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德 科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710129)

提起陕北，毛泽东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1]12这里说的陕北，指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组成的，由于具有日益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广泛深厚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改编八路军奔赴抗战前沿阵地的“出发点”。其历史功绩，值得研究与珍视！

一、共产党人的信仰崇高而坚定、英勇斗争，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重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创建发展党的组织，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具有非凡的历史作为！

20世纪初期，陕西关中、陕北的一批学校，早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如关中的渭南赤水职业学校(赤职)、华县咸林中学、渭南渭阳中学、富平立诚学校、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原师范)等，陕北的榆林中学、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绥德师范)等。后来成为革命领导者的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和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汪锋、马文瑞、张秀山等，不少人曾在这些学校工作、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王尚德1924年6月在“赤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1925年12月建立中共赤水特支。1924年冬，田伯英、李子洲等在绥德师范创建中共党支部；王懋廷1925年2月在绥德师范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更多区域党团组织纷纷建立，广泛开展农运学运兵运。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省委1927年9月26—28日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作殊死战，以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候”,“在西北上培植新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我们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保存农民的武装……于必要时亦可上山”[2]137-138。这次会议在陕西党史特别是党的军事史上，具有奠基作用。

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这是中共陕西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共识。1928年4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渭华地区党团工作和革命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中共陕东区特委担当领导起义重任，领导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陕东赤卫队，发起暴动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进行武装斗争。渭华起义是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同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正式成立，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组织，共青团陕北特委随即成立。1931年12月7日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务会做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扩大游击区域，游击队与农民斗争汇合起来等目标要求。中共中央1932年4月20日做出决议，向中共陕西省委以及红军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提出战略任务：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3]297-2986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要求把红二十六军“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3]343-344。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2年8月25日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强调党组织的中心地位：“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的最主要的中心。”随即决定成立陕甘边特委。[3]355-360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壮大红二十六军，创建和巩固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历经寺村塬红色苏区和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于1935年2月5日的周家硷会议及有关会议决策，统一领导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统一发展壮大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1935年5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革命武装力量与苏维埃政权相伴相生，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发展，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二、红军队伍日趋扩大强大，保卫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

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后，派刘志丹、谢子长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民团建立党支部，想把民团改造成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但因革命活动引起敌人震惊、敌视和围攻，被迫离开，交由其他同志秘密坚守。之后，他到宁夏与谢子长在苏雨生骑兵四师筹划兵变，党组织又派张东皎、王世泰、贺晋年、高岗、张秀山、马云泽、高鹏飞等50多名党团员进入，并帮助秘密成立党的军委，但因苏部败退流窜而失利放弃。1930年春，趁被苏部调回陕北扩大兵力之机，刘志丹拉起队伍，但因叛乱受挫，机智脱险；再回保安，在党组织帮助下再组武装，两三个月快速发展，却又受挫退至宜君县子午岭山区；按省委指示打入宁夏败北后驻彬县的苏雨生部，筹划起义中受骗被捕，虽已判决但得杜斌丞保释获救；出狱后到平凉陈珪璋部，掌握兵力，未曾想遭袭遇险，被迫携部进入南梁；1931年9月中旬收编三股武装，建成南梁游击队——一支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1931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中共陕北特委积极接收整编为陕北游击队、调派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师。中共陕西省委重视加强对两支队伍的领导，派谢子长、高岗来到部队，按照省委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并向关中发展，成立中共队委会，两支队伍于1932年1月初合并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同时成立。为了进一步整肃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于2月12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时成立的中共队委会，作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重视红军队伍的建设与宣传， 1932年2月28日发出《为拥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书》，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团结起来，为自己切实利益而斗争，拥护红军陕甘游击队，反对‘围剿’陕甘游击队”[3]260。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对全社会拥护红军、保卫红军的诉求与呼吁。

中共陕西省委落实中央决定，积极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1932年12月24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红二十六军明确政委作为党组织领导居于负责岗位。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由中共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一支正规的红军队伍。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开辟过程中，红二十六军取得了更大发展。1933年11月初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子会议。会议认真研究解决了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明确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格局。会议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1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组建，下辖第三团、骑兵团和警卫连。红军主力的壮大发展，促进了群众武装力量的发展。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南梁寨子湾会议，根据军事和根据地发展形势，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0年，中共陕北特委已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十多个中共支部。1930年12月后，中共陕北特委支持在横山、绥德、清涧、米脂、吴堡、安定、延川等县建立了18个秘密联络点和10个秘密农民协会。1932年3月12日，中共延川特别区委领导发动淮宁起义，起义队伍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马文瑞同志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序言”中讲：“这是中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4]31932年10月中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在安定、清涧、绥德一带打土豪、袭民团，壮大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5]931933年4月下旬，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并于5月10日南下与红二十六军会合，5月29日重返陕北；9月再次南下陕甘边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攻打旬邑县张洪镇和甘肃合水县城，之后北返安定，不久被敌打散,开展隐蔽斗争。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返回陕北，于1934年3月8日在安定县恢复重建红一支队。

中共陕北特委根据1933年7月的高起家坬扩大会议决策，加快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1933年8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东区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正式成立；1933年11月7日，中共陕北特委将神木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1933年12月，中共陕北特委组织佳县民团起义，并领导成立抗日游击队，1934年2月15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支队；1934年4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王家沟游击队基础上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至十五支队，以及第二十一、二十二支队。中共陕北特委高度重视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并明确了支队队委与地方党组织的横向联系。在每个支队都建有党支部、队委会，支队队委直属特委领导。迅猛发展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政权相伴相生，红色割据局势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以至蒋介石的惊恐和“围剿”。反“围剿”使红军将士更为清醒，中共陕北特委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并把握良机乘势而上，通过《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提出“二、三支队于最短期间，立即各完成一团红军的任务”，并且强调红军充实起来要“帮助佳县、横山游击队，扩大佳横游击战争”。[5]198不足两个月时间，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组建了3个红军正规团；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即安定县)白庙岔村正式成立。

为了统一领导指挥和壮大红军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于1935年2月5日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这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及游击队。选举惠子俊为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惠子俊、马明方、崔田夫、郭洪涛等组成西北工委。选举刘志丹为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高岗为副主席。2月7日，刘志丹在赤源县冯家稍墕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两军。5月1日，两军主力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5月4日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组成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治委员。这一时期，陕甘根据地共有40多支约3000人的游击队力量，农民赤卫军遍及区县。红军主力与经过西北军委整编的地方武装浴血奋战，于1935年7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显示出两支红军统一领导指挥的强大力量。

三、苏维埃政权建设奠定群众基础，发挥对党和军队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明确党的最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会议所讲的“秋收起义”，发生在湘、赣边界。中共中央组织实施武装起义，重点在湘赣及鄂粤等省。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坚决切实、更具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陕西武装革命斗争。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识到“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确信农民在此种加重的剥削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必于最近爆发起来”，“确信‘在斗争中组织农民’，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为农运要着”。并在《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明确纠正过去不重视农村阶级斗争、认为领导农民斗争运动“幼稚”“过火”的错误，“今后我们要勇敢的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取得新经验”，“使每个同志都受到相当的军事训练，学习相当的军事知识，作武装民众暴动指挥者”[2]。

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组织工作决议案》强调“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2]128这表明陕西共产党人组织路线的正确。为了加强省委领导力量，“九二六”会议改选调整省委领导班子，明确负责农运的省委委员，并由省委委员担任团省委书记。明确省委下辖县(市)委8个、区委10个、支部153个、特支32个。

清涧起义是在党的活动频繁、群众基础好的清涧、绥德和延川、延长、宜川发生发展的。渭华起义的发动，是由于大力发展党团和农协等组织，成立的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与“兵运”“起义”相结合，实现了“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2]226-228，进而发展为起义大行动。后来的多次起义和兵变，也大都失败了，但挫折与失败使共产党人反思，找出原因主要是缺乏群众基础。正如习仲勋讲的：“没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6]205

寺村塬红色政权是陕甘游击队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尝试。陕甘游击队1932年3月中旬攻打正宁县城不克，撤驻正宁县寺村塬。刚刚立足的队委会随即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提出比较充分彻底地动员和依靠群众的计划。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这其中，还有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年代条件下，不足一月，游击队向省、省向中央报告，中央转省、省转游击队批复决议。这说明，中央、省委与游击队委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认识一致。由于年轻的陕甘游击队力量一时难以足够强大，寺村塬红色苏区存在了20多天被迫解体。虽然只是短暂存在，但表明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明确认识，更有革命武装是革命政权条件保障的经验教训。

照金苏区的开辟，掀开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篇章。新成立的红二团随即横扫照金及周围的反动势力，在照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组建起一批农民联合会和农民游击队。红二团的成立，保卫、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发展，加速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以及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重新建立。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特委书记金里科(后由秦武山接任)，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成立青年团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兼任书记。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革委会党团书记。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陕甘边区党政军的建立与发展是充分动员和组织群众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切实开展土地革命，实施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切实有效举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贯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按照《土地法》政策和各村实际明确标准与办法，分地给没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芋园乡分配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配土地5000余亩，十多个乡村贫苦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地界用插木橛的方法区分。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等，领导苏维埃政府各级单位，汲取以往经验教训，抓紧进行土地分配工作，并且在后来解决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问题；在周边乡村，最初执行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在陕甘边南区，先试点后展开。

陕甘边根据地积极开展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廉政建设，大力发展苏区经济社会事业，使根据地建设与拥军优属工作比较切实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工作使群众明显受益，深得群众好评。当时，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促进集市贸易，设立苏维埃政府银行、造币厂，手工印制苏币，打通苏区与商人往来贸易渠道。创办列宁小学。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成立禁毒、禁赌、放足委员会，颁布实施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积极拥军优属，扩大红军队伍，促进红军战斗力提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兵力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3000多人，赤卫队发展到5000多人，革命军事力量不断强大。

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不同的是，由于地理与社会状况差异，陕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先建立县级政权、再建立全根据地政权，是一个由下而上、由点向面的进程。中共陕北特委最早帮助清涧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组织条例，要求根据地各县参照执行。条例要求先在县委领导下成立筹备委员会，确定党、团、游击队、群众组织代表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中的人数，再由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各县在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组织、共青团和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清涧县建有总工会。土地革命集中在1934年底到1935年初普遍展开，规定“红军战士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城市工人的家(属)同样有分得土地的权利”，给富农分坏地但“以让他自己耕种为条件”[5]196-197，“反对因白匪‘围剿’而放弃或推迟分配土地的执行”[5]232等政策。

在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土地分配运动，以及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工作，充分彻底地调动了贫苦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切实地密切了党和红军、革命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四、艰辛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

“九二六”会议，把坚决切实贯彻中央决策、领导群众创建政权提到了政治高度。会议强调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与农协政权”[2]121-122。并明确提出了“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武装农民”等口号。[2]133-136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斗争掀起高潮。1927年10月至1928年夏天，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农协组织，开展“兵运”策划发动“兵变”和起义，改造民团和土匪武装。特别在陕北组织发动清涧起义，在陕东渭华地区组织发动渭华起义、在渭北发动旬邑起义等多次起义斗争。起义失败、流血牺牲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认识到根据地对革命成功至关重要！认识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至关重要！在有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在艰辛探索中选择了国民党当局统治比较薄弱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日趋扩大发展，最终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培养军队、培植军事基础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中共陕西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且勇敢做起！如前所述，刘志丹创建南梁游击队，成为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支武装不断发展，1932年1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举起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1932年12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建立红军的开端。1933年11月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逐步壮大。陕北特委领导创建陕北游击队，成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重要部分。1932年3月中共延川特别区委发动淮宁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932年10月再次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继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历经挫折，红一支队1934年1月恢复。1933年7月后，中共陕北特委着力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接连建立十多支游击队，到1934年7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1935年1月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两军的统一领导指挥，显示出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战斗力和发展力。

陕甘游击队探索创建苏维埃政权，形成红色苏区。陕甘游击队1932年3月下旬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中心区域的寺村塬一带成立苏维埃政府，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赤卫队，游击打豪绅，围攻夺取正宁县城等。并且尽快、主动、努力地加快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府，改编和成立赤卫军，建立贫农团、农民联合团、少先队等，很快形成寺村塬红色区域。

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创建苏维埃政权问题得到进一步实践探索。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6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和创建北方苏区的决议》，强调“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是“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3]297-298，要求把红二十六军“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3]333-334。中共中央8月1日发出的《指示信》，重申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3]2488月30日省委派谢子长再次返任总指挥。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进而，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加强根据地武装力量建设，包括陕甘游击队、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具有党、政、军组织的苏维埃政权，切实开展工作，得到壮大发展。

苏维埃政权对党和红军、根据地建设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根据地对党和红军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表现在危急关头发挥紧要重大作用!当红二团南下、根据地武装力量虚弱时刻，经过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武装力量领导者的努力，王泰吉提早发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中国工农红军耀县第三支队转移照金；渭北游击队撤到照金。照金游击队与到来的三支游击队共同组成新的武装力量，给根据地以保卫支持，给群众带来希望。当时，也出现了悲观“埋枪”撤离的分散游击、隐蔽斗争的观点，与组成红军主力的统一指挥、形成有力拳头的观点相互之间严重分歧。在著名的陈家坡会议——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薛家寨东的陈家坡召开的陕甘边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上，来自省委的高岗与根据地的习仲勋等，与黄子祥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才结束”[7]44，会议形成的意见是：“成立指挥部，统一行动，坚决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这时的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积极活动。”“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7]43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政权组织进一步健全坚实、体制机制更为协调统一、执政方略举措更加切实有效，根据地对主力红军生存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更显必要重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底进入以南梁为中心时期，党的武装斗争重点转向南梁，进一步开创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党组织，成立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下辖耀县、淳耀县、永红、赤水和甘肃新正县，以及富县、中部等县的党组织。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落实“七月会议”决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华池为中心，向周边发展创建中心苏区，恢复扩大苏区，打通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举。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等，面对民团、绿林武装和土匪，面对哥老会及扇子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根据地政权采取了争取和改造并行的政策。1934年10月率部参加红军的郭宝珊，曾是黄龙山“山大王”；与同情共产党的哥老会，建立了统战关系。刘志丹力主“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他给大家说：“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8]19-20习仲勋回忆说：“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9]12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经验，为我党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借鉴。

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根据地注重廉政建设。苏维埃党政军领导集体认识到，为了充分彻底动员和依靠群众，陕甘边党政军单位及其干部和工作人员，首先要做到廉政廉洁。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党政军领导强调：“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聚不义之财。”[10]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干部，从穿衣吃饭到笔墨纸张等用品，均按最低需要发给，倡导艰苦节俭风尚。规定犯了错误都要给予相应处分。特别规定，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予以严厉警示。

贯穿陕甘革命历史的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4日视察照金革命根据地时讲的：“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在照金落脚，就是因为群众基础好，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众能够支持革命。现在我们党要依靠群众，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我们的事业就固若金汤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