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羿佑，宋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导致的土地利用竞争使我国耕地资源数量不断减少，耕地保护工作面临持续压力[1]，尽管我国运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等手段实施了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但由于欠缺适当的激励机制，耕地保护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因此亟需构建合理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对耕地资源保护的主体给予有效的激励，提升耕地保护的实际效果。在实践方面，国内部分地区（如四川成都，广东中山、佛山、东莞，江苏苏州，浙江慈溪等）纷纷开展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3]。相较而言国外在耕地保护激励方面的实践更为成熟，往往通过设置保护地役权（conservation easement,CE）和可转让的发展权（transferable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来实现，其中保护地役权的核心在于从土地产权中剥离出土地发展或建设的权利并有偿转让给政府或非盈利组织，土地所有者可继续保留耕种、遗赠及转让等权利束中的其他权利[4]。而可转移发展权交易的实施需设置发送区、接受区，并明确可出售的TDR、接收区经许可的额外开发密度以及接受区TDR需求等内容[5-6]。在理论研究方面，当前对于耕地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7-9]，耕地保护补偿的分区[10-16]，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测算[17-24]等方面，其中合理划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是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