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佳璇

摘要：出生于乡村士大夫家庭，受儒家传统学术知识教育长大的梁启超，在1890年北京会试期间首次接触到大量关于西学的书籍，后在同学介绍下结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康有为对传统学问的无情批驳和对西学的讲授都对梁启超形成了巨大的震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境况中再次抬头，加之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梁走上了一条不断寻求变革的经世之路。

关键词：梁启超;新民说;经世致用

一、梁启超政治意识的激发——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价值观

“仁”一直是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观念，虽然“仁”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并非一成不变，但它始终保留了一些固定成分。通观《论语》我们可以发现，“仁”的概念是和“忠”、“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忠”和“恕”实际上指向了“仁”的内涵向内和向外两个不同的向度。“忠”表达的是向内的自我实现层面，“恕”表达的是由己及人的社会实践层面，二者构成了“仁”的双重指向。

因此要满足“仁”这一观念对人生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的要求，就必须通过向内：塑造自身的道德修养——修身和向外：扩大这种道德修养对他人的影响来实现。因此实现“仁”的理想，“忠”与“恕”二者缺一不可。而在儒家思想中，实现“恕”的义务被预设了只能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才能实现。这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仁”这一观念中的体现。修身与经世是实现“仁”的两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要做到所谓的“内圣外王”。因此，儒家思想是具有实用要求的，它不是一种单纯对个体的内在约束，更是要寻求在社会中的实践。

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中抬头，很明显通过考察梁启超的经历，可以发现经世致用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他拜康有为为师，接收新思想;与康共同参与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经世路径在不断的修正和革新中延伸。纵观梁启超实践经世思想的过程，其路径可分为两种：一是上书变法对政治制度进行革新;二是撰写系列文章，以求塑造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公民人格。

二、梁启超实践经世理想的两条路径——政治革新和思想启蒙

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清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以康梁为代表的1300多名举人的愤怒，联名抗议《马关条约》，呼吁变法。

洋务运动对西方的学习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此后的有志之士都看到仅仅依靠“中体西用”已无法改变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向西方学习，不触及封建中国的统治秩序，无异于隔靴搔痒。变法的诉求就在“公车上书”中被首次提出了。

在“公车上书”这一阶段之前，康有为通过向朝廷上书和朝廷官员之间进行游说来达到政治改良的目的。

但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梁改变了政治策略，他们除了向朝廷上书以外，在民间展开政治活动以求得到一般士绅阶层的支持。同时通过创办杂志，组织全国性的学会来传播新的思想和知识。这一策略上的重大转变表明，康梁的政治参与途径由向皇帝上书的自上而下方式发展为了由民间而起的自下而上的参与途径。

1898年实施的戊戌变法，则是对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策略的突破。维新变法对于学习西方的要求已不再停留于思想文化层面，进一步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维新变法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对封建纲常伦理都进行了明确的否定。

戊戌变法最终失败，随着变法失败，维新的成果也被摧毁殆尽。但在这个过程中康梁通过上书变法的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寻求制度变革的可能，这是康梁经世理想的一次政治实践。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变法对政治制度进行革新的探索只能搁置。于是梁启超转而通过发表系列文章以实践其经世理想。

三、以公德为核心塑造现代公民人格——《新民说》

《新民说》是由梁启超最初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系列文章汇编而成。在《新民说》中梁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思想。纵观梁启超所倡导的这些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启迪出一种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性”，也是对其经世致用理想的实践。

《新民说》的命名应当出自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亲民”一词的解释，这也说明儒家经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修养和对人的革新。梁启超的《新民说》除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当时他身处明治日本的新思想环境中，也对西方价值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促使梁在《新民说》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

在《大学》中，新民是指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但梁启超指出仅仅依靠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已不足以囊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公民应具备的质素。因此，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传统的儒家道德进行了分类和补足。他指出凡属个人生活领域的道德则为私德，凡属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则为公德，二者共同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道德体系。

因此，道德便具有了两层内涵。从这一内涵出发，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私德已很发达，而公德则处于停滞状态。他研究了西方伦理道德体系，据此对中国旧有的伦理体系进行了分析。梁启超将父子、兄弟、夫妇归属于家族伦理;朋友归属于社会伦理;君臣则归属为国家伦理。形成了一种由小及大，由个体到集体的伦理体系。他还对传统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进行了批判。

梁启超认为公民应当对统一之国家具有认同感，他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喻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指出了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旧道德的忠君思想，说到底是一种私人与私人的关系。他指出官吏除对于君主个人负有责任，更对广大社会群体负有责任，这是官吏处于“公人”地位的应有之义。而与之相对的是，纵观当时的国民，“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1）。不仅官吏心中无国家，国民心中也无群体。无群无国则无以立，公德的缺失正是中国当时国道衰落，政治不进的原由。

“群”这一概念是新道德的立本之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2）由此可见，梁启超所建立的新道德对于儒家传统旧道德在利群方面作了重要修补。“群”的内涵除了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之外，还包含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缺乏真正的国家思想，是不利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

梁启超认为公民当具备的国家思想应包含如下四个层次，“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外族而有国家，四曰对于世异而知有国家。”（3）梁启超认为中国人长期以来是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他指出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国家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自大心理是国家思想缺乏的主要原因。同时他指出，中国人是只知有个体而不知有国家的，则又回到公德缺乏的问题上。所以，公德的缺失与国家观念的缺失直接相关。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公德”的极力强调，表现了其对“恕”这一思想的积极实践。《新民说》体现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以文字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思想啟蒙，其目的在于为近代中国塑造一个理想的公民人格。

注释：

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3]宋仁.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4]王明雨.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J].天津大学学报，2004（1）.

[5]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3）.

[6]席志武，于瑞.梁启超“新民论”思想的历史生成与文化内涵[J].东方论坛，2017（6）.