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文学批评只有在批评家在同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观察层面上运作的时候才有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要谈论曼德尔施塔姆，不管是用俄语还是英语，都只能严格地‘从下面来谈论。”

对我而言，谈论伊塔洛·卡尔维诺和他的写作，尤其是《树上的男爵》，所面临的境遇大约也是如此，我只能严格地“从下面”来谈论。为什么说“从下面”来谈论呢？一是我承认自己对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崇敬，他是我的背后神灵，如果让我谈及给自己巨大的影响并让自己愿意列举出的三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从下面”谈论是保持着仰望和崇敬。我甚至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点秘密的血缘，我愿意在我的写作中让伊塔洛·卡尔维诺获得部分的“复活”。二是他的小说具有精神上的高度和超拔的幻想性，仅仅看他的小说的题目就能感受得到：《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过一句片面却又极具卓见的话，“不和上帝发生些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戏剧”，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过卡尔维诺的作品的话，我们大约会认为他的小说在和“上帝发生着关系”，他有一种对人类俯视的悲悯，有一种超拔在人类之上的思考和审视，甚至，《宇宙奇趣》《看不见的城市》之类的写作，是他在对人类表达完要说的话之后“只和自己进行智力博弈”的一类作品，他强化了那种游戏性，强化了游戏的乐趣。还有第三点，它是所谓的“物理层面”的，在《树上的男爵》中卡尔维诺让柯西莫男爵在十二岁之后就离开饭桌和“我们的”日常攀登到树上，在树上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柯西莫的身上带有明显的卡尔维诺的影子，我甚至认为这个人物取自卡尔维诺的肋骨。在《树上的男爵》的第二十章，作家借叙述者（柯西莫生活于日常中的弟弟）之口坦言，“我把我的思想寄托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

我感觉，卡尔维诺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呼吸有了变化，他的身体也跟着发生着震颤。这句话，特别百感交集。《树上的男爵》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是核心性的，它几乎“说完了”卡尔维诺最想说的话，说出了他的理想和内在的悲哀。

出于对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精神高度和超拔的幻想性的敬仰，我需要“从下面”来谈论。而对于一生生活在树上、借助卡尔维诺的书写让我和我们“看到”的柯西莫男爵，我也需要“从下面”来谈论。

二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论一下伊塔洛·卡尔维诺小说的艺术特点，他给我的种种艺术启示。

第一点，卡尔维诺的小说普遍采用一种线性的结构，基本上是有始有终、沿着一条叙述之路行进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从“我的舅舅”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参加“同土耳其人的战争”开始，到他的身体被炸成两半儿，坏的一半儿先回到城堡作恶，后来好的一半儿缓慢地回来参与到子爵领地的事务中，两个半身人为爱情决斗，最后复合在一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既不好也不坏的人为止，叙述始终围绕着主人公来进行，它没有出现多个线头也没有复调感;《树上的男爵》是线性的，以十二岁的柯西莫·隆多的树上生活为故事的起点，然后叙述这位子爵的一生遭遇，他的学习、爱情、交友、社会担当、理想和写作，他的衰老，直到他离开翁布罗萨“升入到天空”。我们可以把《通往蚁巢的小路》看作线性的，而拥有十个开头、始终让故事停留于开头的魅力上的《寒冬夜行人》，其实依然是线性的，只是它被截成了十条线段，由男女阅读者充当连贯的虚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在他的《美国讲稿·速度》一节，他介绍了劳伦斯·斯特恩关于“离题”的伟大发明，“离题或插叙，是推迟写结尾的一种策略.是在作品内部拖延时间，不停地进行躲避”，并依据卡尔洛·莱维对于《项狄传》的解读来阐释小说的这一方法以及其用意：“一切手段，一切武器都可以用以逃避死亡，逃避时间。如果说在时间与死亡这两个逃避不了的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的话，那么离题与插叙则可以使它们之间的距离延长。如果这些插叙变得十分复杂，十分曲折，相互缠绕在一起并迅速更迭，让人看不清它们的踪迹，那么死亡也许不会找到我们，时间也许会迷失方向，我们也许会被这些不断更换的掩体保护下来。”我必须要说，用于離题这个词之上的修饰性定语“伟大”是卡尔维诺原文中使用的，而卡尔维诺也承认，“这些话让我深思”，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则更为重要：“因为我并不崇尚插叙，也可以说我喜欢直线，希望直线能无限延长，好让读者捕捉不到我。我希望我能像箭一样射向远方，消逝在地平线之外，让我飞行的轨迹无限延伸……”

线性结构，在我所见的现代小说中几乎是被遗弃了的，它往往显得单薄，过于故事，无法负载更为复杂、深刻和丰富的认知。我们阅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阅读狄德罗，阅读威廉·福克纳，阅读君特·格拉斯，阅读巴尔加斯·略萨，阅读余华、莫言，阅读米兰·昆德拉——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他甚至有意识与交响乐的乐谱相对应，让小说的叙述在故事、主题、内容和语言方式上都呈现一种交响的性质，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更是如此。在阅读卡尔维诺之前，我的心里有一个相对固执也相对强烈的“概念”，我认为线性结构是一种过时的、滞后的方法，一种在叙事演进中被抛弃和打碎的方法，因为它不适应现代认知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因为它对复杂的容纳力是弱的，而且，这种过去的方法无法让我们感觉陌生——我们在阅读一个新文本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陌生”的期待，我们希望它能在语言和结构的层面展现它的创造力。然而当我读到卡尔维诺，着迷于他线性叙述的故事时，我惊讶地意识到我过去的判断“过于武断”。线性结构的问题当然存在，我所列举的弱点确然存在，但卡尔维诺竟然天才而卓越地解决了它，并使它焕然一新，呈现出让人惊艳的魅力。它同样达到了复杂、丰富和“无限延伸”。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如果没有卡尔维诺的文本呈现，我大约会认为某些技法的滞后是永久性的，像这种线性结构，像戏剧里的“三一律”，像人物形象的描述或某种景物描写……现在，我依然承认我们的技术技法是有演进性的，但不会再那么固执地认为“已经过时的方法就应进入到垃圾堆里”。从卡尔维诺那里，我明白，任何一种方式方法，都可以在运用中呈现新意和陌生。我们以为某种方式方法的过时往往是还没有谁能让它天才地复活。

第二点，卡尔维诺的小说往往是典型的“概念先行”的范例，他的每一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和人类说话、帮助我们认识人和人类的小说）几乎都有清晰的“概念”的影子，他并不掩饰这一点。米兰·昆德拉说，“人类渴望一个善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扼制的愿望，就是要在他理解之前做出判断。”——这种人类渴望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每个人身上大约都有那么一点儿，我们要光明不要黑暗，我们要善良不要奸恶，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剔除了我们以为的不好、不善、不美的一切的美妙新世界，这是我们的“理想国”。基于这样的概念，卡尔维诺有意给我们“创造”了两个半身人，一个是纯粹的恶的，另一个则是纯粹的善的，“心怀恶意的人没有一个月夜不是恶念丛生，像一窝毒蛇盤绕于心间;而心地慈善的人也不会不产生出放弃私念和向他人奉献的心愿，像百合花一样开放在心头”（《分成两半的子爵》第十节）。他让恶的半身和善的半身先后到来，让小说中的人们在“仁爱和恐怖之间过日子”……他用这非常概念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善恶真正能霍然地分开会怎样。小说中善和恶各是“半身人”，他们来自同一个躯体—一也就是说，在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上，善恶各有，我们无法用自切的方式将恶从我们的身体里完整地切除出去。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知识分子该是怎样的？他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和社会以及群众团体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他和其他的知识分子关系应是怎样的？这应当是卡尔维诺心头始终萦绕的问题。对于一类知识，我们常常说它应当“高于生活”，有一种对生活和日常“俯瞰”的能力，只有“俯瞰”人类和人生才能得出规律性的认知来，才能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建筑有指导性。为了更好地呈现“俯瞰”这一概念，卡尔维诺化虚为实，让柯西莫“真的”攀爬到树上去，并始终不让他再“落回到地面”，落回到平庸与苟且中。

在哲学中，始终存在两类趋向，一类是强调“自我”，强调意志的力量，而另一类则是消融自我，“放下自我”。基于这样的理念或概念，卡尔维诺写下了《不存在的骑士》，创造了一个身体不存在但意志力极为强大、依靠意志力和“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支撑着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骑士，同时创造了他的一个仆人，一个遇到鸭子就把自己看作鸭子、遇到青蛙就把自己看作青蛙、遇到了梨子就把自己看作梨子的，随便叫什么名字都可以的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们分别处在两个极端。柯西莫的父亲也是象征性的，产生于理念的，他是“守旧的没落贵族”，具有这一象征的全部品质;母亲“女将军”也是象征性的，甚至比父亲的象征意味更为明显。

这是卡尔维诺的创造，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敢于这样去写，这样坦然地显露着“概念”的影子，他不掩藏它们。在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这样是不允许的，然而卡尔维诺却故意向不能发起挑战，向不能说“不”，他偏偏要在我们习惯上的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并让它完整完美地呈现出来。

它给了我重要的，而且是极为特别的启示。后来，我在《匠人坊：短篇小说十堂课》中借谈论鲁迅小说中的概念化问题谈到我对“概念先行”的理解：

“概念先行”并不可怕，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恰恰相反，概念先行往往是写出好小说来的重要保证之一，它会让小说有骨骼感，会给予小说“魂魄”，会赋予小说统一和前行的驱动力。任何一部小说，如果写作者未曾至少有一个笼统的“想法”确立的话，它最终导致的可能是“统摄力”的阙如，小说是散掉的。在谈论小说结构的时候我们大约会重视小说的故事线，但每一篇小说（伟大的、优秀的、自恰的小说）都有一个暗含的主题线，它应当“事先”地在构思的时候确立下来并始终影响着故事方向。……就小说的写作而言，往往是作家在头脑中先确定“一个想法”，他思考、追问和审视这个想法，确定这个想法，然后就是他的魔法时刻，他对那些构成小说因素的材质：幻觉、回忆和行动，日常谈话、读书所获取的情况和材料，还有自身生活的片段施展魔法，对它们说现在是见证奇迹发生的时刻啦，于是，有了光，有了人物、环境、行动，有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有了开始和结束。……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发现作家们几乎没有对概念先行的诟病与指责，他们多数会在各种文学中为“概念”和“理念”进行辩解，为虚构进行着辩解，为创造出的新人进行辩解。

对概念先行的批评多习惯性地出现于批评家队列。在我的理解中，这类批评其实未曾对准靶心——他们批评的，本质上不应是概念和理念，而是作家“仿生学”能力的某种匮乏：他需要“弄虚作假”，但必须让人“信以为真”，他需要将阅读者带入到他所创造的自成一体的天地中，而不是随时会显出未经装修的粗陋破绽。他们应当批评的是匮乏的创造才能，而不是概念或理念的先行，这种未对准靶心的批评本质上是有害的，它的武断会画地为牢地狭窄化我们的审美。“文学没有欺骗，因为当我们打开一部虚构小说时，我们是静下来准备看一场演出的;在演出中，我们很清楚是流泪还是打呵欠，仅仅取决于叙述者巫术的好坏，他企图让我们拿他的谎话当真情来享受，而不取决于他忠实地再现生活的能力。”（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

第三点，夸张性和童话感。这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同样是显著的，属于个人的标识，我们可以随便地举几个例子。譬如《不存在的骑士》中，年轻的朗巴尔多骑士试图为父报仇，而在“决斗、复仇、雪耻督察处”，他遭遇到了“为了一位将军复仇，最佳方式是干掉三个少校。我们可以分配给你三个容易对付的”。当朗巴尔多骑士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马上来了第二条建议：“你要四个上尉吗？我们保证在一个上午之内向你提供四名异教徒上尉军官。你看，为一个军级将军给四个上尉，你父亲只是旅级将军。”——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夸张和荒诞，一种官僚运作中的无聊和荒谬。报仇变成了同等重量的“分配”，一名将军等于三个少校，等于四个上尿卜而他父亲真正的仇人，哈里发“伊索阿雷”是不允许那样挑战的，朗巴尔多骑士很可能会遭到来自内部的制止。同样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那个“没有个人性的人”的出场：当鸭群受到国王军队的惊吓一齐拍翅飞起，他“也鼻孔朝天，伸出两臂向前跳一步，就这样扇动起挂满碎片的臂膀，一边跳跃，一边笑着叫：‘嘎！嘎！兴高采烈地追随着鸭群。前面有一个池塘。那些鸭子飞扑过去，收敛翅膀，轻盈盈地浮在水面上，排着队游走。那男子走到塘边，跳入齐肚脐深的水里，溅起一大片水花，身子东倒西歪地摇晃起来，嘴里仍然拼命地叫着：‘嘎！嘎！”直到这个人沉到更深的水中。

《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段柯西莫男爵寻找法国巡逻队以帮助他“活捉”奥地利巡逻队的故事，在那段里，夸张性和童话感表现得更为明显。奥地利士兵们在树林里经过，柯西莫试图阻止他们前进，先是拿着一颗足有半公斤重的松球把它扔到队伍最后一名士兵的头上，把他砸昏了，可是这支队伍却保持着队形继续前进，然后柯西莫把一张豪猪皮扔到一个二等兵的脖子上——中尉这次是看见了，但他也只是派了两个人弄一副担架，依旧按着命令的要求继续前进。小说中还有一句有趣的叙述，“小军官按照地图上标出的路线前进，不断地往树干上撞鼻子（请注意，是往树干上撞鼻子，不是不小心撞到）。他让部下穿着钉了钉子的鞋在光滑的石头上滑倒，或者把眼睛碰到栎树上，但总是注意保持帝国军队至高无上的神气。”而法国军队，“阿格利巴·巴彼庸中尉指揮前哨队。他来自卢昂，是个诗人，志愿参加共和军。他崇拜大自然的仁慈怀抱，要求他的士兵不要抖掉穿过森林时沾在他们身上的松针、栗子刺球、细枝、树叶、蜗牛。”这支哨兵队伍已经同他们周围的自然界融为一体了，这支队伍其实也“丧失了战斗力”，进入到一种可笑的冬眠状态。为了使他们恢复活力，柯西莫提议使用跳蚤，而这位诗人军官的回答则是，“我很遗憾地要让您失望，公民。共和军没有跳蚤。它们由于围困和生活费用昂贵的原因而饿死了。”当柯西莫说他可以提供跳蚤的时候，这位诗人军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您是认真说还是开玩笑。反正，我将向上级指挥部打个报告，看他们怎么说。公民，我感谢您为共和事业所做的一切！啊荣誉！啊卢昂！啊跳蚤！啊月亮！”

卡尔维诺给予我们的不是现实，甚至不是那种现实的可能，而是幻想、幻觉、想象的“混合物”，它总是抓住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一个现实的因子，将它夸张性放大，让它变得更有戏剧性。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夸张和童话感都是和小说所构建的独成一体的天地相匹配的，他在建立一个混合了幻想、幻觉和想象的新世界的时候一定想办法为它同时建立一种“支撑依据”，让它符合这个新世界所给定的一切逻辑。譬如，在《树上的男爵》中，他叫柯西莫生活到树上去，这是一个奇妙的、有些冒险的安置，他也必然会遭受种种询问：下雨天怎么办？他怎么睡觉，要建树屋吗？他吃什么，家里一直给他提供吗？他要学习怎么办？他要洗澡怎么办？他要参与社会活动和交流怎么办？他要旅行怎么办？他有无要实现的理想，他能实现不，能实现多少？……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卡尔维诺早早地想到了而且有着“预先”的设计，这些设计不是生硬地回答而是将它以一种相对均匀的方式暗暗地“塞”入故事中，让它与故事融为一体，随着故事的行进这些问题一一获得了解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曾多次谈到，“就书而言，从中寻求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真实是毫无意义的。一本书中，或人或物或环境的真实完全取决于该书自成一体的那个天地。”“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卡尔维诺用他的方式展现了小说的“自成一体”的必要和适恰的手段，展示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梦混合在一起的奇妙能力。我还想说，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宗教颇含意味，值得细细审视;我还想说，卡尔维诺的文字中有一种特殊的“洗净”，无论是写杀戮、战争、性爱还是别的什么，他总能以一种洗净了血液和体味的洁净来描述它，这也值得细细审视。

三

回到我更想说的话题——树上的生活与知识者之路。谈论树上的生活与知识者之路，我将以他的小说《树上的男爵》为例证。 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曾言，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简单的几个字：“那个个人”。那个，个人，无疑，从肋骨中诞生、带有明显卡尔维诺DNA印迹的柯希莫男爵就是那个个人，他用一生践行和致力的，就是成为具有现代性、独立性和思考力的个人。第十四章，卡尔维诺甚至安排了柯希莫和父亲的一段有分歧的对话，让他自我阐释：

“你记得你是迪·隆多男爵吗？”

“记得，父亲大人，我记得我的姓氏。”

“你希望自己配得上你拥有的姓氏和爵位吗？”

“我将尽一切努力以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

那个个人：柯希莫成为“个人”是由饭桌上的反叛始的，他反叛的是呆板的旧规则、刻意与虚荣、“符合身份的义务”和按部就班，反叛的是不合时宜的思想还有姐姐太具想象力的烹饪（攀爬到树上的最初原因，就是柯希莫拒绝食用由姐姐巴蒂斯塔的蜗牛汤和蜗牛做的主菜）……反叛行为当然是一种难以以尺度衡量的混杂物，它在能够言说的部分之外还有诸多的模糊，包括荷尔蒙冲动和少年成长中为反叛而反叛的故意……这是个开始和支点，就像克尔凯郭尔把“个人”看成是哲学的开始和支点那样。接下来，柯希莫的选择却有着贯穿的决绝，他将自己的一生固定在树上，把“不再踏回地面”当作加于自己的唯一禁令——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叛的故意和原始冲动慢慢减弱，但“反叛”作为一种内心原则则被始终地保留着，一直渗透在他的每个行为里。这反叛让他拒绝了为姓氏和爵位的刻板承担;拒绝了惯常的道德逻辑成为面包师、菜贩子和马蹄铁匠以及“小流氓们”的朋友，大盗贾恩·德依·布鲁基的朋友;拒绝了流亡贵族乌苏拉两个章节的爱情而成为一些风流韵事的影子主角，直至和任性骄纵的风雅女人薇莪拉沉陷于“吵架一样疯疯傻傻的爱情”里，直至拒绝和遭到薇莪拉的拒绝。这“反叛”甚至也让柯希莫拒绝了某种固定立场，他为穷苦人提供也为贵族们提供，为大盗提供也为森林的防火防盗提供，甚至，为敌对、战争着的双方军队提供着某种帮助。柯希莫的反叛还表现为对某些教义和某些知识的反叛，他不仅仅遵循已有，不是那种书斋里的知道者，而是希望从各种经验中博取，选取他认为合适的与合理的，并努力合一，作用于实践，将主意贡献给他人。而且，在对待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柯希莫的态度与方式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式的，他不建立严格体系，不遵守文体规范，不建立确信也回避歧义，他拒绝了合规的那些，而让自己的说出成为一种篡越：“他开始写一份《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在其中描写想象中的由正直的人们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他开头写的是一篇关于法律和政府的专题论文，可是在写的过程中，他的虚构复杂故事的本领占了上风，后面插入了惊险情节、决斗和色情故事，有一章专门讲婚姻问题，变成了一本杂记”（《树上的男爵》第十九章），“柯希莫想虽然是一份《控诉书》，写得这么凄惨也不是美事，他想出一个主意，要求每个人写出他最喜欢得到的东西。每个人重新往那本子上写上他的要求……”（《树上的男爵》第二十六章）。

柯希莫的“反叛”还会针对自我和自我的建立，譬如他的“野外共济会”，譬如他的“诉苦书和希望录”，譬如“柯希莫，这个现在不知餍足的情人，过去是一个信奉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的清教徒。他一直在追求爱情的幸福，但一直都是对肉欲怀有敌意。他甚至怀疑接吻、抚摸、喁喁情话减弱或取消了原始的快感。是薇莪拉使他产生冲动，他同她做爱之后从没有感到过神学家们所说的那种沮丧……”（《树上的男爵》第二十二章）。如果一种建立在过程慢慢远离了他的真实感受和初衷，柯希莫便会生出反叛，对此进行拒绝。“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者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那个个人，是二十世纪以来渐渐闪现起来的萤火之光，在漫长午夜的巨大幕布中。

当然，成为那个个人，仅有反叛是不够的（尽管它是最最重要的），他还需要另外的“一切品质”，譬如对阅读和学习的极大兴趣，“愿意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喜欢为别人进行一种必不可少的服务”，蓬勃的好奇心，对具体事务的兴趣，对集体生活的爱好和对“文明社会”的离弃，苛刻的自我律令和游戏精神，对幽暗、隐秘的发掘与尊重……当然，在那个个人那里，在柯希莫那里，“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或者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如救火护林、打狼自卫，或者成立行会时，诸如锋利磨刀、光明制革之类的，他总是在黑夜里把人们集合到森林中，围坐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棵树下演讲，总是会产生出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关于从事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卡尔维诺还提到，在《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之后，他还完成并发行了一部《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孩子，包括鱼鸟和昆虫在内的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高秆植物、蔬菜、草本植物的权利的声明》……

附着于那个个人身上的并不都是晶亮之物，那个个人是一个复合体，甚至有着种种的相悖，种种的相悖也在相互争吵，其一贯性却是恒定的。“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

在知识分子中：当“那个个人”形成的初始，他曾和欧洲诸多的知识分子有书信的交流，而随着时间、经历、经验和……书上说，柯希莫在核桃树上写作《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他寄了一个简写本给狄德罗，署名很简单：柯希莫·隆多，百科全书的读者。狄德罗寄回一封短信表示感谢”。书上说，“我”在欧洲遇到哲学家伏尔泰，“他问我：‘骑士先生，这位像猴子一样生活在树上的著名哲学家就是在您的家乡吗？我感到很荣幸，情不自禁地回答他：‘阁下，他是我的兄弟，迪·隆多男爵。伏尔泰非常惊讶，也许因为有那种表现的人的兄弟竟然是显得如此正常的人，他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您的哥哥待在那上面，是想上天吗？‘我哥哥认为，我回答，‘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伏尔泰非常欣赏这样的答复。‘从前，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现象，他总结道，‘现在是理智。老哲人开始了关于他那虔诚的一神论的宏论。”书上说，在柯希莫和薇莪拉浓烈爱情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思考“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写了一封信给卢梭，也许搅得卢梭思想混乱，他没有回信。”——在诸多传统知识分子那里，柯希莫也是个难以理解的另外，异数，他写下的是不断跳跃、有太多旁逸和超出常规的幻想的混杂物，多少带有“精神错乱”的性质——对于溢出和超常，知识分子们用不同的方式回避和沉默，或断然地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理解。他言说的那些（也许实质上更有价值）不被作为知识存留，“没有人认真看待它，它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树上的男爵》第二十八章）。

在现实政治中：他参与，甚至是首要组织者，但因为缺乏领导欲（“一旦共同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就感觉做一个孤独的个人更适合些”“他自然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各类的人的集合群体格格不入的人”）而必然逐步边缘——人们需要一个有力量的强者，哪怕这个强者最终让他们感觉不适、恐惧和厌恶。人们渴望服从，让另一个大脑替代自己思考，自己顺应潮流行事就是了。柯希莫在翁布罗萨共济会中的参与是书中较为着重的一笔，我们看到，“共济会会员们承认他的高超的学识，让他加入支部，并委任他一些特别职务，因此引入大量新的礼仪和象征物”。“从后来那里保留下来的关于最初的礼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男爵的影响，只要看看入会仪式就足以资证：新教徒被捆好，让他们爬到树顶，然后用绳子吊放下来。”（《树上的男爵》第二十八章）这个始终热爱着大地的个人，这个能够希冀把主意贡献给他人的个人，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仪式化的形式，而核心的、内容的部分，则在变异、置换、篡改和忽略中消失殆尽。现实政治貌似尊重了他的头脑但实质上却是更深也更决然地将他抛在了外面。

那么，作为贵族，他在权贵者的眼中——轻视、嘲笑和虚伪的宽容是可以想到的，他已经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神经错乱的疯子，甚至他的智慧也会遭受嘲笑。书中，有一段加冕后的拿破仑皇帝对“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的会见，描述得精彩、戏剧而丰富。为显示自己的博学，拿破仑·波拿巴试图借用典故，可他却一直想不起来;最终，他在柯希莫的提示下想起那是亚历山大同第欧根尼的会晤，“拿破仑打榧子，表示他终于得到了他一直寻思的话。他用一个眼色示意随行的大臣们，注意听他说话。他用极好的意大利语说：‘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他掉转身走了。他身后随从们头上的二角帽互相碰撞，弄出一阵响声”。敘述已经消解了所谓的荣耀，尽管拿破仑皇帝送出的帽子足够高大，但它只是语词，包含着虚伪、夸张和轻飘，当不得真。当这顶高帽送出之后拿破仑甚至没有停留，对他来说，对“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的接见是个象征，作为新任的皇帝他需要姿态，至于树上的那个个人，是柯希莫还是第欧根尼还是其他人，很不重要，而随着他的转身一切都已结束，那个面目模糊的个人也许会是多年之后偶尔想起的谈资，仅此而已。

在底层民众中，在知识分子中，在现实政治中，那个个人都呈示了强烈的格格不入，他是异质性的沙子，他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无法保障他成为“权威”和强者，恰恰相反，使他成为弱的和更弱的。但他可以书写。那，在自我的知识和言说中，他能否完整、明晰、准确地表达出来？依然是，不能。第二十四章，小说寓言化地说出了那个个人在言说时的可能境遇：“他往一棵核桃树上搬去一张长桌、一个排字夹柜、一箱字母、一玻璃酒坛油墨，整天忙于排版和印刷。有时候在排字夹柜和纸张之间落下一些蜘蛛、蝴蝶，它们的形象被印到了书上;有时候一只睡鼠跳到油墨未干的纸上，尾巴把整张印好的东西都扫脏了;有时候松鼠拿走了字母盘里的一个字母，它们把字母带进洞里，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比如拿大写的字母Q，它那圆而带把儿的形状被当成是一只水果。柯希莫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一些文章中用大写的C凑合着代替。”蜘蛛、蝴蝶被印在书上，它们是不合规的意外，也并非言说中的应有之意;而睡鼠尾巴所做的，则是让他的言说变得模糊和混沌，对它的理解只得依靠猜度来完成，而这猜度可能是正解也可能是误读。最让我心酸的是C对Q的代替：它标明，说出的语词和真实想法之间有着不可弥补的分歧，尽管我们足够小心、经心，这个语言的世界也只能建立在折光之上，误读和误解在语词产生的最初就已经开始，难以避免。崔卫平说过，“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思想的第一秒钟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其相反的意思”。卡尔维诺的所说大约也是。升出水面的冰山并不是冰山的全部，更多更重的部分只得淹没在下面的无法言说之中——但我们又不得不依赖语词，“凑合着代替”。

《树上的男爵》，卡尔维诺用寓言的方式、小说的方式写下“那个个人”的生存史，让他按照“理想”的样式成长也让他承担着必然后果。“我把我的思想寄托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动荡从来没有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地难过哟！”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是一个下午，大约三点。它让我百感交集，让我泪流满面。我觉得，我的的确确觉得我就是另一个柯西莫，是另一个柯西莫的弟弟。我也觉得，我的难过是那么真切而具体，它无法完成化解，只能跟随我一直生活下去。

尽管有学者称欧洲人为“小说之子”，认为在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小说（及一切艺术）的作用是明显的，是基石之一，但贮藏于小说（及一切艺术）中的那部分“智慧”依舊遭受着普遍的漠视，就像柯希莫的言说所遭遇的那样。追求可理解的明晰、体系、确然和宏观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何况，多数人属于汉娜·阿伦特所指称的“无思无虑者”，他们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区分的世界，习惯在理解之前判断，愿意追随“时代精神”并与之保持“正确”的一致……从这点上，柯希莫注定孤独，“那个个人”注定孤独，贮藏于小说里的智慧注定孤独。卡尔维诺用一束追光跟踪着这个以自己肋骨创造出来的个人，让他牵扯着自己的疼与痛，并让尚有联连的毛细血管为这个创造物不停地供血，直到他变得苍老，直到，他搭乘偶尔飞过的热气球离开“升入到天空”。无可否认，那个个人，生活在树上的个人对于大地、人类的爱甚至远超不曾离开地面的“我们”，但在最后，他余下的气力还是用在了“反叛”上——柯希莫的“反叛”尽管底线清晰但也从未尖锐过，变成一种有意的姿态，他只是，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地交给自我的精神原则——他，做到了。当然他为自己的做到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

“在所有小说的心脏里都燃烧着抗议的火苗。虚构小说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过不上小说里的那种生活;阅读小说的人（他相信书里的那种生活），通过书中的幽灵找到了为改善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面孔和历险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谎言所表达的真情：谎言是我们自己，谎言给我们安慰，谎言为我们的乡愁和失意做出补偿。”——巴尔加斯·略萨在他《谎言中的真实》这样宣称，他说出的，即是我阅读《树上的男爵》时的感觉，我找不到更为精确的表达。小说如此，小说应当如此，这，是卡尔维诺和所有伟大作家给我的教益。

李浩

中国当代文坛70后代表作家之一。出版有小说集《将军的部队》《谁生来是刺客》《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