白诗解》中的相关部分，薛先生再次结合薛顺雄及森濑寿三等学者关于《静夜思》的研究成果，融汇自己的研究心得，进行了充分的解读，至此，《静夜思》实证性研究的确划上了“截断众流”的句号。

必也正名乎！可以举例的类似重大成果还有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诗题的校勘。这是薛天纬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思考、探索、求证，一直到2013年才彻底解决的问题，集中反映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辨误》(《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中。薛天纬先生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此诗题目当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而并非宋本“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结论。因此，在入选《李白诗解》时，此诗的题目径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这又划上了“截断众流”的句号。

事实上，本书讨论的李白研究学术史上最主要的27个问题，除了“三入长安”“长流夜郎”等尚待讨论外，大多数都在《李白诗解》中划上了“截断众流”的句号。

因此，称《李白诗解》为“李白研究学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并不过分。

四、创新体例 精心结撰——可闻一而知三

本书是薛天纬先生2007年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李白诗歌解读”的结题成果。该成果完成于2010年6月，2014年1月通过鉴定，获“优秀”等级。作为相对小众的科研项目，“李白诗歌解读”的表达形式较少顾忌，可以比较自由地展开；但作为面向广大学者和更多普通读者的出版物，《李白诗解》则需要妥善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建构最合理的体例才能获得最佳的表达与传播效果。

问题之一，诗歌篇目的选择与安排。入选本书的篇目必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才需要解读。这里的问题(实证性的)，有普通读者认知层面的，比如什么是乌纱帽；有专业人士研究层面的，比如李白“两入长安”。而问题被发现，首先是因为作品被阅读，其次是因为作品被广泛阅读和反复阅读，再次是因为作品与作者行迹、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一路逆推下来，“有问题”的作品往往是接受面广、影响力大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方式来安排呢？作者采取了以编年为主并兼顾李诗复杂性的原则来安排，按照李白生平比较明确的八个时期分八卷编选，依次为蜀中及出蜀之什、酒隐安陆及初入长安之什、寓家东鲁之什、供奉翰林之什、去朝十年之什、安史乱中与从璘之什、长流夜郎之什、晚年之什；因“古风”五十九首以及类“古风”作品情况复杂但又风貌相近，单列为一卷；其余的诗篇根据诗体列为一卷。既收录了李白诗歌几乎全部名篇，又主要按照创作时间来编排，这样妥善周到的安排，研究性解读之外，仅就诗歌作品而言，这实际上已经为读者提供了一册很经典的《李白诗歌编年选辑》。

问题之二，诸家成果的征引与评判。根据作者所列，本书参考书目，不包含常用基本文史典籍，有157种；作者在行文中注明的引用著述，有257条次，其中作者自己的著述24条次。引用如此多的文献著述，若不得法，容易成为资料堆砌的流水账。而作者一方面采取了行云流水随物赋形的策略来汲取诸家研究成果，在明确标注文献出处的同时，或征引原文，或撮取大意，“无缝”嵌入作者正常的行文中，一方面又不是机械地罗列，而是以“纬按”的方式对征引材料进行整理、归纳、总结、申说、评价，做到了解读行文与征引材料的水乳交融。当在征引他人著述的过程中发现原作者的失误时，薛天纬先生也以“纬按”的方式如实注明，比如《上之回》“义释”引用李子龙先生著述“陈沆(纬按：应作魏源)《诗比兴笺》云……”。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所征引诸家学者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与尊重。行文中征引材料，除了随出随注外，还特地在每一卷末设置“本卷所采撷论著”，胪列所有征引文献。根据《凡例》所确定的“本书采撷他人观点，一般只取自己所认可的一种而不事争论”的原则，薛天纬先生在本书中不惜放弃自己以往的重要研究成果，如2005年，有学者根据李士训《记异》文字提出李白生卒年的新看法，颇有些“推陈出新”的翻案意思，时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的薛天纬先生当仁不让地发表《关于李白卒年问题的再讨论》积极回应，有礼有节地回应了不同学术观点，起到了正李白研究界之视听的积极效果。但在本书讨论到李白卒年时，作者并未引用和列出自己的这篇文章，而是引用了首倡“广德元年”说的阎琦先生两篇文章《李白卒年刍议》《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并评价阎琦先生“其说甚辨”。这种种努力，无疑又给有心的读者提供了一册《李诗研究动态要览》。

问题之三，诗歌解读的方法与行文。作者反复强调本书的解读属于实证性，那么这种实证性的解读如何展现呢？作者采取了“题解”“句笺”“义释”三项依次进行，也有个别诗篇有“题校”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有“句校”如《静夜思》。诗篇所涉及史实的考订、诗人事迹的考订，主要集中在“题解”，“句笺”也颇有涉及；诗中语词的训释，主要集中在“句笺”；而题旨的探究，则主要集中于“义释”，题解也颇有涉及。这种三项式的解读方法是基本模式，但并非每首诗皆如此，而是从诗歌存在的“问题”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通过反复阅读体会，这种方法堪称解读李白诗歌的妙招。在具体行文过程中，作者依然从实际出发，有话则长，挥毫泼墨，下笔千言；无话则短，惜墨如金，寥寥数语，这大概也是一种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的“此中有真意”的行文态度。因此，可以说，作者在解决问题之三的过程中，无疑又为我们提供了很有效的方法论参考，可以名曰“李白诗歌研读法”。

李诗如海，其解汪洋，本书篇幅有限，个别问题未能展开，在读者看来，未免略有遗憾。如《行路难》其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之解读，赵昌平先生在其《李白诗选评》及《唐诗三百首全解》中均认为“一旦能如宗悫那样建功立业，便当功成身退，似夫子、鲁仲连一样，乘舟浮海而去。”就类似观点，薛天纬先生曾在《李白诗四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与裴斐先生有过详切讨论，在本书本诗的句笺中也提供了《李白诗四解》的线索。但如果作者能就此问题在“句笺”或“义释”中略作辨析，稍展篇幅，读者就可以知晓关于此二句更多不同的见解并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了。另，本书在编辑校对过程中，还有些许未尽之处。如，第232页，倒数第五行末字“涛”误，当作“陶”；第364页，“题解”下首行，第395页，倒数第四行，“诠选”误，当作“铨选”。

《李白诗解》既是对于过往李白诗歌研究状况的梳理与总结，更是在为未来的李白诗歌研究奠定基础，正如作者所言，“李白诗歌解读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本著只是对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回顾和总结。本著的完成，同时也是对李白诗歌研究新成果的期待。如果这里所提供的学术信息能够对新成果的出现有所助益，那将是本著的价值在更高层面上的实现，是所至企。”因而，我们不排除并期待薛天纬先生继续写作《李白诗解》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