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祥 支明

摘 要：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如何让土地这个“金饭碗”在现代化进程中给农民带来更多福祉，是解决“三农”问题关键点之一。该文在梳理国内有关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福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指标体系、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方面综述了其研究现状，梳理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民福祉;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19）23-0001-04

A Summary of Studies o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and Farmers′ Welfare

Xue Guoxiang et al.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

Abstract：Land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How to make land "golden rice bowl" bring more benefits to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llenges in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problem.Only 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can we better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Based on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on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farmers′ well-being，this paper reflects the research status from the aspects of index system setting，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results and other aspects，and then draw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The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and the research idea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Key words：Rural land transfer;Farmers′ well-being;The research reviewed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及“人民福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因此，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保障农民利益，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因此，关于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福祉关系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系统梳理其研究现状，找出研究不足，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以期提高研究水平，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现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根本，事关亿万农民的福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已愈发普遍。其原因：一是经济因素。农民收入愈加多元化，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向城市转移，农民转出自有土地的意愿较大[1，2]。二是政策因素。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地转化为城镇用地。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农地城市流转、农地内部流转等内容。农地城市流转是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市国有土地的行为，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农地内部流转则不改变农地所有权和基本用途，其目的是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农业，提升农业经营效益，使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无论是哪种，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福祉。而土地流转政策会使农民的可支配土地发生改变，如何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后的总体福祉水平不低于土地流转前的福祉水平就显得至关重要。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福祉研究主要涉及指標体系、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内容。

1.1 指标体系

1.1.1 农地城市流转指标 目前学者们研究中所设置的农村土地内部流转指标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从1级指标来看，5篇文献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学者们都考虑了家庭经济、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包括住房和环境）、社会保障、心理或情感等5个方面。其中，朱珊等还设置了参与自由及合理性指标，旨在考量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及对此政策的评价。不同于其他学者在研究时分别计算农地流转前和流转后农户的福祉水平，朱珊等在研究时仅计算农户在失地后的福祉水平。在以上学者中，仅有丁琳琳等未考虑教育或职业发展方面的指标;胡动刚等则考虑了农民健康状况，无论何时，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好坏应该与其健康与否紧密相关。从2级指标来看，除生活环境方面，学者们观点比较一致，都考虑了空气、噪音等生态因素外，其他1级指标下的2级指标则有所差别。在经济状况中，丁琳琳等设置了恩格尔系数，其他学者则设置收入、支出等绝对数指标，但绝对数可能会因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而降低其科学性。在居住条件方面，学者们设置的指标差异较大，赵秀君等和朱珊等学者设置了关于交通、治安等指标，而丁琳琳等和尹奇等学者则从房屋本身进行考量，设置了居住面积、房屋结构等指标。在社会保障方面，朱珊等设置了社保政策变化指标，而其他学者都设置了农户社保参与情况的相关指标，此外，丁琳琳等设置了农地面积指标，朱珊和黄朝禧将就业状况指标和子女受教育指标也放在社会保障维度下。

1.1.2 农地内部流转指标 学者们设置的农村土地内部流转指标情况具体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从指标分级来看，只有张珂等设置了2级指标，其余学者都只设置了1级指标。从指标内容看，5篇文献都包括家庭收入情况，除此之外，张珂等设置了就业方面的指标，陈飞等和毛加强等设置的指标涉及贫困线或贫困发生率，陈治国等和侯建昀等设置了家庭消费支出指标，张珂等和毛加强等设置的指标还涉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指标。另外，张珂等的社会保障指标采用的是现在相比过去的变化量，而毛加强等的社会保障指标采用的是社保缴纳金额。总的来说，张珂等设置的指标内容更为丰富、涉及面更广。

学者们在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和农地内部流转时设置的指标差别较大，对以上文献中设置的指标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第1，在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民的福祉影响时，核心指标是经济状况指标，如家庭纯收入、可支配收入、人均收入等。由于诸多原因，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部分地区尚未完全脱贫，所以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收入指标无疑成为衡量农民生存质量的关键。第2，相比农地城市流转，研究农地内部流转对农民福祉影响时设置的指标较为简单，这是因为农地内部流转一般直接影响到农户的收入情况，而不会促进农民的快速市民化，也不涉及农民的就业、住房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政策变动等方面的问题。

1.2 研究方法 在研究农民失去土地前后的福祉变化时，较多学者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框架理论为基础，运用模糊评价法来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具体情况见表3。此外，陈飞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福祉效应，并分别对土地租入户和租出户的福祉进行分解，发现土地流出有利于提升农民收入并减少贫困，且其净收入效应主要来自于非农收入的增加[10]。胡动刚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改进的庇古福利效应测算方法，具体测度了武汉市江夏、洪山等4个区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农户福祉变化，认为从长期看，农户福祉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3]。聂鑫等基于“可行性能力”理论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影响失地农民多维福祉的因素，认为土地城市流转后，对农民福祉影响最大的2个指标是：工作状态和补偿公平[13]。袁东波等基于河南、江西等四省实地调查问卷，采用对比分析法和有序响应模型，具体分析农地转出前后不同类型农户的主观福祉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对政府层面提出政策性的建议[14]。

2 研究结果

诸多学者对土地流转前后的农民福祉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众多相异的结论，部分结果如表3所示。此外，毛加强等运用GBM的倾向评分加权法与传统的 PSM模型，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评估农地流转对相关农民福祉指标的影响，发现参与流转都提高了收入，并更加远离贫困线，但流出方提升幅度更大，提高了市民化程度，流入方市民化程度有所降低，但不明显[12]。陈治国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的数据，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剂量-反应函数模型研究土地流转对于农户的福利影响，得到结论：农地转出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增加，农户福利得到提高，农地转入短期内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减少，但随着年数的增加，农户福利会得到改善[9]。侯建昀等基于苹果主产区12个样本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LS 模型对专业化农户流转农地的福利进行研究，发现与为流入土地的农户相比，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的家庭纯收入的家庭消费支出都大幅增加[11]。赵秀君和高进云基于“可行性能力”理论，以天津市的4个区域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农村土地城市流转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发现最影响农民福祉的功能性活动是情感、生活环境和防护性保障，且老年人和年轻人关心的因素不一样，前者更关注生活环境和防护性保障，后者则关心情感和就业[4]。

从以上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农地城市流转还是农地内部流转都可能提高农民福祉水平也可能降低农民福祉水平，且农民内部福祉水平差距的扩大或缩小也不确定。这是因为研究区域不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农地流转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可能对农民福祉水平造成影响的因素也不同。总的来说，对于农地城市流转，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综合考量和施策，不能将失地补偿简单理解为一次性的经济补偿，应该从就业安置、社会保障、补偿公平性等方面着手保障农民福祉;对于农地内部流转，政府应该培育各级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流转制度[18]，也需要在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和生活保障方面给予帮助，保证农民流转土地后福祉水平不降低。

3 問题与展望

可以看出，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福祉问题愈加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农民福祉问题的实证研究，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

（1）对于农民福祉的概念研究较少，从诸多文献的研究中看，学者们大多只是宽泛地使用了人类福祉的定义对农民福祉进行研究，并没有对农民福祉进行界定和深入探讨。

（2）研究方法有局限性。对于同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采取同一种研究方法，如在研究失地农民福祉时使用模糊评价法，对于其他方法则应用较少，如层次分析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

（3）关于福祉度量指标的设置。一是诸多学者在研究农民福祉问题时，选择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能力理论为基础，但森的框架并未指出应选择哪些“功能”或“能力”及如何量化福祉，所以学者们选择的具体指标差别较大，这不利于在同一个角度或层面上得出可供比较的结论。二是对于主观福祉的测量不足。学者在研究农户福祉时大多采用客观的经济福祉指标，主观福祉则使用较少，在所有指标中占比较低，这可能无法完整体现出农民的生存状态。上述这些问题，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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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