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龙

（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

中国古代的教育，在建立完整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教学体系外，还在发展过程中设立了培养传承各种实用技艺的专门人才学校。东汉末年创办的鸿都门学，就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创立的最早的文艺类大学。

鸿都门学，实际上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学形式的一种，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由于校址设在当时都城的宫门鸿都门旁故得此名。它将尺牍、辞赋、鸟虫篆作为考核取材标准，大量招引才艺之士为官。

鸿都门学曾经很繁荣，学生“至千人焉”。虽然其建立有朝廷内部集团斗争之嫌，但是依然是开创了艺术教育的先河，成为我国后世历朝书学、画学的先例，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从招收生源、办学宗旨和授课的内容都与当时的太学截然相反；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推选，多数是士族所不齿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教授的课程打破了专习儒经的惯例，是以尺牍、辞赋、鸟虫书等课程为主。正因为取才、授课内容异于“主旋律”便遭到传统士人的强烈的反对，于是“鸿都门学”在迅速的崛起后，便在历史舞台消失，但却对后世的政治、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鸟虫书之释名

“鸿都门学”的学子精通辞赋、尺牍这些才艺的同时，还擅长鸟虫书。因为这样的书法技艺可以为鸿都弟子们带来仕位利禄。

所谓的鸟虫书是一种古老的字体，当前可见的文献中，鸟虫书最早的纪录出现在许慎《说文解字序》：“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在叔重所列出的这八种书体中，大篆是秦统一以前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小篆是“书同文”后的书体；刻写符节、玺印时的文字叫刻符、摹印；在宫殿中题写榜书时则多是用署书；用于在兵器上书写则是殳书这一书体。虫书应为一种字体，或指结体虬曲，有如鸟形虫迹一类极富装饰性的字体。

但是在王莽时期提出的“六书”却不是叫“虫书”了，“……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体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缕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然而自汉代以后，又出现“鸟篆”这一字体。鸟虫书、鸟书、虫书或鸟篆，言人人殊，几无确切的名称。但是出土文物、青铜铭文以及碑志中我们的确可以见到：在商周时期金文风格为庄严、肃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风格发生了变化，多数铭文的装饰性风格明显，并出现一种带装饰笔画的美术书体。

徐鼐臣先生在为《说文解字》作注解时，指出：所谓的虫书、鸟书或是鸟虫书名异而实同，指的都是同一种书体，以书幡信，首象鸟形。在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解释之中，认为“虫”可以包括鸟在其中。《说文解字》中对虫的解释即为：“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虫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很大的程度，涵盖面之广。所以，“鸟虫书”这一字体，从名称的方面来描述，在汉代及之前所有用动物形体为结构特点的装饰字体，无论是以鸟形、虫形还是鱼形等为模仿对象，全部可以归在广义的虫书的范畴；从笔画形态与字体的结构来看，在汉以前的装饰性字体中，笔画形态虽然纷繁丰富、形态迥异，但主要的结构是以虫、鸟、鱼为主要形态。这种流行的书体常用凤爪、龙身、鸟身、鸟首等形态作为模拟的对象，或弯绕盘屈的形态和其他形符作装饰性书体的总名。秦汉以降，此类美术字体频频出现于兵器、乐器、礼器、玺印乃至瓦当之中。

2 鸟虫书之衍进

对于鸟虫书的起源，目前学界公认的观点是，产生于春秋末期，主要盛行于战国的吴、越等地。郭沫若先生曾经解释产生的原因：镂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乱频繁，礼崩乐坏，青铜器的装饰铭文转向现实，风格不再是西周的厚重朴实，变的有意精雕细啄、镂金焕彩、将奢侈豪华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是在铸造方面；在手写方面，最初应为篆书的一种手写体，或初原为装饰，但后来发现它的虬曲蜿蜒的笔画、复杂的结构，作伪较为困难，于是把用途扩大到书幡信方面去了。由于鸟虫书不同于一般篆类手写体，笔画繁复、结构多变与一般的篆书手写体形成了繁与简、工与意的两个方向。鸟虫书或为最早的艺术字，古典端庄而华贵美丽，把汉字本身装饰化和艺术化。到了汉代的鸿都弟子们是以篆书为结体根本，有的在笔画的起收笔上附加鸟、兽、虫的形状，或是把虫类蜿蜒虬曲的形态加于笔画中，形成的一种富有装饰性书体，并不只是篆书的简易手写体。

迄今能见的鸟虫书资料中，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子婴次卢》与《王子午鼎》，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鸟虫书为字体的铭文；战国中后期兵器上的铭文多为鸟虫书，由于是兵器之上缘故，为了更好的攻击，兵器均较长，附着在上面的汉字结构也被夸张地拉得长，显出俊美修长的形态，笔画也因此得到充足蜿蜑逶迤的空间，突出了鸟虫书的秀丽与虬美；鸟形或虫形的附加位置相对自由，可分布于字形的任何一个空间内，并开始讲笔划和鸟形相融合的态势；对鸟形的刻画选取的是头和尾为主，个别也加上鸟爪；线条的质感圆润纤细，个别位置用圆点修饰线条的粗细对比和节奏感。到了秦汉时期，由于书同文的缘故，鸟虫书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实用的效果也逐渐突显。首先，其虬转环绕的结构难以模仿作伪，便被当作验证身份真伪的密文，先官印后私印，被广泛用在玺印穿着中；在西汉初多用于的错金银铜壶上，内容多是对物质生活的祈求以及对长生不老愿景的向往；此后，鸟虫书飞上了屋檐的瓦当，不仅做纹饰，而且也有驱害祈福的吉祥寓意，做到了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鸟虫书在战国后期渐趋没落，究其原因，众所周知鸟虫书多为青铜器上镌刻铸造，而后青铜器逐渐推出碑陶器所取代，所以鸟虫书逐渐木没落是与青铜器的历史演进有关。

3 鸟虫书之功用

关于鸟虫书的功能，《说文解字序》论及虫书时，并没有说明其功用。推测可能为一种装饰性书体，新莽时期“六书”对鸟虫书则做了阐释,指明其书体功能是“所以书幡信也”。例如在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铭旌是以虫书字体书写。说明在考古发现中确有鸟虫书用于幡信书写的实物出现，由于鸟虫书，字体构造的奇特，可能会被附加上种种神秘色彩，用做丧葬礼仪中的字也不足为奇了。又如1979年在甘肃居延挖掘的用鸟虫书写的《张掖都尉启信》，启信乃是符信的一个支，是古人启闭门的一种凭证。开关门以鸟虫书这一载体为凭证，显示了其防伪的功效，也从侧面证明证了鸟虫书的确是用于书幡信的。同时鸟虫书由于装饰强、艺术性强，逐渐变为铜壶铜镜、瓦当上装饰文字。尤其是瓦当，鸟虫的应用使瓦当上的驱邪避害的文字内容达到了功能与美观的统一。

4 鸟虫书的复兴

由于鸟虫书起初多用于兵器、铜器等的纹饰，故它的盛衰与铜器的历史发展脉脉相通。鸟虫书在经历了一段沦亡期后，断延至两汉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个时期考古发现，装饰器皿、礼制用具中就有大量有鸟虫书字体的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书体并没有消亡而且在民间广泛流行和持久的艺术魅力。鸿都门学的创办，用擅长写鸟篆作为选材取士标准，便把鸟虫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鸟虫书在两汉时期的重新兴盛，是由于其独特的线条与奇异结构、繁杂多变、笔画丰富具有防伪的功效。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政治往函、军机要务、信件往来以及生产贸易等均需要一种取信的凭证，来保证这些活动有效的运行。例如：“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在这种情况是下公私钤印的作用变是举足轻重，为了更好的在“方寸之间”做到更好的防伪效果，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书写复杂繁冗的“鸟虫书”，于是“鸟虫书”游览驰骋的广茂天地。在出土的汉印中有相当一部分字体为鸟虫书。

汉代由于实行以文治国，加之通过公文的上传下达来保障国家的高效运行。印章作为国家权力的凭证，十分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书法因而获得了一种政治功能。为此，特设有印曹侍御史一职，专职掌管官印的制作。制作官印的命令逐层下达后，书写印文则是由兰台令史来完成，最后印工按照印文负责刻写完成。而当初考核选拔兰台令史时，考核的内容以小学功底为主，当时的小学将“鸟虫书”列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汉代的小学教育制度是鸟虫书得以发展和传承延续甚至复兴的重要因素。

汉末的奢靡的风气也对“鸟虫书”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鸟虫书笔画繁丽丰富，丰虬精美，涵有书法与绘画的合璧美感，由于装饰感极强，起初则被用于礼器、兵器等器物的装饰美化。再有汉代纺织业十分发达，好多出土文物上均有吉祥祝福语的文字，而且当时人们运用鸟虫书来互相书写祝辞。

鸟虫书发展到今天，不仅玺印之中有诸多爱好者，而且从王侯将相宅院的瓦当、鼎壶器皿纹刻中悄然迈进寻常百姓家，焕发出新的活力；当前一些民间艺人用海绵般软笔和颜料，书写姓名等词语，在书写字体中融入花鸟元素，实则是鸟虫篆延续。在依旧强调装饰的初衷外，其他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结构上，它以行草书为根本；在装饰上，祥兽瑞禽以为主，还加如一些昆虫、虾鱼等动物形象；在内容上，文字的比重似乎比如造型的大；在表现形式上，多使用对比色为主的喜庆色彩，这在民间广受欢迎；在传播方式上，采取的是中国传统的卷轴展示方式。这些或可以看做是鸟虫书在当代新的展现。

5 结论

鸟虫书作为一种艺术字体，自古以来似乎一直未入大统，而且很多书论对其评价似乎不高，认为艺术成就不高，没有成为大批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书体。但我们也应该领悟到，正是因为其受众小，表达空间更为广阔，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由于其具所具有丰富的装饰意味与审美特质，对后世的书法艺术和民间艺术有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它却依然焕发着新鲜的活力，其独特的寓意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