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兵

（1.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 200072；2. 上海市国土资源调查研究院，上海 200072）

2017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02个，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13个[1]，这些大都市周边的乡村比传统乡村区域受到更强烈的城市化影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明显。上海作为中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90%以上[2]。然而，上海乡村与建成区之间同样存在明显发展差距。2015年末上海行政村数量为1585个，自然村数目达到3.4万个，其中30户以下的零星分布自然村占到77.56%[3]。乡村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吸引力逐年减弱，农村户籍人口由2006年194.78万人下降至2013年142.76万人，外来人口在内的农村常住人口也呈现年均4%的下降[4]。零星分散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和日益减少的乡村人口导致新增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不仅难以达到最低服务人口门槛，且新增服务成本也将居高不下[5]。因此，亟需客观评估乡村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现状，精准诊断和识别出适宜增加公共服务的乡村区域，真正提高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目标的落实。

可达性是居民克服距离和出行时间等阻力到达一个服务设施或活动场所的愿望和能力的定量表达，它是衡量公共服务空间分布合理性的重要指标[6]。可达性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主要划分为空间因素和非空间因素[7-8]。空间可达性强调可达性的空间属性，指区域内任意一点到达最近的公共产品服务中心的时间或距离，忽视收入、偏好、阶层等经济社会属性对可达性的影响[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