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王世襄先生，生于1914年，殁于2009年，文博名家，文化界几乎无人不知。1934年起，在燕京大学读了本科，接着读硕士，1941年毕业。这样的学历，在那个时代，就国内来说，几乎是最高的。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时称北平）沦陷，美日之间未开战，燕园仍是安乐之地，未受大的影响。1941年12日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进驻燕园，从此之后，北京城里城外，再也没有安乐之地了。在北京勾留差不多一年，再也待不下去了，世襄先生决定奔赴重庆，是寻事也是报国。其路线，在《梁思成和〈战区文物目录〉》文中有言：“1943年我离开北京，穿过皖北界首日寇封锁线，经西安、宝鸡、成都来到重庆。”

旧时寻事，不兴递简历，是要托人的。世襄先生是世家子弟，官场上不乏通家之好。到了重庆，一找就找到南迁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马先生与其父为小学同学，是看着世襄先生长大的，知道他的品行，也知道他的才能，有意留他在博物院任院长秘书。因纯为文牍工作，不合心愿，世襄先生遂婉辞不就。去哪儿呢？世襄先生说：“我从北京来到重庆，一心想去李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主要的考虑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集中在这川南小镇，到那里可以有请教的机会。”（《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由这句话推测，当是他离开北京时即有此想。

机构的名称，世襄先生有省略，说全了应当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冠上属机构，简称“史语所”。所长乃傅斯年，机构在李庄。李庄有傅的办公室，重庆亦有。这段时间，傅恰在重庆，办公地点在聚贤新村。事关重大，还是引用世襄先生自己的说法，仍在《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文中：

承蒙梁思成先生亲自带我去拜见他。这次进谒，傅先生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我只得赧然而退。此后蒙梁思成先生收容，到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锦灰不成堆》第22页）

造成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不能全怨傅斯年先生，也要怨世襄先生。我所说的“失误”，即指此。

且让我们用排他法，一步一步地推勘。

世襄先生到了重庆，先找的是马衡先生。马先生想留他当秘书，他婉辞了。他想去“史语所”，以情理而论，会给马先生说的。这里说，承梁思成先生亲自带他去见傅先生，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关节：是马先生转托了梁思成，还是世襄先生直接去找梁思成，说了自己的想法，梁思成慨然应允，带他去见傅斯年先生？两种可能都有，但我认为前一种可能几乎没有，而后一种可能极大。马长傅十多岁，几乎可说是前辈，无论早先在北京，还是此时在重庆，与傅肯定相识且时有过从。若世襄先生相求，或写信或打电话，马是可以将王介绍给傅的。若如此行事，纵然仍是不接纳，世襄先生当会言及。世襄先生无一言及此，一上来就是“承蒙梁思成先生亲自带我去拜见他”，极有可能是，他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去见梁，要梁推荐他进“史语所”，梁认为这不是什么难事，痛快答应且亲自带他去见傅。

以我的推测，王早先就认识梁。王的父亲王继曾，1924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在此期间，梁父启超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两人可说是同僚，两家可说是世交，世襄先生与思成先生当年在北京城里该是有交往的。王直接去找梁，梁答应推荐，均在情理之中。

然而，错也就错在这上头。我们可以推想，梁带上王，去了聚贤新村傅的办公地点，说了王的想法，傅就没给好脸色，接下来问王是什么学校毕业，不过是想找个推辞的理由，没想到王是燕京大学毕业且是研究生学历。反正是不想要，话赶话赶得紧了，便有了那么一句负气的话：“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

现在要推究的是，傅真的对燕京大学有这么大的成见吗？

傅的这句话，拆开来看有两重意思，一是燕大不行，一是燕大的学生不行。

陆效用(2002)为了验证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的关系，对100名高校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绝大部分调查对象都认为,母语知识和技能对外语学习是有帮助的。此外，陆效用发现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与母语学习呈正相关关系，因而陆效用认为母语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也有学者做了类似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

先说燕大行不行。

《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文中，在说了后来见过傅，傅又说了两句话之后，世襄先生做了解释，说：“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也就是说，世襄先生认为傅有此偏执之念，是因为燕京大学没有优秀的教授。这个解释，或许是一种自嘲。真要较真，以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作标准，就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也不配到“史语所”来，因为这两位大师，都在清华国学院教过书，而没有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经历。

若以师资而论，燕京大学文科的教授，并不比北京大学的差。手边有一本侯仁之先生的《我从燕京大学来》，侯先生是燕大的研究生，毕业仅比世襄先生早两三年，书中收有多篇怀念燕大师长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当年燕大的师资力量。洪业、顾颉刚、邓之诚，哪个不是术有专攻且声名赫赫的大学者？

不说有没有像样的教授了，只说傅斯年对燕京大学的整体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在北京办不成了，很快就南下，迁到成都复校，校长仍是北京时的校长，姓梅名贻宝。这个时候，李庄的“史语所”也处在非常时期，主要是远离城市，物价上涨，研究人员的薪资纵有增长，仍是入不敷出，生计甚是困窘。此前陈寅恪从香港脱险归来，本该前往李庄的，闻知李庄景况，便留在成都，应了燕大的聘任（仍为“史语所”第一组组长）。事出无奈，傅斯年也就认了。或许正是陈的做法，启发了傅斯年的思路，写信给燕大校长梅贻宝先生，请燕大仿照聘任陈寅恪的办法，聘李方桂为客座教授。傅说：“其他学校，敝所与之合作，雅有不便之处，故似与贵所合作。”信中还拟定了具体的合作办法，甚至设计了李的教学时间和将来的成绩。原话是：“彼在贵校可任教五小时，亦愿意指导出几个学生来，为本所及其他研究机关之用。这点乃弟造意之原由，盖敝所治语言学之青年，其来源将断，故拟择一处培植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458页）

再说燕大的学生行不行。这个不好测算，但是可以比较。如果傅在这前后录用了不如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那么就可以反证了。在台湾学者苏同炳写的《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学生书局出版）一书中，有1945年8月，即拒纳世襄先生不足两年之后，“史语所”招聘助理研究员的记载。傅斯年当时在重庆，给所里的推荐信中说：“今年请求入所之人甚多，凡无著作者，弟皆谢绝了。其有著作者，现有三人，其中严耕望一人，似是一难得之人才。”其时董作宾主持所务，很顺利地就过了。当然，严耕望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历史地理学家。可是我们说学校出身，只说学校出身，不能以后来的成绩作为铺垫。书中说了严的履历，安徽桐县人，民国五年（1916）出生，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毕业后曾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肄业，中途因该所停办而辍学。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说一个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肄业的学生，肯定比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学生学历要高吧？

排除了马衡先生的转托，排除了燕京大学不行，燕大的学生不行，现在就可以探究傅斯年的这句负气之言，是针对谁的了。

世襄先生的文中说得很清楚，说是针对他的。

这在情理上，先就不通。一个与傅没有任何交往的青年学生，从沦陷了的北京，历尽艰险，辗转来到重庆，慕名来到你的办公地点拜谒，就是不拟录用，也该有两句安慰的话，怎么就能如此生硬，出口伤人呢？

再回放一下当时的情景。梁思成领着王世襄进来了，说明来意。想来该是傅先看了梁一眼，然后再问王，王说了毕业学校与学历，傅就来了那么一句。

我认为，这句话，是说给梁思成的。

先看梁与傅是一种什么关系。一个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一个是“史语所”的所长；机构的驻地，都在李庄；世襄先生谒见傅的时候，梁也正在重庆办公（有办公处）。这样说，好像“史语所”和营造学社是两个平等的机构，傅与梁是两个平等机构的主官。实际上不是这样。营造学社是一个纯民间的研究机构，“史语所”是一个官办的研究机构。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从昆明迁到李庄起，营造学社是附属于“史语所”里的，比如搬迁的经费，都是“史语所”出的，来到李庄号房子，也是用的“史语所”的名义，就是梁思成本人，也是“史语所”的兼职人员，拿着一份薪资。《手植桢楠已成荫》一书中，记载着抗战胜利后“史语所”搬回南京的具体办法，其中第三条即为：“兼职人员（思成），一同回京，薪给发至七月份。”

我们不能说梁思成是傅斯年的下级，但是，“史语所”对梁思成有呵护则是敢说的。而“史语所”当时的困境，在傅斯年看来，你梁思成是知道的，怎么在这个时候要推荐一个人来“史语所”做事呢？由不得就动了怒，也就可以想见了。

这是从公的一面说，再从私的一面说。

我们现在说起傅梁二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是从后人的眼光看的。至于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深究。大都是知道，傅斯年当年怎样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两家，向最高当局申请救济资金。这是公事，不能作数。我可以说，从我看闲书得来的感觉，傅斯年是看不起梁思成的，至少也是对梁思成没有什么好感。人与人的关系，有时是很微妙的，看不起就是看不起，难说多少理由。对一个自己看不上眼的人，在这么个艰窘的时期，不说为机构分忧，还来添乱，傅斯年先就气不打一处来，说出那么不近情理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人的关系不怎么融洽，还是有一点踪迹可寻的。我在《真实背后的真实》一书中曾述及，这里不妨再简略地说一下。

材料仍在前面提到的《傅斯年遗札》中。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一家不去南京，要去北京，应清华大学之聘，前往组建营造系（后改名为建筑系）。在重庆等航班期间，梁住在上清寺聚兴村中研院招待所，即王世襄说的傅斯年的办公地点。傅曾去看过梁思成林徽音夫妇，且不止一次。1945年11月看过之后，有信给其夫人俞大彩，对梁颇有微辞。1946年1月初又去看过，之后在写给俞大彩的信中说：“现在托徐轼游兄带去啤酒一小罐（林徽音送我，梁二反对之）。”虽是简单的一句话，傅对梁的鄙夷，已不难想见。

我说世襄先生的一个失误，是说不该让梁思成带他去见傅。若是去李庄，拿上林徽音一个手札，去重庆找傅斯年，收不收是另一回事，至少不会有那么难听的话了。梁启超当财政总长的时候，林的父亲林长民是司法总长，王家与林家，也该是通家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