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军 闫晓艳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压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前，亟待进行文明转型的日本一方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资本经济模式以及政治制度等，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另一方面，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际地位，也产生了进行文化转型，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诉求。为此，日本国内出现“国粹”与“亚粹”思潮，一些知识精英积极开展相关文化活动，与国家的上述诉求相呼应。这种文化现象，从当代文化传播学视角看，可以说是日本“文化软实力”的早期建构。(1)“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他定义“软实力”即“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达己所愿的能力”。对日本“软实力”的讨论，主要在文化、外交、经济、政治等维度进行，相关阐述参见马千里：《日本近代以来培养软实力的历史脉络、特点及对华启示》，《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年第3期。作为其中代表，美术家冈仓天心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交游两种途径，向西方社会推介日本文化、亚洲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的所谓“精粹”。而与其文化活动形影相随的是一般与极端两种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国内外学界对冈仓的研究侧重于其展现日本文化特异性，以消除西方对日本的“误解”和敌视的“文化呼吁”(2)参见蔡春华：《〈茶之书〉:面向西方世界的言说》，《东方丛刊》2008年第2期；戴宇：《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自—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岡倉登志：《世界史の中の日本 岡倉天心とその時代》，東京：明石書店，2006年。等方面，从“文化软实力”视角加以诠释者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冈仓天心的文化活动为例证，管窥日本“文化软实力”的早期构建活动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情节的两种面影。

一、国家与个人对“文化软实力”的诉求与呼应

如前所述，冈仓天心生活的明治时期，正是日本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挑战，努力进行维新变革，以实现富国强兵目标，向欧美列强看齐的历史阶段。日本通过大规模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及经济制度等，为跻身列强，走上帝国主义之路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为对内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对外塑造文化大国形象，日本亟待构建新型文化软实力。为此，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文明开化，学习欧美文化，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发掘、展示日本与东亚文化的所谓“潜力”与独特性。一些学者也积极开展相关活动。而在此过程中，日本出现“国粹”与“亚粹”思潮，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相伴而生。

当时，在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方面占主流地位的是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持有国粹主张的日本主义者。他们强调日本作为绝海之孤岛以及与中国相隔绝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日本原生文化独立发生和发展的固有性，认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有限的。例如白鸟库吉提出日本的国史学与东洋史学没有共同的基础，日本最初的大国邪马台国受中国(三国时期的魏)的影响是有限的。(3)小路田泰直：《岡倉天心のアジア主義·再考》，《寧楽史苑》2013年第58號。与白鸟库吉等人的上述主张不同，内藤湖南以制作豆腐为喻，认为日本文化最初只是豆浆，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盐卤点化才成形。(4)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页。但值得关注的是，内藤更强调日本文明具有的这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点化的固有的、超群的能力。冈仓天心持有与内藤相似主张，认为日本固有文化是通过外来文化的流入与吸纳，混化而成的。(5)小路田泰直：《岡倉天心のアジア主義·再考》，《寧楽史苑》2013年第58號。

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等人还以保存国粹的名义于1888年4月组建政教社。该社最初的成员13人，其构成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东京英语学校的志贺重昂、今外三郎、菊池熊太郎、杉浦重刚、宫崎道正、松下丈吉等，另一部分是来自哲学馆的三宅雪岭、杉江辅人、井上圆了、棚桥一郎、加贺秀一、辰巳小次郎、岛地默雷等人。(6)王俊英：《政教社国粹主义的历史演变》，《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他们批判政府的欧化主义政策，提倡国粹主义，并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日本人》(1908年与陆羯南创办的《日本》报合而为一，改名为《日本及日本人》)。

三宅雪岭等学者还提出亚粹主张，并于1891年6月29日创刊《亚细亚》杂志。该杂志以三宅雪岭为核心，内藤湖南、长泽别天等参加编辑，田冈岭云、幸德秋水等撰稿。三宅雪岭一方面承认东洋文明起源于邻邦中国，另一方面又极力强调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先觉者，汇聚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7)王俊英：《政教社国粹主义的历史演变》，《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其他学者也有类似主张，由于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主义倾向，盛邦和先生将其归属为“文化亚洲主义”。(8)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与此同时，三宅雪岭等人还产生了“亚洲联盟”“亚洲一体”的意识。例如志贺重昂在《南洋时事》一书中提倡成立黄色人种的强国相互翼赞联盟，以共同应对西方的挑战。而三宅雪岭更加重视亚洲历史及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个相互平行且不分上下而独立的‘区域性文化体系’。”(9)王俊英：《日本明治中期的国粹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8页。但是，不管上述学者们的主张有多少差异，这些主张始终带有政略性色彩，都隐含极端民族主义情节，亦即都为日本作为东洋文明代表的合理性作注脚，都期待将中国人乃至整个黄色人种生存的亚洲置于“大日本帝国”的“领导”之下。(10)王俊英：《政教社国粹主义的历史演变》，《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渡户稻造等学者通过用英文创作的方式向国外推介日本文化。新渡户稻造通过英文版《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1899年)向西方读者阐释所谓“武士道”精神及其所蕴含的特殊的日本道德。冈仓天心则在这一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如前所述，在政府层面，为构建新型文化软实力，提升日本文化的国际地位，明治政府非常注重奖励工艺及美术创新，并推动它们走出国门。其中一个主要途径与举措就是参与或自办博览会。据大隈重信主编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记载，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世界博览会时，明治政府派事务长佐野常明率工艺美术家前往参加。而在大久保利通率先推动下，日本最初的劝业博览会于1877年召开。大隈评价“此事诚为诸工艺发畅之原动力，嗣后国内劝业博览会益示进步之势。期间屡屡参与外国博览会，向外国人展示日本制品，相关产品的出口亦益盛。”(11)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866页。

上述政策氛围成为推动冈仓田心积极融入西方社会，推介日本文化的一种外部动力。恰在此时，由于倡导古画运动与当时日本国内的“西方热”相悖，冈仓被迫离开东京美术学校，并辞去帝国博物馆馆长职务。而其在外国友人资助下开办的日本美术院也因经营不善，在1900年举步维艰。1902年的印度之行为冈仓打开了国际视野。受维韦卡南达、泰戈尔、妮维戴特等印度民族主义者影响，以及对古老印度文明的亲身感受，一方面使冈仓认识到亚洲文化的博大精深，产生了“亚洲一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使冈仓确立了对外文化推介的主题，即“东西方文化冲突下，以日本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1904年，经好友威廉姆·比加罗(William Sturgis Bigellow)和约翰·拉法基(Jone La Farge)介绍，冈仓天心前往美国，成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日本部顾问。随着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加深，西方世界对日本和东方的“误解”与歧视也坚定了冈仓天心对欧美进行文化推介的决心。在冈仓看来，西方歧视东方不仅是出于偏见和宗教因素，更主要的是缺乏对东方文化的了解。他指出“西洋的态度很不利于对东洋的理解。基督教传教士到东方主要是传播基督教教义，而非接纳东方文化。西洋人有关东洋的知识，即便不是得自道听途说的不实传闻，也应来自有关东洋文化的蹩脚译本。”(12)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Dover: Dover Publication， 1964， p.4.

二、文化美锦的两种色调

如所周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机器奴役人以及重物质轻人情等弊病，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资本论》等作品中进行了批判。而在亚洲，印度近代哲学家维韦卡南达等学者也对之进行了揭露。维韦卡南达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其科技是先进的，能生产出大量物质财富，但其过度强调物质享受，容易造成人们精神和道德崩溃，“西方的精神力量正被物理科学所带来的机械论和物质论所破坏……西方国家正坐在火山口上，而西方文化随时都有可能被炽热喷发的熔岩所灼伤。”(13)Nikhilananda Swami， Swami Vivekananda—A Biography， New York: Ramakrishna-Vivekananda Center，1989， p.46.对于如何医治资本社会病，维韦卡南达给出的答案是强调人的精神和道德修炼的东方精神文化，他提出“吠陀宗教中宣传的灵魂的神圣性以及存在的统一性，可以治愈印度和全世界大众的创伤。”(14)Nikhilananda Swami， Swami Vivekananda—A Biography， p.46.而在日本，涩泽荣一等人也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过分追求财富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如何应对这种不良影响，涩泽荣一的答案是“论语加算盘”，而冈仓给出的答案是日本文化之“美”。(15)Okakura Kakuzo， Morden Art from a Japanese Point of View， p.214， 2010年12月7日。http://www.hathitrust.org/access_use#pd-google， 2017年10月28日。

冈仓首先大力推崇日本茶道之“美”。在其名著《茶之书》中，冈仓写道：“日本茶室的布置原则与西方室内装饰有很大不同。西方人永远将室内塞满各种各样的绘画、雕像与古董，给人一种庸俗的炫富感……其装饰只是将东西整齐陈列在壁炉架或其他地方，并没有精心安排，经常是一些无意义的重复”。而日本茶室“每一点布置都苦心孤诣，看似平淡无奇，但于细节中追求的是一种精致与美丽……”(16)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p.44.

其次，冈仓夸赞的是日本传统美术之“美”。他认为日本传统绘画注重对个人思想的挖掘，是对当时工业体系下绘画市场的有力反击。现代印刷业使人们面对的是“机器的冷酷之掌……绘画越来越成为手工活而不是脑力活。而日本书道使人感受到人类触摸的温暖，即使是出自最拙劣的人之手。”(17)Okakura Kakuzo， Morden Art from a Japanese Point of View， p.214.

受维韦卡南达等思想家“亚洲一体”思想的影响，冈仓笔下不仅展示日本文化“美”的特质，而且通过理想化地建构亚洲诸民族以“爱”为共同要素的内在精神的同一性，为西方读者，甚至全世界民众描绘了一幅没有武力与暴力，安宁祥和的“亚洲一体”的美锦。冈仓提出在所谓“爱”的共同要素基础上，亚洲诞生了两大世界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从而将亚洲民族同西洋诸民族区别开来。西洋走的是拘泥于现世利益的殖民扩张之路。西方文明在发轫之初，就在海洋贸易和海洋文明中注入了本性不安分因素，竞争与略夺与其形影相随。(18)周力：《又一种军国主义—冈仓天心和他的“亚洲一体”论》，《共产党员》2015年第10期。故此，西洋处于武力、暴力支配控制之下，而亚洲是非武力的。冈仓指出“阿拉伯骑士道、波斯诗歌、中国伦理和印度哲学思维都诠释着古代亚洲的和平。这是这几大文明拥有的共通生活，虽各有千秋，但要把这几大文明明确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喜马拉雅山把具有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隔开。但那道雪山屏障一刻也无法阻隔亚洲民族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展”，因而“亚洲是一体的”。(19)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Tokyo: Yohan Classics Ibc Publishing， 2007， p.11.就此，日本学者铃村俊辅评价“关于亚洲的论者众多，论考结构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思想等多方面。但是，将‘爱’作为共同要素从正面提出者，冈仓是第一人”。(20)鈴村裕輔：《〈東洋の理想〉における岡倉覚三のアジア論の構造》，《国際日本学》2013年第10號。从前述可知，这种评价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冈仓之前，维韦卡南达等思想家已经提出类似主张，而且冈仓确实是受维韦卡南达影响才提出上述主张的。

从上述主张首先可管窥的是冈仓天心的一般文化民族主义情结。不容否认，这种情结有健康合理之处，对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早期建构也不无裨益。但对其中作为亚洲民族精神同一性的所谓“爱”的共同要素的提法，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尽管佛教、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都有普世性的，强调“爱”的要素，但是在后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两种宗教都曾出现为了追求各自利益的教派纷争，尤其是伊斯兰教更是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甚至更多派别，派别纷争甚至激烈到动用武力的地步。

其次，鼓吹“爱”在日本国内不是冈仓天心个人的专利。戴季陶先生在其名著《日本论》中提出“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及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中学来的。故此，德川时代可以视为中国哲学思想在日本的全盛时期。他们从中国哲学思想中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比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21)戴季陶：《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0页。尽管有这么多的日本学者都鼓吹所谓“仁爱”，但是“仁爱”观念到底有没有普遍植根于日本民众的心底，后来的历史现实证明是否定的。

冈仓虽然绘制“爱”与“和谐”的美锦，但他的“亚洲一体论”最终目的还是要宣扬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合理性与日本文化的优越性。(22)小路田泰直：《岡倉天心のアジア主義·再考》，《寧楽史苑》2013年第58號。或许在其心中根本没有想过亚洲各民族平等相待。这种心态在其代表作《东洋的理想》及《日本的觉醒》等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东洋的理想》本来是一本概述日本美术从飞鸟时代至明治时期发展演变，并追溯作为日本美术源流的中国与印度思想和美术发展历程的美术史方面的著作。但冈仓在讲述美术史的同时，通过关于美术的议论确立了文明论性质的所谓“亚洲”或 “东洋”的概念。冈仓提出“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王朝频繁更迭、外族数次入侵的劫难，日本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完整性，代表了亚洲文明最好的一面”。(23)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p.12.而且，“大和民族吸收的印度与鞑靼的血液保存在了日本民族文化遗产中。这份遗产授予了我们从两方面汲取亚洲精华的特权，因而我们展现了亚洲的整体意识。”(24)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p.134.冈仓认为这种世代“世袭”的力，不是单纯的、美术的外在之力，它促进了新的文化、美术的形成，再加推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新国体的形成，从而在日本构筑了“亚洲文明的博物馆”。(25)小路田泰直：《岡倉天心のアジア主義·再考》，《寧楽史苑》2013年第58號。

在《日本的觉醒》一书中，冈仓提出“13世纪前，儒教与佛教把亚洲连接在一起，文明之花绚烂开放。但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征服亚洲开始，儒教、佛教被破坏，亚洲各国互相猜疑，甚至对立，亚洲进入黑暗时期。”(26)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5， p.10.“直到19世纪末，中、印两国仍沉睡于昔日的文明之光中故步自封。而在日本，两百多年的德川专制政体垮台，古学派、阳明学派及历史学派三个独立的思想流派联袂为新生的日本提供了思想动力”。(27)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p.70-90.

冈仓进而将黑格尔从“精神自觉史”角度对世界历史演进的诠释作为历史分析的科学范本，将其运用到对东方美术及历史的分析中。在冈仓心目中，东洋的时代理念精华从印度经中国一路向东，到日本集大成。结果，日本成了亚洲的镜像，成为东洋历史精神的完美展现。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段，只有极少几个绝对精神的担当者，它们是该时段世界历史发展的领导者，只有它们才能称作“历史民族”。而冈仓认为“日本的绝对性及作为亚洲历史民族的绝对精神只有在亚洲共同体及东洋整体的框架内才能得以成立。而没有日本为代表，甚至作为领导的东洋也会沦落为零散的片段，无法作为统一的整体与西方进行对等竞争。”(28)泊兆：《作为亚洲镜像的日本—读冈仓天心东方三书》，2017年7月11日，http://www.guancha.cn/bozhao/，2017年11月20日。

三、隐于深层的军国主义政略色彩

从冈仓文化活动的表象，人们或许看到的是一个专注于美术、美学的专业人士。其实在其文化活动的深层，冈仓的政治嗅觉是极其敏锐的。(29)周力：《一种军国主义—冈仓天心和他的“亚洲一体”论》，《共产党员》2015年10期。冈仓不仅论证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以及日本作为亚洲、东洋文明代表的合理性，还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战争暴行辩护。冈仓“亚洲一体论”所谓的“亚洲”不止于单纯的文明论的概念，也是地政性概念。它与吸纳以武力为后盾的殖民主义，并以帝国主义为更高目标的日本近代国家走向密不可分。(30)鈴村裕輔：《〈東洋の理想〉における岡倉覚三のアジア論の構造》，《国際日本学》2013年第10號。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亚洲主义”的主要特征有“政略性”“抵抗性”“思想性”三点，其本质是为确保资源等，膨胀性地对亚洲进行侵略的“自体帝国主义”，而其精神支柱是“要将亚洲诸国从欧美列强帝国主义压抑下解救出来”的所谓“义勇精神”，上述理论以冈仓天心为代表。(31)黒田俊太郎：《二つの近代化論―島崎藤村〈海〉·保田與重郎〈明治の精神〉》，《語文と教育》2016年第30期。

冈仓天心文化活动的军国主义政略色彩集中体现在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侵略扩张战争的分析与评价中。就两场战争的起因，冈仓天心首先强调日本国家“爱好和平”的本质。他指出“查阅历史，大家会发现我国国民对维护和平坚定不移的意志……大和民族最核心的本质就是‘从不侵略异域民族’”。(32)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p.203.其次，冈仓强调中、俄两国是日本民族实现独立的外部威胁，中、俄两国才是挑起战争的元凶，才是真正的和平破坏者。他指出“1894年，朝鲜半岛的生存受到中国威胁，我国才不得以和中国开战。出于同一原因，我们在1904年和俄国开战……俄国染指朝鲜，除了大和民族外没人进行抵抗……‘慈悲心’迫使我们去恢复朝鲜作为我国合法领土的特权，就如同我们在古代所做的那样”。(33)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p.204.

冈仓天心进而评价“日清战争显示了日本在东亚水域的最高权威，使中日两国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密。……实现在东亚的领导权是我们祖先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夙愿，现在的胜利更激发我们要承担起作为亚洲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恢复日本历史的理想，而且要重新恢复亚洲的统一，这是日本民族的使命。”(34)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p.134.冈仓又提出“只有日本建立了能反抗西欧人的军队，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国，只有在日本领导下亚洲各国实现一体化，建立亚洲诸民族的强大组织，才能对抗西方的侵略”。(35)原野：《十九世纪晚期日本的“脱亚入欧论”与“亚洲一体论”》，《工会论坛》2008年第1期。由以上论述可知，冈仓认为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已确立东洋大国地位，并肩负着复兴亚洲的特殊使命。这样的言论不仅仅要向西方社会展示日本作为亚洲大国的“大国担当”和“睦邻意识”，而且把日本“东洋盟主”的侵略意向合理化了。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讲“亚洲已被等同于日本，日本定义了‘亚洲意识’的具像，确定了其各部分的特征，并将它们整合到日本框架中。”(36)Brij Tankha， ed.， Okakura Tenshin and Pan-Asianism: Shadows of the Past， New Delhi: Sampark， 2007， p.54.

对于在战场上为天皇效忠的士兵们，冈仓天心则提出“粲花论”，(37)粲花之论：粲花意为“鲜艳的花朵”。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粲花之论》记载“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对其体现的武士道精神大加赞扬。他强调“很高兴看到日本民众在现代战争中的英勇牺牲精神，这表明古代日本精神犹存”。(38)Okakura Kakuzo， Morden Art From a Japanese Point of View， p.214.冈仓认为正是武士道精神的张扬使日本民族自强团结，免于像东洋邻居一样惨遭西方列强蹂躏。“为保卫日本海岸的独立，日本妇女不再‘对镜贴花黄’，而是把镜子投入火中，用其燃起的熊熊烈火为自己的‘爱国’热情作证。同样，掌管国家方向的舵手们也深知未来等待日本民族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要反抗被称作‘西方式野蛮’的西方列强……与此同时，也是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连躬耕于土地上最卑微的农民也享受到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大国荣光。”(39)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p.129.对于以武士道精神作为基本准则的《军人敕谕》，冈仓评价其是大和民族道德准则的基石，并声称“当任何说法都驳不倒这个囊括了宇宙中最高敬意的信条时，它被纳入了帝国教育体系中。”(40)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p.130.

与此同时，冈仓认为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也是日本实现举国一致的重要因素。他指出“政治的争辩正如稚气未脱的孩童的争吵(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在考察英、美国会及宪政后得出同样结论，并使日本最终选择了普鲁士式的皇帝集权的军国主义宪政之路，制定颁布了明治宪法)，1889年颁布的宪法解决了这一弊端。天皇的每一句神谕都可以抚慰政府人员及其反对派，即使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双方也会因这份崇敬转而默不作声。”(41)Okakura Kakuzo， The Ideal of East， p.130.

从以上论述可知，在冈仓看来，武士道精神、“万世一系”的天皇都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气质，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气质，日本才会面临西方的侵略而不倒，具备领导东洋各国的资格。从冈仓对武士道的狂热和天皇制的倾倒，可以看出其作为一名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但这种爱国热情的另一面，是趋近于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及实践的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幽灵。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冈仓的亚洲主义在日俄战争前具有借助如“家元制”的艺术外的力量、“弱者的抵抗”的性质，到日俄战争后才跨越这一界限。(42)小路田泰直：《岡倉天心のアジア主義·再考》，《寧楽史苑》2013年第58號。但从上述史实看，冈仓天心文化活动的军国主义政略色彩是一贯的。

总之，在面临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与挑战的近代文明转型之际，日本政府与文化精英都表达了对建构新型文化软实力的强烈诉求，并互相呼应。而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伴有一般与极端两种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其中代表的冈仓天心以艺术为媒介，以西方人为主要观众，竭力呈现以“爱”与“和”为精神基础的日本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的“优越性”，呼吁“亚洲一体”，共同对抗欧美列强。但与此同时，冈仓等知识分子又宣扬日本文化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甚至直接谋求文化霸权，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鼓与呼。这反而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行径，会侵蚀其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及文化形象。正如美国1924年法案所宣称“如果日本不改变过去和现在的意识形态教育(军国主义教育和神道教教育)，那么它永远不会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和平的一员。”(43)Committee on Japanese Legislation Native Sons of the Golden West: Why the West Cost Opposes the Japanese， San Francisco: Committee on Japanese Legislation Native Sons of the Golden West， 1944，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