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培

摘要：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和红军的优良作风已经初步形成。然而，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和红军的作风建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才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和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征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且使党和军队的民主政治生活得到恢复和加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优良作风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126-06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虽然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紅军长征时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实现了党和红军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展。近些年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问题，虽然引起学界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侧重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某一方面。①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对这一时期党和红军优良作风的初步形成、“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作风建设的严重影响、长征时期党和红军优良作风的恢复与弘扬等做些分析探讨。

一、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优良作风的初步形成

1.注重调查研究，初步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针对党和红军中盛行的主观主义错误，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阐明“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一旦离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为此“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②。为抵制那些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庸俗化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1930年5月对赣南苏区寻乌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③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④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后，找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创建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办法，纠正了苏区一些党员干部脱离实际乱发议论、脱离群众盲目瞎指挥等不良倾向。这样，在党和红军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2.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初步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一是宣传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红军每到一地，就组织宣传队写标语、贴布告，通俗易懂地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政策和任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土豪劣绅；分土豪浮财，分地主田地。二是用先进文化武装群众头脑。在各苏区，通过组织建立基层党组织、共青团、共产儿童团、士兵委员会、妇女会等组织，以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班、夜校等为平台，通过演文明戏、开演讲会、学唱革命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启群众心智，提高群众觉悟。三是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比如，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不仅以打土豪罚没的耕牛、农具扶持犁牛合作社，而且还从筹款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借给犁牛合作社购买耕牛。⑤

正是因为党和红军“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上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⑥，很快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并很快赢得了他们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兴国山歌所传唱的那样：“苏区干部好作风，真心实意为工农。油盐柴米都想到，问寒问暖情意重。”⑦

3.开展思想斗争，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得到重视

早在1929年7月，红四军第三纵队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中就有一节专门介绍“怎样批评同志”，要求每一位党员在“工作方面”“纪律方面”“行动方面”“说话方面”“态度方面”“性格方面”“思想方面”“看书方面”“嗜好方面”都要养成“互相观察”“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的习惯，以达到“同志相互间消除意见”以及“猛醒”“猛力纠正”各自的错误等目的。⑧这不仅是红军创建时期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总结，而且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党内生活方式的初步制度化。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明确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⑨，而且明确提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⑩。

1931年1月，中央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务要使每一个对党的路线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反对一切抑制自我批评，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以免除一切背着党表示不满而引起消极怠工的恶现象。”B11

1932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铁的纪律下面，党还要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和意见不同的斗争。因为不是党员的盲目服从纪律，而是要自觉的遵守纪律，并且只有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和意见不同的斗争，才能使党员更认识党的正确路线，更能巩固党的组织。不过在自我批评及意见不同的斗争已经做了决议案以后，则一切党员都要服从决议案，党员的意志及行动必须要统一起来，不准再闹不同的意见。”B12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并初步发展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二、“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作风建设的危害

1.“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打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党员和干部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王明及其“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地照搬苏联经验，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并进行批判和打击。1933年年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从闽西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该根据地边缘地区和巩固地区因条件不同应实行不同的政策，结果被扣上“动摇怯懦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罗明路线”等帽子和罪名。B13更为严重的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反“罗明路线”从闽西迅速扩展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以及白区地下党组织，一批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遭到排挤、打击和批判，不仅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给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过“左”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

一是推行过“左”的土地改革政策，打击了部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一改毛泽东等人采取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办法，盲目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激口号。在开展以清查漏划地主、富农为主要内容的“查田运动”中，有的地方“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稻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丰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B14。结果，“为了避免被打成地主、富农，贫农群众也不愿多分田，不愿多做工，苏区因此出现了生产停顿”B15。

二是采取极端化的大规模动员，激起了一些群众的强烈不满。从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先后进行3次较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吸收红军约27万人。B161932年9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明确规定“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赤卫队。B17经过几次“扩红”，苏区能够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参加了红军。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扩红”任务，“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B18。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加上各苏区非农业生产人员剧增、农业劳动力日渐减少等因素，中央苏区在1934年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张局面。为解燃眉之急，苏区党和政府于1934年2月要求各级政府在完成正常的粮食征收任务之外开展一场借谷运动。原定1934年7月前完成借谷24万担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苏区中央又于7月中旬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的任务。B19为按时完成借谷任务，不少地方都采取强行摊派的办法。比如，“胜利县用摊派方法强迫群众‘硬要借，以致发生两件群众自杀的严重事件”B20。这样，直接“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B21。为筹集战争经费，中央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1932年7月、11月和1933年7月先后三次分别发行60万、120万、300万元公债。这就意味着中央苏区300万人中每人要分摊1.6元钱。而在1929年的江西苏区1元钱可以买四五十斤粮食。B22在公债发行过程中，由于不少基层干部对那些买不起公债的群众采取“坐禁闭”“罚苦工”等一些极端做法，致使一些群众不得不将家里的饭锅、被子等日用品拿来“抵数”，然后不得不选择“逃跑”。B23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仅使苏区群众成天人心惶惶，而且给苏区原本密切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带来极大危害。

三是“肃反”扩大化，严重破坏了党和红军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以及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藏的‘坏蛋不在少数”B24。与此同时，凌驾于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之上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对那些有嫌疑的党员干部动不动就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三党”“AB团”“两面派”“反党分子”等大帽子，随意逮捕，甚至不进行调查审讯就草率处决，使大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遭杀害。仅1934年5月下旬，西江县“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仅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B25。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不仅“把裁判部的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而且从樟树到石城“沿途格杀群众”。B26据统计，在“肃反”运动中，总人口只有100万左右的闽西苏区仅被逮捕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就多达10000多人，其中6300多人被处决。B27“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不仅在苏区政权的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和群众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心理恐慌，而且严重影响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信任感。

3.李德、博古等人的独断专行使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

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不懂军事的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委托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则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抛到一边，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上的“太上皇”。正如李德后来在检讨自己时所说的那样：“中央要我负军事责任，原在申与博接洽好，于是将军权完全掌握在我手。我贪权，结果，全归我指挥。表面我权不大，我声明只是顾问（国际指示只充顾问，无决定权，应服从中共），实际独裁”“为了己见，一切强逼他人实行，其他意见，均被我压下去”。B28

在红军攻打浒湾、广昌等地的问题上，李德虽然明明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但就是拒不采纳。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执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加上博古、李德等人独断专行，使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正确的意见找不到表达的正常渠道。

早在1934年春，李德就建议博古要准备作一次大的战略转移，到湘鄂西去同红第二、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得到共产国際同意后，博古等人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就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1934年5月份做出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至于“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B29。此外，一些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名义下达的命令、指示和通知，也大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传达，甚至连不少红军中高层军事指挥员都被蒙在鼓里。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李德仍然以“确保突围成功”为由，“既不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长征的计划，也不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动员”B30。结果，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三、长征时期党和红军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展

1.取消“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新征程

自中共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和开展的重大活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遥控指挥下或在其代表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不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就因电台遭到破坏而被迫中断。这就为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契机。B31并从此开启了中共由受共产国际束缚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伟大历史转折。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领导问题，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毅然取消了博古的党内负责人职权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党和军队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辟了道路。博古等人从本本出发，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几乎到了迷信和盲从的地步。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中的统治地位，才使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

三是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以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实际情况，独立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毛泽东对博古、李德等人无视形势发展变化而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中央红军改道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黔东北地区。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否定了李德、博古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要求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1935年11月，以毛澤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B32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明确提出：“把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B33这不仅推动了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的形成，而且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2.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使党和红军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1934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的一些过“左”做法，明确提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乡长甲长。”“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B34

遵义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B35为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组织工作，中央红军在1935年5月进入四川彝族地区后，一张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B36这张布告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在彝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5年5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进一步要求：“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B37与此同时，还组织召开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座谈会，讲解和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

红二方面军从云南进入四川藏区后，也到处张贴布告，申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解除藏民痛苦、扶助藏民生活而战斗的正义之师，希望喇嘛僧侣和广大藏族民众安居乐业。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快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正如蒋介石在1935年3月给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朱毛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B38。

党和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地区虽然大多人烟稀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物资比较匮乏，但沿途各族群众不仅踊跃参军参战，而且从物资上积极支援红军，谱写了一曲曲党和红军与各族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乐章。正因为有了沿途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党和红军才突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道道防线而胜利到达陕北。

3.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和红军的民主政治生活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长征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与以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堡垒主义等错误以及张国焘的逃跑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逐步实现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

在1934年12月先后召开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等人坚持北上湘西与红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红军进军贵州，并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支持。通道会议因此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党的军事决策由专断走向民主的转折点”B39；黎平会议则“初步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全党全军接受，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得到恢复”B40。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与博古、李德等人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不但不承认自己在组织上和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反而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匮乏、各苏区军事力量配合不到位等客观因素造成的。B41周恩来在其所作的补充报告中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在“反报告”中对博古在“总结报告”中推脱责任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红军接连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和瞎指挥。随后，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重大失误，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专横作风进行了尖锐批评。虽然“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对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持反对态度，李德不仅为错误的军事指挥辩护，而且还拒不接受对他的批评”B42，但“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B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