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岚

（河南安阳学院 河南 安阳 751000）

潘金莲这一女性形象，首次出现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在其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中，潘金莲形象的塑造相对成功。由于人物个性问题，人们对潘金莲的评价历来不高，进一步加深对于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对潘金莲形象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潘金莲形象之追溯

《水浒传》这部充斥着男性阳刚之气的英雄礼赞中，作者通过刻画众多女性形象以突出男性好汉的正面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利用少而精巧的笔墨，塑造出明艳动人的淫妇形象——潘金莲。她的到来，成为英雄时代的“罪恶之花维纳斯”。

（一）潘金莲之外貌

在《水浒传》中对潘金莲外貌形象叙述并不多，主要从引诱武松，私通西门庆和毒害武大郎这三件事入手。如下：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日桃花，暗藏着风情雨意，纤腰袅娜，拘束着燕懒莺慵，擅口轻盈，勾引的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1]。作者将如此美艳的女性形象贯以出身卑贱的清河县一大户人家的使唤婢女，同时也注定了其人生历程的跌宕。

而在之后兰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将潘金莲的人物外貌形象细致化、立体化：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鬏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跨。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口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丧，卖弄杀俏冤家[2]。与此同时，吴月娘看到潘金莲都称赞其形象动人，通过侧面描写和众人反应，将潘金莲活灵活现地展示到读者面前。

通过这两部书对人物的描画，使读者认识到此女性人物的重要性，并对其之后的生活历程有所期待。

（二）《水浒传》至《金瓶梅》的演变

《水浒传》与《金瓶梅》当中对潘金莲外貌形象的描写大相径庭。在《水浒传》当中，潘金莲作为一个完整悲剧性的女性，虽然面容姣好但出身卑贱，因得罪张大户家被指配到与自己并不搭对的武大郎身边；她倾心武松，却被武松呵斥拒绝，甚至最后惨死武松刀下；被西门庆和王婆挑唆给武大郎下药，待动手时却说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软了，临时安排不得尸首。”与其说潘金莲是淫妇，不如说她被迫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妇，在一场不相配的婚姻中做了时代的祭品。

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潘金莲本身的小说地位改变了。潘金莲从一个配角上升到主角，因此其行为也被放大，更是有人命或直接或间接的折在她手上。相比《水浒传》中令人有些许同情的潘金莲，《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变得疯狂嗜血，俨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杀人凶手。可见两部作品的差异很大。

当代学者经过细致的比较研究，取得共识：《金瓶梅》在借用《水浒传》的同时，作者进行了艺术化加工[3]。据溯源，这是由于其创作时代背景和人物角色的转变。《水浒传》的创作时期为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不少农民起义事件，作者自然会将创作目标聚集于好汉英雄，为突出男子气概，不得不将女性形象同化或者作为衬托。而后期的《金瓶梅》创作于明朝隆庆时期，明朝较为全面开放，文人墨客把注意力回归到生活和文化，选择将女性作为主角，但由于借鉴《水浒传》，所以详细了内容，完善细节，将更加立体的潘金莲形象便呈现于读者眼前[4]。

（三）潘金莲形象的文学余响

人情小说文本出现了三次进化：《水浒传》出现的暴力在《金瓶梅》中转换为情欲，而《金瓶梅》当中的情欲在《红楼梦》中又加入了人情礼教。潘金莲的形象类型随着文本变化发生着转变，致使她的文学余响在文学长河之中延绵不绝。在后期的文学作品中，潘金莲形象逐渐成为类型化形象，出现潘金莲类型化人物。

《红楼梦》与《金瓶梅》从文学风格来讲，差别较大，但在其中的文学形象上有着相似之处。两本书均出现了“妾”的形象，甚至在塑造妾室形象当中有很多相似之处[5]。在《红楼梦》中出现了一位出场时间短暂，却能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形象——赵姨娘。赵姨娘身为贾政的妾室，为了讨好王夫人特意将宝钗送来的礼物给王夫人看，结果换来了王夫人的冷言冷语。为了人性当中最基本的自尊感，赵姨娘开始激烈和蛮横的报复方式——利用道婆诅咒加害宝玉。这与潘金莲设计利用“雪狮子”陷害李瓶儿母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金瓶梅》为人情小说开创了新流派，标志着我国的小说逐渐靠近生活状态，《金瓶梅》中的情欲是建立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面，在此附加上人对尊严地位的需求，全方位的呈现出潘金莲的女性形象。而其他的文学作品逐步将潘金莲形象演变成类型化女性，在文学中留下力透纸背的一笔。

二、潘金莲性格特征

潘金莲的结局是被武松杀死，可悲凄凉，但导致结局走向的主观原因是她的性格特征。对于潘金莲性格特征的研究，为避免片面，所以多参照《金瓶梅》内容描写。

（一）主体意识的抗争论

潘金莲最开始既不是风流成性的妇人，也不是心狠手辣的妖女，她终其一生所做的就是不断抗争命运，强大的主体意识促使她进行斗争。张大户在收用她之后，产生家庭矛盾，为缓解家庭矛盾，将她如同物件一样丢弃，指给武大郎，潘金莲作为牺牲品的道路从此开始。

潘金莲初见武大郎时就抱怨道：“奴端的那世的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6]潘金莲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自己的婚姻，而且她拥有着强烈女权斗争意识，同样不允许自己容忍这样的婚姻。所以婚后生活开始后，潘金莲仍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种种巧合让她快速结识西门庆，使自己能摆脱失败婚姻并得到最大程度的安慰。

然而社会的生活陷阱没有停止下降，当潘金莲进入西门庆的生活后，发现西门庆品行恶劣，贪图美色，让潘金莲遇到李瓶儿等对手。出于自己强烈的主体意识，潘金莲不惜用错误的方式了结李瓶儿，并将阻挡其家庭地位的人通通处理干净。在与命运斗争的过程中，潘金莲逐渐将自己流放，变成刽子手。

与此同时，潘金莲在看到西门庆夜夜不归时，抚琴吟唱道：“谁想你另有裙钗，气的奴似醉如痴，叙倚定帷故意儿猜，不明白，怎生丢开？传书寄柬你又不来，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一曲《绵搭絮》将读者拉入情景，仿佛可以看到远方月下盼望伴侣回心转意的女子，似乎可以听到曲丝悠扬婉转。思、怨、恨三种情感完美融合，思夫凄凉的怨妇形象跃然纸上。

潘金莲都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对抗社会，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相对而言的幸福感。

（二）祸乱人世的坠落天使

除去社会压力和个体意识的强烈驱使，潘金莲自身还存在着无穷欲望，这份欲望中包含着权欲和情欲。

首先，潘金莲在西门大院当中需要寻求立足之地。封建社会时期，想要得到夫家的重视，就要控制家庭的生育权。其次，潘金莲自小在大户人家为婢为奴，进入西门大院自然不满足于妾的地位，因此在她往上走的道路上，就一定要争夺象征地位的指挥权。综合以上两点，潘金莲的权欲逐渐膨胀，做出令人发指的杀人行为。在得知宋惠莲与西门庆有私情时，在背后使用毒计，利用西门庆之手，将宋惠莲之夫来旺儿杀害。之后又羞辱宋惠莲，使其含羞自尽。在控制生育方面，潘金莲用“雪狮子”吓死官哥儿，随后又气死李瓶儿。潘金莲泯灭人性的一系列行为，控制了西门大院中的女性生育并将外来者进行肃清。权欲在潘金莲身上体现淋漓尽致。

潘金莲不仅拥有强烈的权欲，在情欲上同样难以控制自己，潘金莲在最初嫁给武大郎时，认为自己“一块好羊肉落到狗嘴里”，便开始不顾伦理道德，幻想和武松在一起，甚至出言调戏武松。对于西门庆，潘金莲情欲加重，最终令西门庆梦死温柔乡。潘金莲对于情欲的追求逐渐狂热，情欲带给她的不仅是短暂的欢愉，还有家庭主位——西门庆的喜爱。得到了西门庆的长久喜爱，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根基更稳。潘金莲毫无节制的情欲成为其跌入人生深渊的助力，在坠落中侵蚀着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正如《<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一文中所说的“正常的人性要求被寄托于践踏人性的扭曲的追寻；合理的人身权利被赋予不合理的抗争形式。在渴望超越的挣扎中，不可避免的毁灭他人；在痛苦挣扎的梦幻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毁灭自己。这就是潘金莲；这就是潘金莲的人生历程。”[7]祸乱于人世的坠天使被社会遗弃，被自己毁灭，权欲和情欲的双重作用下，造成了害人害己的悲剧结局。

三、潘金莲形象的时代意义

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强大引导力，《金瓶梅》中潘金莲这一形象的出现同样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明代中后期男女关系不稳定，有的甚至混乱，“隆庆窑酒杯茗碗，具绘男女私亵之状。”可以对应到潘金莲和西门庆私情。对于潘金莲的享乐主义，在嘉靖中期也有所展现，“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快，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潘金莲与西门庆联手害死多条人命，在当时也有体现，“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潘金莲形象的出现不仅单纯的代表着人物形象的新突破，透过人物形象能够深刻认识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发现同样开辟了新格局。中国封建社会不再是一成不变，也并非是人印象当中的死板固执。从某个角度来说，明朝的中后期对于封建礼教有很大突破。传统儒家文化受到冲击，离经叛道的僭越行为开始出现，程朱理学对抗传统儒家文化取得新进展，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异端思想在明朝中后期盛行。

潘金莲将主体意识和权欲思想结合一体，而明朝中后期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晶，几种相互冲突的因素，致使潘金莲性格带有复杂的时代特色，潘金莲的形象完全展示当时的人文风情。基于此，通过潘金莲的行为语言推断出她内在核心精神，由个体的内在核心精神折射出社会现象实质。

潘金莲由《水浒传》的配角，上升至《金瓶梅》的主角，这一女性形象拥有强烈的抗争意识和追求个人幸福感的勇气。就在她用微弱的力量发起反抗时，社会的黑暗开始吞噬，将人性良知毁灭，取而代之的是祸乱人间的一代妖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